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
[译文]
抓住了大道的枢纽也就抓住了事物的要害，从而顺应事物无穷无尽的变化。
从前，有兄弟俩，哥哥好吃懒做，贪得无厌。弟弟聪明伶俐，勤劳朴实。他俩因家庭不和闹分家。家中的财产因哥哥狂吃滥赌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东西，也大都被哥哥独霸了去。有一头大水牛是弟弟从小喂养大的，哥哥还想一口独吞，弟弟当然不肯。哥哥欺负弟弟年轻力气小，出了个鬼主意，说看谁拉得牛跟着走，牛就归谁。弟弟虽然知道哥哥的用心，但是他想，这个人气力虽大，可他笨得要命，平时连摸都没有摸过牛，并不见得就能拉得动牛，于是就答应了。接着，哥哥又提出要由他先拉，弟弟也同意了。不过，弟弟也向他提出一个条件，要请一位父老来秉公评判，哥哥也只好答应了。开始拉牛了，哥哥把牛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端详着从哪里下手。他想，牛尾巴长长的最好抓，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只要抓住它用力一拉，大水牛自然就归他所有了。可是，事与愿违，他使尽了全身力气，牛尾巴都被他拉直了，大水牛却纹丝不动。他哪里肯罢休，一次不行，又拉第二次，第三次，不停地拉，直到累得筋疲力尽了才撒手。这下轮到弟弟了，他早已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走到牛跟前，抓住挂在牛鼻子上的铜圈往前轻轻一拉，牛就乖乖地跟他走了。最后，这头牛当然判归弟弟所有了。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说的是牵牛要牵牛鼻子，实际上，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做事要善于抓要害。
抓其要害，待机而动
公元前353年，中国正处在战国时期。那时候的中国割据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
赵国因在东周时期乘魏国国丧之机强占了魏国北邻的小国中山，魏惠王一直怀恨在心，准备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是个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如直接攻打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魏王觉得这样更有利于成就霸业，就拨五百辆战车，令庞涓为将，直逼赵国都城邯郸。魏国大军首先把邯郸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时的赵国国力弱小根本不是魏国的对手。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向齐威王许诺：解围后将中山赠给齐国。齐威王一听有利可图，就答应了。并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解围。当田忌与孙膑进入魏赵交界的时候，田忌想直接到邯郸与魏军作战，孙膑献计说：“将军不可。这正如我们想要解开一团交织在一起的乱麻，不能用拳头去打；排解争斗不能参与搏击一样，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乘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的精锐部队都倾国而出，如果我们直接改打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的危难定会自解。我们另在庞涓回师的路上设下埋伏，出其不意，打疲惫之敌，庞涓必败无疑。”田忌一听，拍手叫好，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途中又陷入伏击，被迫与齐军战于桂陵（史称桂陵之战）。魏军因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自然敌不过以逸待劳的齐军，没多久便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步，退回大梁。齐军大胜，赵国之围自解。
《孙子兵法》认为：“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桂陵之役，孙膑正是以“攻其必救”为指导思想，迫使魏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大粱是魏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疑是必救的要害。魏军围攻邯郸，精兵锐卒外调，太梁空虚，是齐军可乘的空当，齐军疾走大梁，必然调动魏军回救，使其士卒疲于奔命，战斗力大大削弱、齐军暗地里把作战地域选在桂陵，截击魏军于归途，出乎庞涓之所料。齐军以边待劳，调动魏军于运动中突然以攻击，所以能一举获胜。
对敌作战，好比治水：敌人势头强大，就要躲过冲击，如用疏导之法分流。对弱小的敌人，就抓住时机消灭它，就像筑堤围堰，不让水流走。孙子的比喻十分生动形象，想理顺乱丝和结绳，只能用手指慢慢去解开，不能握紧拳头去捶打；排解搏斗纠纷，只能动口劝说，不能动手参加。对敌人，应避实就虚，攻其要害，使敌方受到挫折，受到牵制，围困可以自解。
东周时期的郑国是一个小国，但它地处要冲，经济富庶，一直为各大国所垂涎。春秋中期，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晋国相继强盛起来，一个企图北上，一个谋划南下，为了争夺霸权，频繁在中原地区进行激烈的角逐。处于晋楚之间的郑国便成了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一开始郑国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企图保持中立，但却遭到了双方的征伐，叛晋则晋伐，叛楚则楚伐，由于没有盟国，在遭到征伐时也得不到支援，因而几乎是国无宁日。郑人经过分析，认为晋的实力要强于楚，只有同晋结成比较巩固的联盟，依靠晋的力量去抵御楚国，才能求得自安。但是如果公开与晋交好，楚国必然怨恨自己，只有把事情做得顺理成章，并挑起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才能找到倒向晋国的机会。大夫子展提议说：“我们可以制造事端，首先与宋国交恶，宋的盟友晋国就会率领诸侯前来伐我。我则可以顺势向晋屈服，与之结盟。我入晋国，楚国一定会兴师问罪，我再向楚屈服，以激怒晋国，促使晋国迅速起兵，来制止楚国的干涉，这样我们就可以巩固与晋国的联盟了。”郑人于是在郑宋边境上制造了事端，借机出兵伐宋，果然引起了晋、楚之间的军事对抗。于是郑侯一方面派使者入楚，解释说郑国是在晋国军事力量威逼之下，实在没有办法才与之结盟的；并请求楚王或者以玉帛安抚晋国，或者以兵力讨伐晋国。实际上郑侯深知楚国这两样都做不到，于是就把投靠晋国的责任顺势推给了楚国的不救上。楚国没有办法，只好听任郑国与晋结盟，也没有借口再讨伐郑国了。
