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围绕着对日本民间文学的探讨，几种研究是很突出的。第一种是追溯中日民间文学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与借鉴，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言。另一个因素是民间文学本身的特质。关敬吾曾说道，中国的民间故事有一半以上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同或类似。其实不仅是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亚洲各国的民间故事也多有相同或类似之处。更广而言之，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也有这样的情形。
民间故事就象是花粉或者种子，可以随着风的吹拂或鸟的飞翔而传播开来，每到一处就落地、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美好的果实。可以说，这是文学领域里最早有着国际化面孔的一种。其中，篇幅短小和易于口口相传，为民间故事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第二种是对民间文学进行类型研究。这里的“类型”一词即为“type”。其中，依据情节和母题进行划分的两种类型研究最具代表性。简而言之，情节指“叙述过程中具体展开的诸多行为、事件的组合”；“母题”指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它具有能够组织和构成情节的特性。[51]
类型研究发源于欧洲，有其自身的学术发展历史。从德国格林兄弟于1812至1814年间编撰《格林童话集》开始，历经各种学派的发展、论争与互为补充，最终由芬兰学派的阿而奈和汤普森完成的AT分类法，成为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并得以在各国使用的一种分类法。当然，各个国家在使用AT分类法的过程中，都会对它进行适合本国状况的改造。
这种分类法是在收集大量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将同一情节的不同异文加以综合，用最简短的文字写出它的梗概，然后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其进行分类编排。例如，先把所有的故事分为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笑话和难以分类的故事四种类型，每一类使用一个代码。然后在每一大类之下又分别进行层层划分，并用代码加以标示。由这种作法编制出来的索引，便于查询，使一种类型的故事的大致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对于民间文学具有广泛的相似性来说，这一研究方法具有快捷、简便的特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
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忽视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以剥离的方式总结情节的枝干，缺乏对故事本身的思想、艺术的分析与阐明，这无异于将一个肌肉丰满纹路细腻的美好物体视同为一具仅存骨骼的物体。学界对此是有所反省的，所以全局式的、总体性的类型研究，和局部的、针对某一种类型的个体研究，都同时受到了重视。
日本在20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运用AT分类法等国际通行方法，研究本国的民间故事。关敬吾在《日本昔话集成》、《日本昔话大成》中，编撰了日本故事情节类型索引。1971年，池田弘子以AT分类法为基础编撰的《日本民间文学类型和母题索引》，在赫尔辛基出版。[51]（参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这些都是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目前关于这样的研究在日本仍很丰富。但中国方面对此的译介则较少。
第三种比较突出的研究，是以民间故事为对象，考察隐藏在民间故事中的民俗事象。民间故事与民俗学原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各国的民俗学研究都把民间故事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是在乡土研究的名义下展开的，所以对民间故事的重视似乎更为突出。所谓的乡土研究，是指研究日本民族生活的一切科学现象，从而阐明日本文化的发展历史。民俗学的创始者柳田国男则将平民的思想、生活的发展及其法则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这就使民间故事在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越发地重要。因为主流文化中的文献里并没有关于平民的记载，要了解日本的国民生活史，就要从流传各地的传说、故事入手，去探访留存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所遗留的过去生活的信仰与习惯的痕迹。这也是日本现今于传说、民间故事等口承文学研究上有着众多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借助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民间的角度去探询日本民间文化，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旅程。但对于本书而言，遗憾也同时存在。之所以将传说、民间故事定义为“口承文学”，是因为它们最原始的形态是一种依靠着口口相传而存在于“无形”中的口头文学，所以最理想的考察状态也应该是从民间讲述者的口述故事入手。例如，很多的研究论文经常谈到的一个课题，是这些口承文学里的丰富的拟态词、拟声词，这也是日本口承文学鲜明地区别于他国民间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本书却缺乏这方面的论述。另一个必须提及的遗憾是，如果这样的研究课题有一定时间的田野作业，也许它就会更为生动。但由于条件有限，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留待今后有机会再加以弥补。所以，从严格的意义而言，本书的日本民间文化之旅，实际上是借助书面记载完成的，这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通观全书，读者朋友们也许很快就会发现，本书里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些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民间故事里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但它们又分明带有鲜明的日本气息。这种鲜明的日本“标签”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民间生活小细节在这些故事中的加盟。这些故事的框架、情节可能是来自于日本以外的国度，但细节则完全是日本式的。比如吃饭用的日式用具，小豆饭、年糕、油豆腐、木屐、兜裆布、某地某处的某物等等。也就是说，当世界性的、亚洲性的民间故事的相似性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特点时，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浸润将决定性地改变它的面貌。而这一点恰好是日本文化在改造外来文化上的拿手之处。
此外，本书里所讲述的故事与所描绘的形象，除了具备上述“日本气息”的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现实与想象的交错。河童究竟为何物？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狐狸信仰的本源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山姥形象为什么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间的想象中？天狗为什么会有隐身蓑衣？八百比丘尼的生活原型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看上去都跟现实世界毫无关涉，如果离开日本文化的语境，这些问题都将是荒诞不经的、滑稽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又是民俗学者们在考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与本土文化的景象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人们力图通过口承文学去探询过去生活的信仰与习惯的痕迹时，如何从想象中还原出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有变形、隐喻、夸张、甚至是扭曲。所以，仅仅探询口承文学本身是不够的，这样的工作还需要众多文化因素的参与，地理的、历史的、民俗风情的相关记载都是辅助的材料。另一方面，口承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在文学的土地里，它依照着自身的规律发展，想象是不可或缺的，惟其有想象，这个世界才显得精彩。自然界中的花朵依据自然的规律开花、结果、凋零，周而复始。而民间文学世界里的花可以根据人的数目而开，或者眼泪一落地，鲜花便开放，它寄喻的是民间的希望，希望就生长在现世的土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