1973年6月11日晚上9点多，江青正在10号楼餐厅吃饭，她打铃叫我，我立即快步进入她的餐厅。
她眯缝着眼晴，一边吃饭，一边摇头晃脑地听着她喜欢听的程砚秋的京剧《荒山泪》录音，看到我进去就问道：“现在几点了？”
“9点15分。”我回答。
江青说：“南斯拉夫有一张电影（她习惯将一部电影说成是一张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前几天我看过，这张电影很不错，从内容、摄影、故事情节到演员的表演艺术都不错，值得一看。你给他们三位（他们三位是江青的专用代名词，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位）打个电话，就说我现在正在吃饭，吃完饭以后到17号楼去看电影，就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张电影，问问他们如果想看的话，请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看，告诉他们如果有事，不想去看也不要勉强。”
党的九大以前，江青想叫他们陪着看电影的时候，叫我通知他们时口气很大，她说：“我要去看电影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去看。”那时，他们接到通知谁都不敢违抗，是必须到场的。党的九大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着政治地位的升高，江青通知他们看电影就常有不去的时候。江青通知他们看电影的口气也发生了变化，开头增加了一个“请”字，结尾增加了“不要勉强”四个字。
江青口气的变化，不是说明她比以前谦虚了，懂得礼貌了，说话温和客气了，而是说明江青对张、姚、王他们不愿意陪她看电影有不满情绪，但又怕伤了他们之间的和气，因小失大。
我遵照江青的吩咐，从她的餐厅出来到门厅服务台拿起电话给姚文元的郭文秘书打通了电话：“你是郭秘书吗？江青同志叫我告诉姚文元同志，她现在正在吃饭，吃完饭以后去17号楼礼堂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姚文元同志想看的话，请他和江青同志一起去看，如果他有事，不想去看也不要勉强。”
郭秘书说：“老杨，你别放电话，我马上去报告文元同志。”大约过了半分钟的时间，郭秘书在电话里说：“杨秘书，我报告了文元同志，他说这部电影他看过了，今天晚上就不去看了。”“那好吧。”我随即扣上电话。
接着我又拨通了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的电话，我把给郭秘书打电话的内容重复了一遍，请他报告张春桥。严秘书报告张春桥以后，回答说：“春桥同志说他刚看过这部电影，今晚他不去看了。”
紧接着，我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打电话，回答是：“洪文同志说，今天晚上有事，不去看电影了。”
我刚刚给他们三位的秘书打完电话，江青一边剔牙，一边慢腾腾地从餐厅走出来，我走过去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去看电影的回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她。
江青听了以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把牙签从牙缝里抽出来，小声说：“还有一张电影，也是南斯拉夫的，叫《桥》，打电话问问他们看不看？我先走了。”
我又拿起电话正准备拨号码，江青要出楼门，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们去不去告诉我一下。”江青说完就出了楼门，到17号楼看电影去了。
江青走了以后，我按照第一次打电话的顺序，给他们三位的秘书又打了电话，他们回话的内容和第一次是同样的，都不去看了。
我打过第二次电话以后，迅速从10号楼跑到17号楼礼堂，当时，电影已经开始放映。我走到江青旁边，蹲下去，小声报告她：“他们三位都不来看电影了。”江青看电影时，最讨厌别人跟她说话，所以，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
江青听了我的报告，把脸一沉，说：“那好吧，我一个人看，你去吧。”
我报告完了江青，又很快回到10号楼，给江青收拾文件，该发走的发走，该收起来的整理好，收起来。又把秘书局送来的新文件登记好，把江青第二天要看的文件精细地挑选出来，分别放进有关的文件夹子里。工作忙完了以后，我走到楼厅坐在沙发上等候江青看完电影回来。
给江青当过秘书的，无形中就形成了一条规矩，她出去开会、看戏、看电影或者到外边散步等，秘书估计她快回楼了，赶快到楼厅迎候，等待她对秘书交代事情。如果她一进楼厅看不到秘书，她就不高兴了。即使是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她也会派别的工作人员把秘书叫去，质问秘书干什么去了？她经常怀疑秘书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跑到外边搞什么名堂去了。是不是向坏人通风报信去了？由于江青这些可怕的怀疑和解释不清的质问，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秘书到楼厅等候江青的规矩。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这两部电影都比较长，估计看完需要四个多小时。晚上9点50分开始放映，我11点左右开始到楼厅等候江青，怕她看不完就回来。我一等不回来，二等不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还没有回来。心想：江青今天晚上怎么这样大的精神气儿，一晚上看了几部电影啊？
等到5点30分左右，我听到外边有汽车的声音，估计是江青回来了，服务员忙去开门，我也前去楼门口迎接。门一打开，我一愣，进来的不是江青，而是汪东兴。
