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谁塑造出虚无的人物，并且获得了成功，我想首推贝克特。他于1952年创作出的第一个剧本《等待戈多》，在巴比伦剧场上演后即引起轰动，由此而确定其“荒诞派”戏剧重要奠基人的地位。这部“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使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戈多这个名字。而戈多本身则是一位不存在的人物，至少在全剧中自始至终都未出场，没有谁能够判断出这位神秘主角的确切身份、具体形象及其避而不见的动机与意义。这造成的结果是：戈多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现代的寓言存在着，成为公众记忆中的典故，他身上充溢的虚无性反而使其存在更为确凿。戈多和贝克特本人一起出名了。或者说，他们相互促成了对方。
戈多是谁？是怎样一个人物？贝克特一直没有正面描写，他只描写了那些等待戈多的人们。别人的等待使戈多的形象更饱满了，同时也更模糊了——他似乎只存在于等待者的想像中。最初的等待者是两位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在乡野的一条公路边无所事事，只为了等待戈多，他们已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这种等待的，更不知等待的意义何在。终于等来了波卓与其奴隶“幸运儿”，经过询问，却并非戈多先生。他们与自己苦苦等待的人竟然素不相识。天黑时来了个捎口信的男孩儿：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第二天在老地方，大家又继续等待，几乎在等待中垮掉了。最终没有等到戈多，还是来了个同样的男孩儿，捎来同样的口信：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于是等待者们仍然不舍得离开，或不甘心离开——觉得只有戈多来了自己才能得救。他们靠这种欺骗一样的信念或信念一样的自我欺骗苟延残喘着，被愚弄着，却又不知愚弄自己的是何物。
观众对戈多这个人物的猜测，可以说自该剧首演即开始了，至今仍没有答案。将近半个世纪了，戈多仍然迟迟不来——成为永远的等待对象。等待其显形的愿望看来注定是要破灭的。有人猜想：戈多（Godort）喻指上帝（God），等待戈多其实是在等待神恩。但众所周知，贝克特本人并不信上帝。于是又有人猜测戈多代表死神或影射当时某社会人物……众说纷纭，只好求教于剧作家本人，贝克特也一脸困惑：“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当然，他无辜的表情可能是伪装的——这正是其聪明之处。如果连这惟一的知情人都守口如瓶，戈多只能是千古之谜了。而一旦谜底被揭穿，将使这部戏剧的荒诞性大打折扣甚至破产。贝克特懂得如何维护自己苦心营造的那个虚妄的世界。难怪日本剧评家渡边守章盛赞贝克特“再现了早已化为废墟的世界的幻影……神的拯救之手永远也不伸向贝克特的剧中人物，不过他的剧本的本质构造还是照应了基督教世界的神话构造。人类的原罪及赎罪是贝克特戏剧的主旋律”。
戈多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其意义并不局限于舞台上，而大大地延伸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谁敢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等待过自己的戈多——不管它表现为某个人、某件事还是冥冥之中的某次转机。我们被自己的戈多所诱惑、捉弄，就像饥饿的鱼面对迟迟未能落到嘴边的钓饵（也许只是一个假设的影子）。我们虔诚地相信自己的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这甚至已非戈多捎来的口信，只是出自自身的幻觉），而延误了无数个今天——失望像落叶一样不断堆积着。说到底，我们是被空洞的希望所逐渐埋葬的，最终成为一具等待的尸体。贝克特有言：“倘若受难者指望上帝援助他，他就错了，只有虚无等待着他。”某些时候，虚无甚至比死亡还要可怕。
对戈多的等待，是一种尴尬的等待。人类在这种等待中尴尬着，进退两难。一天，又一天。戈多并没有消除人们的尴尬，反而使之增强了。也许，并不是戈多使你我尴尬，而是等待本身令人尴尬。要是没有戈多就好了，大家就死心了。难怪尼采欲以一声呐喊惊醒众生沉默的期盼：“上帝死了！”他是想让大家死心。但他只说出上帝死了，并未证明上帝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如同缺席的戈多，仍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但是，要是大家都死心的话，世界将变得活跃，还是更为沉寂？这恐怕连贝克特在写作《等待戈多》时都无法想像。所以他的剧本并不是以绝望而告终——仿佛只截取了时间锁链中任意的一截。罗伯·吉尔曼有自己的评价：“这部戏剧就是表现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怎样等待戈多；戈多不来，他的本性就是他不来。他是被追求的超验，现实世界以外的东西，人们追求它为了给现实世界的生活以意义。”或许，等待无法说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所等待的事物的规律，认识到戈多的本性，由此也就认识到我们人类自身的本性。
戈多，既是贝克特所虚构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又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隐藏着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