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同志能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在我担任江青的秘书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周总理的机会比较多，同时受到总理的直接关心、照顾和帮助也比较多。其中有几件事使我深受感动，永远不会忘记。
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一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给总理送一份文件，他接过文件以后，亲切地对我说：“银禄同志，请坐下，我现在有点时间，想和你聊聊。”
由于总理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可亲，所以，我一点也不拘束。一张大长条桌，他坐在桌子的南边，我坐在桌子的西边。我和总理挨得非常近。总理问我多大岁数，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粮食够不够吃，个人有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在这里工作难度较大，有好多事不好办。”
总理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问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是说通过你的努力，也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例如你和你的家庭遇到特大困难无法克服啦，由于某种因素你的亲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啦，等等。”
我不想麻烦总理，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还是说出一个情况。我说：“我的二姐夫叫李汉章，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造反派硬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将他不明不白地抓走了，已经三个多月了，到现在毫无音信。我姐姐整天哭泣，她现在是望眼欲穿，急切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
总理非常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关切地问道：“你姐夫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单位的造反派将他抓走的？”
我说：“他在河北省定县城关区任副区长，是被城关区的造反派抓走的。”
总理在信笺上认真记下了我姐夫的名字、工作单位，并说：“此事我请东兴同志通过中办了解一下，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能够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第三天，姐姐给我打来电报，说：“你姐夫被安全送回家，勿念。”
有一天，总理到钓鱼台11号楼与江青谈工作，总理一进楼看到我就问：“银禄同志，你姐夫被放回家了吗？”我非常感动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姐夫已经安全地回家了。”总理说：“那好嘛，不用谢，我说过，对老干部能保护的就保护。你们定县的革命群众还不错嘛，还是听话的嘛。”
过了一周，姐夫给我来信，其中有一段写道：“造反派抓我的时候，气势汹汹，又推又搡，放我的时候客客气气，还给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了，请你原谅，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态度反差这样大，转变这样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把人搞糊涂了。”
我接到信以后，由于保密的原因，回信时我没有告诉姐夫是周总理保护了他。直到1994年，姐夫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我才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年过七旬的他，听了以后，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
组织专家为我治病
1969年冬季的一天，我突然患病，发热、腹痛，又吐又泻，全身无力。正巧，这天江青也感觉身体不适，请吴阶平大夫来到钓鱼台11号楼，为江青看病。吴大夫是我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人品极好。
吴大夫给江青看完病，发现我气色不好，躺在前厅的长沙发上，便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是。
趁吴大夫得暇，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吴大夫。经过询问、触摸，吴大夫确诊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可能已经化脓了。
吴大夫向江青报告说：“杨秘书患了阑尾炎，估计化脓了，再不手术治疗，就有穿孔的危险，请示你尽快送他到医院治疗。”
江青听了以后，先是一惊，很不高兴地说：“那好吧，快去快回，我这里的工作离不开他。”
动手术那一天，周总理派去了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卞医生遵照总理的嘱托，不仅请去了吴阶平，还请去了著名的外科专家吴尉然和心脏科专家黄宛到三〇五医院会诊。最后决定由吴尉然大夫主刀，其他三位专家配合。
做完手术，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平静。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委派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到医院看望我。
王良恩对我说：“总理和邓大姐对你很惦记，他们知道你心脏不好，怕你休息不好，特意嘱咐我尽量在医院给你安排一个单间住。三〇五医院刚成立不久，房子紧张，你住的这间房子是一位副院长的办公室腾出来的。”
