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警卫团，特别是担任江青秘书期间，曾经多次近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四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五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四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我们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队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4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1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10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1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了，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毛主席要跟我握手，我没敢握
1962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3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你们好。你们种的这东西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白薯，有的地方叫地瓜。这东西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我们齐声回答。
“你们是警卫团的同志吧？”毛主席又问。
“是。”我抢先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解放军既能保卫祖国，会打仗，又能参加生产劳动，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国民党的军队做不到，所以失败了。”
我们都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聊了几句话，才回到马路上，顺着马路向浴场的方向走去。
“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四天后的下午，我和一位战士游泳后正在北戴河第四浴场打乒乓球，看到毛主席也来到第四浴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在第五浴场更衣、洗澡和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到了第四浴场，大概是散步走到这里来了。当毛主席进来以后，坐在乒乓球台周围的同志都站了起来。我和那位战士也赶紧把球拍轻轻地放在乒乓球台上，与大家站到了一起。
毛主席看到这种情景，笑着说：“大家怎么了？我一来你们怎么不玩了？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们。”大家听了毛主席幽默的话以后，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接着打趣地说：“你们不打，我来打。”说完，他拿起球拍，然后转身四周看了看，问道：“谁来跟我打？”
一位三十多岁的地方干部自告奋勇地走了过来，说：“我来跟主席打。”
毛主席说：“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说完，他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就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
毛主席球艺不错，但因身材高大，动作的敏捷性显得不够。
由于那天比较炎热，室内又没有空调，不一会儿毛主席就满头大汗了。
毛主席放下球拍，高兴地说：“走了，游泳去了。”
毛主席和我们合影
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整个广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气氛热烈。当美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时，人山人海的广场沸腾了，欢声雷动。
第一批焰火放完之后，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回到大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觉得肚子饿了，就向服务人员要了几个包子吃。
我们在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早就想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这回正是个好机会。想到这里，我马上请示江青跟主席说说，可江青犹豫了半天，不敢跟主席说。她说：“小杨，我可不敢说，主席难得休息一会儿，还正在吃东西，不好说呀。”
我怕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就又对主席的保健护士刘小燕说了我的想法，刘小燕爽快地答应跟主席讲一讲。
刘小燕很快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来，合个影！”
这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快步走了过去，江青也过去凑热闹。毛主席指着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来一起合个影。东兴、耀祠同志也来吧。”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毛主席：“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39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女士（程砚秋已于1958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温度比较低，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10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我们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75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目睹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情景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那天上午10时，我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杨秘书，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今天下午3时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特殊情况的都参加。江青同志如果身体好、精神好的话，也请她参加。”中午12时左右，江青打铃起床了。过了半个小时，护士赵柳恩告诉我，江青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你有事要向她报告的话现在可以进去了。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她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到下午1时，汪东兴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江青同志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请她先不要动身，等我的电话。”我放下电话，立即报告了江青。汪东兴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既然是他来电话，江青就明白了。她机敏地说：“今天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快给我备车，我也去参加。”看来她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我说：“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青高兴地说：“好，好。”紧接着，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又打来电话，说：“总理请江青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汪东兴为什么不叫江青去得太早呢？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到，追悼会是不会开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没有取暖设备，江青又怕冷，万一她感冒了会受埋怨。下午2点半左右，汪东兴来电话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可以出发了。”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很快走出楼房，上了汽车，20分钟就到了八宝山。江青对气味特别敏感。她一进礼堂的西休息室，就习惯性地抽动了几下鼻子，问道：“怎么，有煤气味？”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赶紧解释说：“今天天气太冷，这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怕冻着首长们，临时在这里生了一个炉子，这是总理安排的。”江青听了后没有再说什么，就去问候陈毅的夫人张茜。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过去迎接毛主席，江青也过去迎接。毛主席没有与迎接他的中央领导人说话，也没有握手，却主动走过去紧紧握着张茜的手，向张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坚定而大声地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这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虽然相隔只有15个月，但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红光满面不见了，神采奕奕没有了，稳健有力的步伐没有了；整齐的发型和衣着也没有了，头发和胡须长长的，脸色很不好看；里面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毛巾料睡衣，外穿一件灰色大衣，人显得苍老多了。张茜和她的子女们搀扶着他缓慢地步入大礼堂。
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当毛主席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他也向我点了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参加追悼会，这次他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可见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深深的怀念之情，这一次，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1973年6月，我离开了钓鱼台，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团工作，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