民间有“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击中对方要害，从而扭转局势，就可以彻底战胜敌军了。
西奈半岛是埃及东北部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与以色列接壤，总面积约6万平方千米。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把矛头指向埃及。以色列认为它要想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制服埃及，而要制服埃及，就必须首先占领西奈半岛。
1956年，埃及因阿斯旺水坝贷款问题与英、法两国关系逐渐恶化。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发表讲话，宣布将属于英、法资本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便用运河收入修建阿斯旺水坝。英、法十分不满，准备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以色列暗自高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一举占领西奈半岛。
9月，以色列作战部长和外交部长分别访问英、法两国，表示愿意参与对埃及的军事行动。10月24日，以色列与英、法达成最后协议：由以色列打头阵，先向西奈半岛发起进攻，直驱苏伊士运河，为英、法联合出兵提供借口。
1956年10月29日16时，以色列第202伞兵旅在沙龙上校的指挥下，越过边境进入西奈半岛。与此同时，法国空军的飞机飞抵以色列保护以色列国内的安全。29日午夜，以色列第4步兵旅作为第38特遣部队的前锋，从尼扎纳以南地区侵入西奈。埃及军队奋起还击，使以色列的进攻严重受阻。31日中午，以色列以为英、法两国中途变卦，在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命令军队撤出西奈。正在这时，英、法两国在埃及拒绝“调停”后，出动大批飞机对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等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为应付英、法飞机的进攻，埃及不得不抽回在西奈的大部分军队。
英、法两国之计果然奏效。埃及在西奈半岛防守力量的削弱，使西奈战场的形势迅速发生逆转。以色列军队乘机继续推进，终于在11月5日占领了西奈半岛。
抓其要害，不仅是历代军事家转换战场局势的常用上策，并且也被商贾巨子作为摆脱困境的良方。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虽然与洛克菲勒集团共同风分了梅萨比铁矿，并协议由洛克非勒的船队把矿石运到伊利湖彼岸，但从港口到卡内基的工厂这一段路的运输问题要自己解决。对于卡内基来说，这仍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卡内基早年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任职。后来，他生产的钢轧也主要是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长期以来，卡内基所需要的炼铜原料一直靠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运输。由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垄断了当地的铁路运输系统，运费十分高昂。对此，卡内基一直耿耿于怀。在运费问题上，卡内基时常与这家既是自己老雇主又是老主顾的铁路公司明争暗斗。
刚开始，卡内基指望能靠当地另一家小铁路公司运输部分原料以此造成两家铁路公司相互竞争的局面，自己便可从中获得“渔翁之利”。无奈那家小公司运力有限，周转不灵，根本不能保证及时运送卡内基所需的原。随着钢铁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卡内基不得不依赖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条运输线。
1884年，卡内基得到了一个很好机会。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过去划分好了势力范围，彼此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这一年，不知因为什么，两家公司突然反目，各自在对方的地盆中修建铁路，扩张势力。宾夕法尼亚公司公然先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所控制的地区开辟了一条纽约至布法罗的铁路线。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后发制人，毫不客气地买下了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地盘上修筑由哈垦所堡至匹兹堡铁路的许可证。
卡内基见有机可乘，立即打破原来订立的不对钢铁业之外的行业投资的规矩。他纠集了一些匹兹堡工商界人士集资500万美元，支持修建哈里斯堡至匹兹堡这条铁路线。筑路工程进展顺利，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显然考虑到竞争的压力，开始降低铁路运费了。
可惜好景下长，银行大王摩根突然出面，调伴了两家铁路公司的“鹬蚌之争”。因为一旦各铁路公司自相残杀，收益就会下降，这就直接危害到摩根的利益。因此，他必须干预争端。在摩根根的调停下，两家铁路公司又握手言和，他们互换了在对方地盘上修筑新铁路的产权。战火刚刚熄灭，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立即提高了运费。