后来我才知道，汪东兴刚刚吃了安眠药，还没有睡觉就匆匆地赶到钓鱼台。由于安眠药起了作用，所以他走路不稳，跌跌撞撞地进楼了。我看他那个样子，赶忙过去搀扶他坐在沙发上。我不解地问：“汪主任，这样晚了，你干什么来了？”。
汪东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小杨，你现在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吧。”
我听到“跟我走吧”四个字，耳朵嗡的一响，脑子就蒙了。要我走？难道我……犯错了？等了一会儿，我稍微镇静了一点就问汪东兴：“为什么叫我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汪东兴看了我好长时间，然后把手往两边一摊说：“你问我这些，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看电影的事吧。先跟我走，到中南海我住的那里去，有什么话去了以后再说。”
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但是，不能不清不楚地离开，说不清楚我就不走！我非常气愤地说：“江青同志9点多钟就到17号楼看电影去了，我一直在家等着她，看电影有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汪东兴很为难地说：“现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总理家里，你如果不离开这里，江青就不敢回来，总理就休息不了，你看怎么办？还是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吧。”
汪东兴似乎从我紧锁的眉头上看出我心中的委屈和无奈，他把我拉坐到了他的对面，很耐心地开导我，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不能消除我内心的疑惑，但有一点我是想通了：他们三位在总理那里不走，总理不但没法休息，他老人家也一定会很为难。汪东兴把我带出钓鱼台，总理肯定会知道。他是了解我们的，即使是江青下了毒手把我关起来，总理也会想方设法保护我的。因为我曾经跟周总理和汪东兴说过：“我们在江青这里工作，是一只脚在监狱外，一只脚在监狱内。不知江青何时不高兴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你们一推我们就进去了，你们一拉我们就出来了。”他们说：“我们了解你们。”我走了，他们不会不管我。再说我一个平民百姓的小胳膊跟江青的大腿较什么劲呢？走就走吧！
我简单地收拾了我个人的衣物，和同事们告了别，我看到大家的眉头都在紧锁着，心情都不太平静，接着我乘坐汪东兴的大红旗轿车，离开了工作五六年的钓鱼台，出东门时，我回望那幽雅别致的亭台和楼宇，那茂盛的树林，湖面上的田田荷叶，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我心里难过并不是我不愿意离开10号楼那个可怕的鬼地方，而是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我的老婆孩子还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下场将是什么？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
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汽车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汪东兴一直沉思着望着前方，也没有问我什么。汽车在平坦宽广的长安街上疾驰，我只听见马达嗡嗡，我的脑袋嗡嗡，沉默笼罩了整个世界。
过了大约有20分钟的时间，汽车就开到了中南海的南楼。下车后，在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同志的引导下，来到汪东兴的会客室。由于我心里忐忑不安，所以进入会客室时并没有注意里面还有什么人，我把我的东西放下，坐在沙发上，才发现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在这里。我赶忙站起身子，问大周：“怎么回事，你怎么也在这里？”
他气愤地说：“咱们两个是同样下场！”
我和大周是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谁都没想到，一夜之间都离开了钓鱼台，在这里相会。尽管彼此遭遇相同的命运，但能意外地在此相遇，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时汪东兴进来了。
我们回坐到沙发上，汪东兴问我：“杨银禄同志，你说说江青让你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陪她看电影的经过。”
我原原本本地把江青叫我给他们打电话的内容和经过给汪东兴作了汇报。
汪东兴又把目光投向周金铭：“周金铭同志，你把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和看电影以后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去的情况说说。”
大周说：“江青从10号楼出来就直接到了17号楼，她先看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刚刚看了一半，江青就说不想看了，看样子情绪很不好，气冲冲地去了9号楼（张春桥、姚文元都住在这里）。我紧跟在她的后边。她一进楼门就大声叫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一会儿，我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迎接。”
