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这样一位，有着如此多的人格和身份的诠释：他是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也是巨儒政治家，厚道的法官，皇帝的秘书，还是酒仙，幽默大师、瑜珈修行者，佛教徒，造酒试验家，工程师，他更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就是苏东坡。不过，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宋代的文人一向靠着自我的修养，由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境遇超脱出来，在万物中自得其乐。所以宋代被贬的文人很多，但几乎都心境豁达。在生死场上镇静自若，笑向刀斧丛的英雄自古不乏其人，但在残酷的政治打击面前仍谈笑风生，畅怀高歌的文学家却并不多，苏东坡应该是其中境界最高的一位。
他曾经任杭州通判，并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父母官。后来因为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任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一个研究苏东坡的外国人曾经作过统计，苏轼一生担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还坐过130天监牢。然而，他一生达观，留下的诗文中很少悲观厌世之作。至于苏东坡历次被贬的原因，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莫须有”。
苏东坡因为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被贬到黄州时，他弟弟苏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所以你一拳我一脚的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多面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在“乌台诗案”中，全家人都为他担心而哭泣，可他却仍跟妻子开玩笑，让妻子也像杨朴妻那样作一首滑稽诗给他送行。他被贬官黄州，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他失去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得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缩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一百五十文，然后立刻将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于是他移情于物，他耕作田间，自得其乐。
苏东坡非常喜欢建筑，甚至可以说，建筑是苏东坡的本性，他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把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上，还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托人找菜种。他在田间地头似乎忘掉了贬谪在外的烦恼，他像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在田间，当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茎上的露滴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他种麦子时，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到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的心境逐渐地开朗，开始坦坦荡荡地过起他的小日子，渐渐地他能够以愉快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并愉快地与他们相处。
苏东坡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能随遇而安也是和乐观、开朗的心态分不开的。苏轼热爱生活，具有爱人之心。珍视亲朋师友之间的情谊，对人生，对美好事物执着追求，至死不渝。苏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苏辙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落魄之时却还有当月下老人的闲情逸致，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双方从来没见过面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的朋友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
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这个名字也因苏东坡的这首打趣的诗而千古流传了。
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快乐的秘诀就是尽量逃向大自然，不但杭州城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
这位大诗人甚至对烹饪也非常有研究，非常善于做菜，而且做菜的水平绝非一般，他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回锅肉便是苏轼在徐州期间创制的红烧肉。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七月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堤一带决口，至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竟高达二丈八尺。苏轼以身示卒，亲荷畚插，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之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莱。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父母官。听说他在徐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面对人生诸多的无奈，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苏东坡甚至觉得如果一生能够这样平静地生活在田间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依旧重新开始，他自己开荒种地，怡然自得地生活，把自己称作“东坡居士”，这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善于探究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对人生持这种豁达的看法。
但是厄运并没有因为苏东坡的释然而停止，在你言我语的诋毁中，苏东坡的罪似乎愈来愈大，于是苏东坡的贬谪之地越来越偏远，他被流放到岭南劳动改造。当时的岭南是个蛮荒之地，生活清苦，一年也没几回猪肉吃，比没中举的范进还差，唯一的好处便是盛产荔枝。苏东坡从早到晚，边看书边吃荔枝，再苦再累，耳根清净也就乐得舒服。歌是不唱了，但歪诗还常写来写去，全是写荔枝。当权的人见到他的诗怒不可遏，贬到岭南还磨不灭他的精神，干脆贬到南头吧。于是苏东坡跨洋过海，到了海南岛。
晚年贬谪海南，这已是十足的流放。苏东坡刚到海南之时，思想感情上的确曾经产生过短暂的彷徨与苦闷，但他很快便以他独特的人生观打透了这层隔膜。他曾写到：“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之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念此可以一笑。”这样的认识假如不以科学的观点去看，“有生孰不在岛者”倒是一个很豁达而深邃的哲学命题。谁都会在烦恼的包围之中，谁都摆脱不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环境的束缚，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现象付诸一笑。这就是苏东坡在海南岛上顿然获取的哲理启示。他一再高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表现了对流放海南的不悔不怨之情。这样达观的态度是历代被流放海南的众多政客们无法相比的。
他依旧不忘自嘲调侃，当地无医无药，他就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他出外访友，遇上急雨，可以戴竹笠，穿木屐，惹得群儿争笑，村犬争吠；他依然不改其乐，觉得九州之外皆环海，也不过是一个大岛罢了，没有什么优劣。每天他高兴地大吃荔枝三百颗，没事在三岔路口数着来往行人。出门不怕迷路，因为家在牛栏边，只要循着牛屎就能找到归路；他与当地人士闲逛夜市，置酒相邀；他食芋饮水，着书为乐；他行医治病，搜集药方；他还认真探讨佛道二教的“养生”之术并认真加以体验、实行……就在人们认为“海外炎荒，非人所居”的海南岛上自得其乐的生活下来。诗酒自娱，不弃平生爱好，人在烦恼苦闷或精神过度紧张的时候，能以另一种爱好转移一下注意力，对于健康大有好处。东坡流放海南的三年间，五日不饮酒赋诗，作文写字。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也帮助他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自娱身心，渡过难关。他不仅饮酒，还亲自酿酒，酿出各种各样的酒，有一首诗的标题是《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所谓的漉，就是用布巾来过滤酒。在海南，除了饮酒赋诗，东坡仍不间断他的书法艺术，还把它当成娱乐身心，待客会友的活动。他闲时，自书陶渊明、杜甫、柳宗元等名家的诗文赠送朋友、客人。也有大陆上那些不怕“罪臣”牵连的和尚、道士远道前来索取他的墨迹。此外，爱郊游，爱访友，爱谈禅论佛等爱好，东坡在海南一样也没丢。在寂寞困顿之中，这些习惯爱好帮了他的大忙，不至于终日忧愁叹息。当地人也不势利，对于这样一位失去了权势的老人并不因为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而疏远他，使他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娱乐身心的环境。
海南岛炎热多雨，北方人多不习惯。但东坡经过观察和分析，终于领悟到，这只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他尽量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终于他觉得海南的气候是十分宜人的。“海南无夏”，“四时皆似夏，一雨即成秋”等是他的评价。对气候是如此，对饮食，东坡也努力适应，过去一听说就要呕吐的东西也吃起来了，还称赞“色味香皆奇绝”。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信奉佛道“齐生死，等荣辱”的观念，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炎荒”生活中闯出了自己安然闲适的新境界。他依旧像在别处一样，更加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与普通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融入到普通群众之中，因而感到了生活中各种质朴纯真的乐趣。他宣言“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所以不仅环境相宜，人情更是珍贵。人们帮他盖房子，分给他猪肉，送给他蔬果……这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使逆境中的东坡终于安然无恙，熬过了三年的谪居生活。没有这种乐观心态，在那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独小岛上，苏东坡可能早就回天上消假了。
当然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的诗句。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论：“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读者的感受亦畅快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虽然贬谪在外，但是苏东坡的诗词仍然流传很广，似乎没有受到地域的阻隔。就连远在京城的宋神宗仍然能够经常看到苏东坡的诗词，宋神宗身边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只要有他这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惹祸。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说：在远方孤寂无聊之后，写出一篇文章数日都很高兴，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月，实在是很难抛弃。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得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于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出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一生的浩然之气不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