卡内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联合起当地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高昂运费不满的工商界人士到州议会里活动，企图动员议会用立法的形式限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高运费。但是，宾夕法尼亚铁络公司在仪会中的势力很大，卡内基对他们无可奈何。
后来，卡内基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那是一家面临破产的铁路公司，它的铁路线从匹兹堡以北的巴特勒直通伊科湖畔。虽然铁轨钉迹斑斑，车站破烂不堪，但卡内基视如至宝。他自己拿出100万美元，又借来200万美元，买下这条铁路，并将它修整一新，还补建了一小段路线以使它与钢铁公司的联合铁路连成一体。这样，卡内基搜制了一条能直通伊利湖的铁路交通线。新线刚一通车，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坐不住了。以前，铁路公司凭自己的垄断地位向卡内基要高价。如今，卡内基要撤下它，另起炉灶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很难再找到像卡内基这样的大主顾了。宾夕法尼亚钛路公司只好乖乖地与卡内基就运费问题重新谈判。经过谈判，卡内基一下就把每吨铁矿石的运费由1.15美元压到63美分。每吨石灰石的运费由80美分压到55美分，每吨焦炭的运费由55美分压到35美分。作为对伙伴的回报，卡内基答应今后不再修筑新铁路，也不允许别的铁路公司修筑能通到铁铁公司的铁路。卡内基正是抓住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要害，才使其降低了价格，解决了矿石的运输问题。
说话要抓要害
王熙凤不是荣府的人，到荣府来当管家，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她进贾府没几年，根基地位也不稳。
那么，她必须要维护住贾府的掌门人——贾母。因为这种利害关系，王熙凤在与贾母说话时，是很费心思的，她能根据贾母的喜好，抓住要害，自然天成，应时应景，让人看不出拍马屁的痕迹。
比如：林妹妹刚进贾府时，她先是巧妙地夸林妹妹漂亮：“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接着又说：“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因为在座的还有和林妹妹同辈的迎春、探春、惜春众姐妹，及众姐妹的母亲邢、王二夫人。如果一味赞扬林妹妹，会显得冷落其他人。这样表达，既高度赞扬了林妹妹的大家闺秀气质，让贾母面子上好看，又把三个小姑子摆在恰当的位置上。接着又转喜为悲，说：“只可怜我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因为她知道，林妹妹的母亲去世不久，贾母痛失爱女，心里必定悲恸万分。她估计几句高兴的见面话之后，贾母该开始悲伤了，自己可不能只顾高兴，于是就抢在前头，转喜为悲，并且还要配以动作——用帕拭泪，以表心诚。
因而贾母听了此话，不是“哭道”，而是“笑道”：“我才好了，倒来招我。”还要她“快再休提前话”。她马上又忙“转悲为喜”，继续委婉表达对林妹妹的喜爱之情：“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一席话，说得众人皆欢。贾母之所以爱听王熙凤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向周围的人，传达出贾母的“核心卖点”：仁爱、宽厚、尊贵、博学。而且这个“卖点”结合得自然天成，增添了贾府里的人，对贾母的尊敬和好感。在这方面，王熙凤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她每句话都机关算尽，精心设计，这样每句话说出来都一石三鸟，让每个人都感到舒服，满足了每个人的虚荣心。
有时要想说服人，就要准确及时地抓住对方谬误的本质和关键，像鲁迅说的那样，“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也就是“打蛇打七寸”。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问题的实质，才能击中要害。如果抓不住实质，击不准要害，一味在表面上兜圈子，就说服不了人。
1860年6月28日至30日，英国教会和一些保守学者在牛津召开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进行围攻，以雄辩著称但对达尔文学说茫然无知的威尔勃福斯主教在其长篇演说中，对信仰进化论的赫胥黎教授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他嘲弄说：“赫胥黎教授就坐在我身边，他是想等我一坐下来就把我撕成碎片的，因为照他的信仰，他本来是猴子变的嘛！不过，我倒要问，这个猴子子孙的资格，到底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呢，还是从祖母那里得来的呢？”赫胥黎教授为了科学的尊严，他对主教卑鄙的人身攻击进行了必要的回击：“我断言——我重复断言：要说我是起源于弯着腰走路和智力不发达的可怜的动物，我并不觉得羞耻；相反，要说我起源于那些自称很有才华，社会地位很高，却胡乱干涉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事物，任意抹杀真理的人，那才真正可耻！”这几句话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全场，拥护达尔文学说的大学生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自称能言善辩的主教垂头丧气，哑口无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神奇的效果呢？这是因为赫胥黎集中力量从科学上捍卫达尔文的学说，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击中了主教的要害，把其自命不凡、不懂装懂、蛮横霸道、扼杀真理的丑恶面目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只有抓其要害、抓住问题的关键，才能更好地控制对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