“他们三位到了大客厅以后，江青问他们：‘今天晚上的电影你们看过了没有？’张春桥也没有问江青指的是什么电影，就脱口而出：‘我没有看过。’江青指着姚文元问：‘文元同志，你看过了没有？’姚文元显得有些紧张，就模棱两可地说：‘我看过还是没有看过，我记不太清楚了。’这时江青非常愤怒，拍着沙发，大声喊叫：‘杨银禄是谎报军情，是有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大周你到礼堂查查放映员的放映记录，看看他们到底看过了没有。’”
大周说：“我遵照江青的命令，立即跑到17号楼礼堂，找到放映员，详细查了放映记录本，记录本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张春桥几月几日几时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几月几日几时看过《桥》。姚文元几月几日几时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我把调查的记录递给江青过目，她看了记录以后，根本不相信我的调查记录是真实的，将它用力扔到地上。要张春桥、姚文元坐他的汽车到中南海找周总理，要总理下命令把我们抓起来。于是他们三个就来到中南海，江青对总理说：‘杨银禄谎报军情，他根本没有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看电影，他说他们看过了，不想去看了，他是有意挑拨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大周和杨银禄同流合污，他搞的那个调查是假的，杨银禄是现行反革命，大周也不能用了，都要隔离审查，总理如果不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我就不走了。’”
“周总理一眼就看出江青是在无理取闹，耍家长作风，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内急去方便方便。’总理趁这个机会就到你这里来了，情况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汇报，低着头，轻轻地只说了一句话：“我都明白了。”
汪东兴说：“总理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觉了，值班的秘书孙守明同志把我叫起来，他说，总理找你，我说，天这样晚了，总理找我作什么呢？他说现在总理已经到你的办公室了，快点起来吧。我听了以后，赶紧起床，来到办公室，总理简单地说了说情况，并叫我和他一起到西花厅，当我和总理到了西花厅以后，看到他们三个不高兴地还在那里静静地坐着等着总理。江青看到我们立刻站起来了，瞪圆了眼睛，惊讶地质问总理：‘我们来到这里是叫总理把杨银禄、周金铭抓起来，你怎么还搬兵来了呢？’总理据理说：‘他们两位同志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归汪东兴同志负责领导，你认为他们有问题了，我把他们交给组织审查处理，这有什么不妥呢？’我说，他们即使是有问题，又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抓人呢？还是总理说得对，把他们交给我处理，以后我把处理的情况向总理报告。江青显然对总理和我的话很不满意。总理这时反过来质问江青：‘江青同志，你说杨银禄和周金铭同志是反革命分子，除了今晚看电影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问题吗？’江青不高兴地说：‘你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我再给你证据。’总理说，这不行，这样就搞颠倒了。我想赶快脱身，就说，我现在就去钓鱼台10号楼把杨银禄同志接出来，江青同志好回去休息，否则，你怎么回去休息呢？说完，我抬腿就走了。”
我们回忆当晚的情况，时间过得很快，说着说着就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了，这时，中央警卫团后勤部的姜燕亭政委，带我们到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吃饭。饭后，他又带领我们到了中央警卫团团部，把我安排在政治部周广益主任的办公室（周主任患癌症住进医院），把大周安排在王连龙副政委的办公室（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支左）。
姜政委给我们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出中南海，不准回家，不准告诉家属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俩尽量少见面。”
姜政委给我们规定的五个不准，是对我们的软禁，还是保护？一时把我搞糊涂了。
如果是软禁，我们却没有发现有人对我们进行监视，我和大周在一起也没有人干涉，吃饭、上厕所也有自由，组织上还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报纸、中央文件叫我们学习。即使是对我们进行审查，也不会把我们放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后来我想之所以给我们规定了五个不准，可能是怕江青知道了我们在中南海，防止她再找我们什么麻烦。这样想来，我们还是认为组织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我们虽然理解了组织上的用心，并严格遵守五不准的规定，但是情绪仍然无法平静下来。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他们不知道我们出了什么事，也不晓得我们在什么地方，他们肯定会心急火燎的，而且我们今后还会不会遇到更大的风险，难以预料啊！白天日子好过，晚上却难熬，真是度日如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暗暗地伤心流泪，几次泪水都把枕巾浸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