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写过《毕加索是一支种族》，虽是为了宣扬拉丁美洲的艺术传统，却从侧面赞美了毕加索的创造精神：“如果在我们美洲某一个岛屿上，接连有好几个地层里发现了毕加索，发现了他那丰碑似的不朽抽象、他在石窟里的创造、他的精神的珍宝、他的表现幸福和恐怖的绘画，那么，惊讶万分的考古学家们一定会去搜寻曾经创造和积累了寓言般丰富的物品和奇迹的居民和文化。毕加索就是一座岛屿，就是一块由亚尔古英雄、加勒比人、雄牛和甜橙主宰的大陆。毕加索是一支种族。在他心中，太阳是不会没落的。”毕加索仿佛已成为具有世界性的美学符号，成为某种艺术的象征。
毕加索也许在艺术领域有许多亲戚，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的人。毕加索就是毕加索，是没有谁可以代替的。他生于西班牙，后来长期居住在法国——从地理上来说属于欧洲。但他还属于美洲、亚洲乃至非洲（例如他极认同黑人雕刻）。毕加索是属于全世界的。
人们容易把毕加索当做魔术师来看待：他把一切现存事物（包括人）都变形了。他似乎天生就具备这种技巧。譬如他曾为一位漂亮的美国女人画过几十张油画，在第一幅肖像画上，这个女人是写实的，跟周围人所见的她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毕加索不再停留于她天使般的外貌，逐渐发现了表现其性格的某些特征，为这些特征所吸引，他下意识地开始分解面部。“但这是一头立方体的猪”，一位参观者在看到第十幅肖像画时说了句俏皮话。也就是从这一幅开始，现实主义的美女变成了“立体主义的猪”。究竟是美女的肖像在演变着，还是画家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但这个笑话只说明毕加索无法被俗人所理解。欣赏毕加索的作品，确实存在着某种难度——不仅是视觉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的自白是最好的解释，他曾如此评价印象派：“他们想把世界描绘成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想把世界描绘成它在我想像中的那个样子……”一个以臆想世界为生的人，肯定是最富于创造力的，但同样也最具有破坏力——击碎了我们对古老的现实的信任。难怪有人要形容毕加索是“艺术的暴徒”，他用一种无声的“暴行”篡改了世界的面目，或者说揭示了另一个隐蔽的世界。
爱伦堡访问过毕加索在巴黎的画室，发现了“毕加索到处制造的那种故意的、人为的杂乱”：“工作室里简直无法转身。遍地皆是画好了的油画、纸板的碎片、洋铁皮、铁丝、木块。屋角堆满了盛颜料的软管，就是在商店里我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的软管。毕加索向我解释说，先前他常常没钱购买颜料，而这次由于刚刚卖掉了几幅油画，所以便决定买下足够‘用一辈子’的颜料。在墙上、在一张破凳子上、在一些雪茄烟的盒子上，我都看到了他的画，毕加索承认，有时候他竟找不到一个没有画上画的平面。他以一种空前的狂热从事创作……”毕加索的画室令我联想到上帝的作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乃至人类时，估计也是如此繁忙。但毕加索并不是那位理智的上帝，而是一个新上任的狂热的上帝：与其说他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莫如说他在努力改变旧的世界。他不仅努力改变世界，还在改变我们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与态度。他是尽职的，甚至为此储备了足够消耗一生的颜料。上帝用泥土造人，毕加索使用的则是色彩。他臆造的抽象的世界，或许并不比原先那个形象的世界逊色。
毕加索偶尔也有形象化的神来之笔，最典型的就是那只鸽子。应该说是毕加索赋予了鸽子以和平的意义。1949年，他用古典写实风格为世界和平大会画了巨大的“和平鸽”，从此鸽子便成为和平主义者的信物。爱伦堡剖析过这一现象：“千千万万的人仅仅是由于这些鸽子才认识并爱上了毕加索的……然而他的鸽子是同他的全部创作紧密联在一起的——无论是牛头人身的怪物还是山羊，无论是老头子还是少女……自然，仅仅由于一只鸽子是不可能认识毕加索的，但是要想画出一只这样的鸽子，却必须成为毕加索。”或许，许多人都是由于这只形象的鸽子，进而理解并接受了毕加索背后那博大的抽象世界。对于人类来说，鸽子已成为和平的象征。对于毕加索本人来说，鸽子则是其抽象世界与形象世界的中介之物。所以毕加索仿佛是个矛盾体：既尊重创造，又热爱技巧；有时候像秉承了神意，有时候又表现出匠心……正如认识他的人所言：“毕加索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复杂、动荡、绝望和希望。他既破坏又建设，既爱也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