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大事者，总是用一份健康的心态去营造一个良好的身体修炼环境。良好的心态可有效地控制人的情绪和意志，是心态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与质量。健康心态就是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正常的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在一个大教室里，如果你周围有熟人，也有你不认识的人。当要求每一个人与四周的人握手致意时，人们将怎样想怎样做呢？有的热情，有的勉强，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有的就只找认识的人……这都属于正常情况。
握手应该人人都会吧，既不需要知识、阅历，更与智商技能无关，而仍然情况参差，因人而异，就因为握手的对象不同时，你的心态不同，但这绝对是健康心态。
正常心态就是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一种思维的习惯状态。
苟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意即“心”是身体的主宰，是精神的领导。但是没有患病，不把心态放正，这也属于不是正常心态。
战国时卫国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长得俊美而深得卫王宠爱，被任命为侍臣，随驾左右。有一次，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卫王的马车回家探视。按当时卫国的法律，私下使用大王车马者，当处以斩断双脚的刑罚。卫王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子瑕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律。”
又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子瑕真爱我啊！好吃的桃子不愿独享，献给我吃。”
多年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不喜欢他了。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出错，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罢免了他。
卫王对弥子瑕同一桩事情前后的不同态度，就是因为卫王的心态。“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这些不平常的举动，表明卫王的心态变化了，也说明他不是平常心态。
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兵强于心而不强于力”。这都是在强调心态的极端重要性。生活中随时可见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件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都能成立，都合逻辑。
心态不同，观察和感知事物的侧重点就不同，对信息的选择就不同，因而产生的思想观念也不同。心态给人戴上了有色眼镜和预定频段的耳机，于是人们只看到和听到他们“想”看和“想”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境遇并不完全是由周围环境造成的。
犹太裔心理学家弗兰克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年，身心遭受极度摧残，境遇极其悲惨。他的家人几乎全部死于非命，而他自己也几次险遭毒气和其他惨杀。但他仍然不懈地客观观察、研究那些每日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的人们，包括他自己。以后他据此写了《夜与雾》一书。
在亲身体验囚徒的生活中，他还发现了弗洛伊德的错误。作为该学派的继承人，他反驳了自己的祖师爷。
弗洛伊德认为：人只有在健康的时候，心态和行为才千差万别，而当人们争夺食物的时候，他们就露出了动物的本性，所以行为显得几乎没有区别。
而弗兰克却说：“在集中营中我所见到的人，完全与之相反。虽然所有的囚徒被抛人完全相同的环境，有的人消沉颓废下去，但有的人却如同圣人一般越站越高。”
有一天当他单身独处囚室时，忽然顿悟了一种“人类终极自由”，这种心灵的自由是无论如何无法剥夺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自行决定外界刺激对本身的影响程度。因此“什么样的饥饿和拷打都能忍受”。“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高僧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单薄的衲衣而无严寒酷暑之苦；高士伟人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趋于后而心不惊”；关羽中毒箭，华佗为其刮骨，铮铮有声而关公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谈笑风生，与人对弈。这完全验证了“幡动？心动！”的禅门讥讽。说到底环境对人的影响程度，完全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环境，由我们的心态决定。
同样是身临囹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遭遇与弗兰克说的不同，能在一种稳定的心态下，使自己的人格得到最终的维护。
文天祥被俘后，元朝统治者费尽心机劝降均告失败。于是重枷大镣，把文天祥囚禁起来，企图通过肉体折磨使他屈服。这一关就是四年。
文天祥所处的牢房，是一间既低矮狭小又昏暗潮湿的土室，老鼠成群、恶臭四溢；夏秋之际，度日尤为艰难。“或时日呆呆，或时雨淋淋，方如坐蒸甑，又似立烘炉，水火交融！益热与益深。酷罚毒我肤，深忧烦我襟。”
但这种肌肤之痛，文天祥等闲视之，丝毫没有动摇报国的坚强意志。他在冈中吟哦不绝，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
他在《偶成》诗中写道：“昨朝门前地少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间一蒲柳，岂堪日炙复雨淋。起来高歌赋离骚，睡去细和梁父吟。已矣已矣为何道，犹有天地知吾心”。他向往屈原的九死无悔，嘉叹孔明的鞠躬尽瘴。
文天祥把生活环境中包围着他的邪恶之气，归结为七种：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当此夏时，诸气萃然”，而自己是“狱中孤愤长”，“孤臣腔血满”，只凭着一股浩然之气，“俯仰其间，幸而无恙”。他豪迈地宣称“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于是奋笔写出了那篇义薄云天、光耀古今的不朽诗篇——《正气歌》。正所谓：心中有祖国，困苦环境奈我何！
文天祥最终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誓言。后人赞道：“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这就是文天祥的心态，文天祥的选择。
正如安东尼·罗宾所说：“除非我的意识同意，否则任何事物都无法影响我！”
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看，心态只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
面对相同的夕阳，有人低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是一种心态的写照。
有人反对说：“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朱自清），这是一种状态。
而有人则高歌：“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这已全然是另一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