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曾祖父死不留，
子孙曾元又出头。
不然百年千年后，
天地亦有挤破秋。
一首诗说出了人生的一个简单道理：生来死去，人之常情，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但“死”这个事情，世人视为最痛惜的一件事了，所以大凡一个人死了，有钱无钱，总要尽力大办一回。
山西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八十高龄的老母过世，既是丧事，又是喜事，当然要大大地操办一回。
修坟一年有余，坟墓两旁雕了石牛、石马、石羊、石猪石狮各一对，做了高达五丈的六角碑楼。寿器是用柏木材料制成，棺厚尺余，黄蜡三分，在晋北一带可谓佼佼者也。
老人们还记得，出引前一天，张树帜已将一切安排妥当，叫了五班响器；请了省城名厨师，备了百桌酒席，邀了四方名流、士绅，好不气派。各种引路菩萨、金山银山、聚宝盆、缎帛盘、元宝盘、打道鬼、童男女、九莲灯、花圈等纸扎摆了半街，灵前香火蜡灯。
这日，省军政府都督、省政府主席发来了唁电。他请晋军六十一军李军长和本县赵县长，一文一武作点主官，威坐客厅。他请的大学士和书法家前来撰写碑文，亦挥毫已就，四方名流、士绅，亦全都来烧纸祭奠……
然而，唯独没见本县人，已经离职的，与张树帜同称为阎老官左膀右臂的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张培梅既与张树帜是阎锡山当年的得用之人，又是同乡，又同结金兰，而且两村仅隔十里之遥，按说早该来了。可已过夜宴，还不见动静，令人纳闷。
门外哀乐奏得正响，从门口至村头挂满了绸缎挽幛，整个村街，真可谓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礼账先生的礼账簿上写满了“某某某礼洋拾圆”、“某某某礼洋伍拾圆”……的字样。但是，怎么就没有晋南镇守使张培梅的半个字迹？
这张培梅当年保阎锡山在山西做了都督后，虽因些许矛盾，回了家乡，但阎始终保留着他的官称，给他五六个马弁让他带着，每月还有一笔不菲的饷钱。他成天钻在家里无所事事，侍弄花园。按说张树帜办丧事，他早该是座上客了，此时不来，还等何时？
张树帜小名叫张汉捷，他猜想这张培梅必要排场一番，或是乘车，或是坐轿，再带两个马弁提些厚礼，所以几次派人前去村口迎接，但几次回来都说没有踪影。他绕院去问几位大官人，都说没有见，又去问礼账先生，也说没有见，真是让人揪心啊！
这边客厅的名流们听说张镇守使没来，正议论他现在娶了第几个小老婆的事儿；那边小院的士绅们也说起蒋冯阎大战后，张如何从家跑到河边保驾阎锡山逃往天津，得了阎锡山的一万大洋……
好像没有南镇守使来，这丧事就显得不气派；好像没有张大人坐镇，这事筵就显得不隆重；好像没有……所以晚宴之后，张树帜只好动用两辆轿车前去请张。一个时辰后，请的人空着轿车回来说：“张大人已经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去的人说来了，家里人说没来，这镇守使究竟是去哪里了，莫非迷了路？
张汉捷身材魁梧，这一天身着麻布孝衫孝裤，头顶一块白布，脚穿踩倒后跟的幔布白鞋，腰系一束麻辫，一副孝子打扮，几天不洗脸，胡子拉杂的脸膛，减少了先前那种大官人的派头。这时，他在院中走动几个来回，突然想起什么，来到棚口，翻开礼账，礼账上一排排搭礼人的名字，工整而潇洒，忽然一个叫张仁和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
他问礼账先生：“这个叫张仁和的人呢？”
“走了。”
“什么样子？”
“唉，别提啦，快开晚筵时，村外呼说人主家来了，孝子、家人们全都出去迎接。这时，一个头戴瓜壳帽子，身着黑色夹袄的小老头，前来烧纸。我一看此人打扮，邋里邋遢，黑夹袄扣眼上扎根白布条子，便想这是那门穷朋友，与他一起奠酒三盅，就让他去家中坐了。”
“可这小老头很客气地从毛驴上解下一篮子黑面馍馍，还让我放在祭奠桌上。”说着，礼账先生把小老头放下的一盘点心让张汉捷看：真是黑得惊人，小得可怜。
“他又从小毛驴身上取下几串重重的制钱，交给我说，‘记上。’我记好之后，他说，纸烧了，酒奠了，你们忙吧，我就走了。说完牵着毛驴就走，我客气几句，又没强留，他便出了院门，就此时，人主家进了院。”
“嗨，坏了。”张汉捷一跺脚，惊叫道：“他就是我们找了大半天的张大人啊！”
“啊，他不是叫张培梅，字鹤峰吗？”
“他怕你知道，才让你写了个张仁和，张仁和是他的小名啊！”
这时，众人围了上来，礼账桌上还放着那几串黄澄澄、明亮亮的制钱。人们也不知张大人这个从来都是用“袁大头”的将军，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民国年间已经不甚用了的铜钱。
礼账先生在礼账簿上是这样写的：
“张仁和礼洋三吊。”
三吊是多少呢？正好折合当时一块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