听了王良恩的话以后，我又一次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王良恩接着说：“你的手术很成功，总理和邓大姐知道以后很高兴，今天特派我来看望你，叫你不要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养病。总理说，你们那里的工作很繁忙、很辛苦，精神高度紧张，现在你在医院里静养几天，也是个精神调节、缓解的过程。”
王良恩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一袋香蕉和一袋红苹果对我说：“这是总理和邓大姐给你买的。邓大姐还叫我告诉你，手术以后，能下床活动的话，尽量早一点下床活动活动，先小活动，以后逐渐加大活动量，别光躺在床上不动，防止肠粘连。”
我激动得哽咽着对王良恩说：“请你报告总理和邓大姐，我非常感谢总理和邓大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一定按首长的嘱咐，安心养病，病好了，早日回去工作。”
又过了两天，总理和邓大姐对我还是放心不下，又委派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杨德中到医院看望我。
杨德中说：“总理说，你们在那里工作很辛苦，也受了不少委屈，在你们有困难的时候，组织上要多一些同情、安慰和关心，对每一位干部和职工既要使用，又要关心，关心是为了使用，使用必须关心，这是领导同志的职责，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凡是在江青那里工作过的，都知道江青有几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其中一个就是打铃声。江青给我们规定，她打一声是叫秘书，打两声是叫护士，打三声是叫警卫员。打铃叫谁，谁就必须马上到，半分钟也不准耽搁，也就是说铃声停，人即到。她不能等人，稍微一等就发脾气，轻则满面怒容，训斥、谩骂，重则扣大帽子。
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三层一个小会议室开会。由于会议内容保密，工作人员便都在一层等候。一层没有电铃，江青有事找我就叫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打电话让我上去。
我接到电话，想坐电梯上去，可是电梯停在三层，等着中央领导散会时乘电梯下来。我只好从一层往三层爬。人民大会堂的楼层特别高，从一层到三层有104个台阶，我快速爬到三层以后，已是气喘吁吁，嘴唇青紫、脸色苍白。
我开门进入会议室时，总理正在发言，总理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停止了发言，从沙发上站起来，很严肃地问我：“英路同志（江青给我改的名字），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江青说，“是我叫他上来的。”
总理说：“我是问他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总理仔细看着我，更加严肃地对我说：“你不晓得你的心脏不好吗？我的医生告诉过我，你得了器质性心脏病，你要学会保护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难道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江青说：“我是个急性子，你是晓得的，我叫他们的时候，都得快速到我的身边，他们怕我着急，这是他们养成的习惯。”
总理听了江青的解释，坐回沙发上，对江青说：“英路同志的心脏不好，不能使他过分紧张，否则会出问题的。”
江青说：“小杨有心脏病，我怎么不知道？唉，即使心脏有点小毛病，也没必要大惊小怪的，一个青年男人，没那么娇气，活动活动也许会好些，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叫服务员把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找来，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对张大夫说：“把我常用的治心脏病的药给英路同志一瓶，咱们今天定下来，从今天起，你每个月给他一瓶。”
医生点点头说：“好。”
这时，所有在场上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我手中的那瓶药上。此药叫“普鲁卡因酰胺”，属于心血管类药，用于抗心律失常，抗心动过速，钠通道阻滞。从那天起，总理的医生每个月准时给我一瓶，直至我离开钓鱼台。
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1年底的一天下午，服务员李仁庆发现钓鱼台17号楼大客厅的西门门轴在开关门的时候老是吱吱作响，他出于好意，主动到机关借了一个小油壶往门轴上膏几滴油，想润滑一下。小李膏油的时候，用手指按动油壶底部，按一下就发出一声“吧嗒”的声音，按动得越快，“吧嗒”的声音频率也就越快。
小李刚刚膏了几滴油，江青就从客厅的东门进去看文件了。由于西门里面被一个大屏风挡着，小李看不到江青已进入大客厅，继续膏油。
江青听到“吧嗒”“吧嗒”的声音，立即惊慌起来，怀疑有人往枪里安装子弹企图打死她。
江青打了一声长铃叫我，我进入大客厅以后，看到她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精神十分紧张。
江青用颤抖的声音小声对我说：“小杨，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有人企图打死我，今天要出大事了。现在刺客就在这个大厅的西边不远的地方，你赶快循着响声，脚步轻轻地、速度快快地过去看看，不要被敌人发现你，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当场抓获这个刺客。”
“组织上把我的生命安全交给了你们，你们可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负责呀！”江青继续颤抖着说。
江青说完，我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并不像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我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兵，安装子弹根本不是那种声音，也不相信来了什么刺客，钓鱼台的各个大门被警卫部队把守得严严实实的，坏人不可能来到中央领导人的驻地。
但我不敢违背江青的指示，还是顺着声音来到了大厅的西门外。过去一看，小李正蹲着往门轴上膏油呢，他膏得还很认真，我走过去，他都没有发现。我弯下身子，小声对小李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膏油呢？江青同志已经到大客厅办公了，你还不知道吧？你可惹下大祸了，她听到你按油壶的声音，怀疑是刺客在上子弹，企图打死她，你快别膏了。”
小李听我么一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立刻离开那里，快步到大厅西边的小礼堂去了。
我回到大客厅，把我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江青，并解释说：“小李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办公。他也是好意，知道你怕声音，在门轴上膏点油，开门、关门时就不吱吱作响了，但是，他在这时膏油的确不是时候，使你受惊吓了，这是我的责任，没有把这件事安排好，你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江青听完我的汇报和解释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大骂道：“你混蛋！我今天要骂人了，你的解释我根本不相信，我现在怀疑你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我命令你立即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来处理这件大谋杀案。快去，快去！”
我矛盾极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大概过了十几秒钟，我看江青有些累了，火气似乎也小了。小李长得英俊，聪明伶俐，办事利索，江青很喜欢、信任他。我便壮着胆子向江青又说了一句：“你对我的解释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把小李叫来，请你亲自问问他，好吗？”
这时，江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抓起几块毛巾狠狠地摔到我的脸上，大声吼道：“你胆大包天，竟敢顶撞我？你可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你骗不了我，如果你再解释的话，就真的犯了欺君之罪！过去对犯了欺君之罪的是要杀头的，你懂吗？快去给总理打电话，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江青说完又一屁股坐下。
江青给我上纲上得够高的了，如果我再说半句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叫人把我关进监狱。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忙说：“请你不要着急，我去打电话。”说完，我立即走出大厅。
我走出大客厅，来到楼门厅，很不情愿地叫通了总理的电话。
总理没有问江青找他去有什么事，只说了一句：“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事没有办完，等我办完了就去，请你报告江青同志，请她不要着急。”
我放下电话走进大客厅，把我和总理通话的情况报告了江青。
江青一听总理说等一下才能来，表现出很不耐烦、很不高兴的样子。
江青瘫坐在沙发上，眯缝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不着急，还不叫我着急，不赶快来查办。”她知道总理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叫她等一下，她也无可奈何。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打铃叫我进去，我知道江青等得着急了，叫我催一催。
果然，我一进门，江青便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再给总理打电话，请他快点来，我等不及了。”
我说：“好。”我扭头走出大客厅。
我想，总理工作那么忙，我不能再打电话催促他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总理来到17号楼。我连忙迎上前去，把一个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了以后，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都别紧张，这件事我去向江青同志解释。”
总理走进大客厅以后，我就听到江青大喊大叫。大客厅的门是密封门，我虽然听不清楚江青喊叫的是什么，但是，可以猜得出她对总理的解释很不满意，坚持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这时，我听到总理说话的声音也抬高了，完全压住了江青的喊叫，继而听不到江青的声音了。我想一定是总理把江青说服了，我们极度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
90分钟以后，总理从大客厅出来，主动走到我们跟前，和我们在场和五位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我们：“你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了解你们，毛主席了解你们，你们都是组织上派来的，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的事，是小李出于好意，但是，今后要注意，好的动机要有好的结果。有时候好的动机，不能被人理解，是常有的。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要沉住气。你们看着主席、看着我的面子也要好好工作，工作再细致些就更好了。”
几天后，总理给我打来电话，他关切地对我说：“我要到外地去了，我现在是在飞机场给你打电话。那天的事，我建议你们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工作要细心，小心谨慎，你是那里的头儿，不对，你是那里的负责人，要把大家组织领导好，工作不要出纰漏。我出去这几天，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请示报告东兴同志。”
我向总理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总理说：“那就好，我相信你们会做好工作的。”
我放下电话，立即把总理的指示转告给大家，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做好工作为总理争气，避免因江青的生活琐事而打扰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