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瓦伦太太，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你心烦；我的时间如此珍贵，怎么还能管这样的事呢！我真的还有其他要办的事。”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样说着，转身去看他那册巨大的剪贴簿。他把一些最近的材料剪收在里面，而且编了索引。可是，房东太太是固执的，还具有女性的巧妙手段，她毫不退让。
“去年您就为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件事，”她说，“他就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噢，对，对——事情很简单。”
“可他老是说个没完——说您一定会帮忙，先生，说您能够把没头没尾的事查得一清二楚。当我自己坠入谜团时我就想起他说过的话来了。我知道，只要您愿意，您是可以办到的。”
每逢受到恭维的时候，福尔摩斯都是极易说话，并且当被诚恳地对待时，他也会尽力去主持公正。这两种原因促使他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好的，好的，瓦伦太太，那我们就谈谈吧。你不介意我吸烟吧？非常感谢。华生，请给我火柴。我知道，你的新房客总是不出房门，以至于你总看不到他，你因此担忧。那又如何呢？上帝保佑你，瓦伦太太，如果我做你的房客，你可能一连几个星期都看不到我一次的。”“那没错，先生，可是这次的情况不一样，它使我害怕，福尔摩斯先生，害怕得我不能安然入睡。只能听见他急促的脚步从一大早上到深夜来回走动，可是就是从来没见过他的人影——这我可受不了。我丈夫和我一样绷紧神经，可是他成天在外面上班，我呢，我就躲不开了。他在干什么呢？除了那个小姑娘，屋子里就剩我和他了，我的神经快崩溃啦。”
福尔摩斯俯身向前，伸手抚着房东太太的肩膀。只要他需要，他几乎有催眠术一样的安慰人的力量，她那恐惧的目光镇定了，紧张的表情也缓和下来，恢复了常态。她在福尔摩斯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要我办这样的事，我必须了解第一个细节。”他说，“别着急，回忆一下，最小的细节可能反映最大的问题。你是说，这个人是十天以前来的，付了你两个星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他问我要多少钱，先生。我说每周五十先令，是在顶楼一切设施齐全的小起居室和卧室。”“还有呢？”“他说：‘我每周付五镑，如果你能按我的条件去做。’由于我先生收入微薄，钱对我来说可是十分重要的。他拿了一张十镑的钞票，当时就给了我。‘如果你能答应我的条件，你可以在未来的长时期内每半个月得到同样的钱数，’他说，否则，我就不能将就你了。”
“什么条件？”“唔，先生，条件之一是他要拥有房门钥匙，这倒无可厚非；然后是他要求要有绝对自由，不得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的生活。”“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名堂吧？”“从原则上讲没有什么发生，可这又毫无理由。他已经住了十天，瓦伦先生、我、还有那个小姑娘都没有见过他一次。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来来回回地走动。除了第一个晚上以外，他从来没有出过房门。”
“哦，他在第一个晚上外出过？”“是的，先生，很晚才回来——我们都睡了。他来的第一天就对我说过，他今天回来很晚，叫我不要给门上闩。我听见他回来时，已经过了半夜了。”“那么吃饭呢？”“他特别吩咐过，只能在他按铃后，我们才能把饭放在门外的一张椅子上，等他吃完再按铃，我们再从同一把椅子上把东西收走。如果他需要别的东西的话，就用铅字体写在一张纸上留下。”
“用铅字体写？”“是的，先生，用铅笔写的铅字体，通常就一个词。我带来了一张给您看看——肥皂。这是另外一张——火柴。这是他在第一个早上留下的——《每日新闻》。我每天早上把报纸和早餐一起放在那儿。”“天啊！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无比惊奇地仔细看着瓦伦太太递过来的几张大纸片，“这倒真有些出人意料。如果说深居简出，我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用铅字体写字呢？为什么不随手写呢？而用写铅字体这种笨方法，这意味着什么呢，华生？”
“也许他想隐瞒自己的笔迹。”“为什么呢？让房东太太看到他写的字，对于他来说有什么不方便吗？也可能是你说的那样。那么，还有，为什么写得如此简单呢？”
“我无法想像。”
“这真耐人寻味。写字的笔也不寻常，紫色的粗笔头。你看，写好之后，纸是从这儿撕开的，所以‘肥皂’这个字里的‘s’撕去了一部分。这能说明问题，对吧，华生？”“说明行事小心谨慎吗？”
“丝毫不差。显而易见还会找到别的一些记号，指纹和其他一些东西可以提供线索，来查明这是个什么人。瓦伦太太，你说这个人是中等身材，黑黑的，有胡子。大概多大岁数？”
“挺年轻的，先生，不超过三十岁。”
“唔，没有更多的情况啦？”
“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先生，但从他口音我听得出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讲究吗？”“先生，他穿着一副绅士派头的黑衣服，特别考究，但没有什么特别。”“他未说出他叫什么名字吗？”“没有，先生。”“他没有任何信件，也从未有人来找他吗？”“没有。”“你，或者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进过他的房间喽？”“从未进去过，先生，一切都由他亲自打点。”“哦？真奇怪。行李呢？”“他随身没带什么别的，除了一个棕色大手提包。”“唔，看来对我们有帮助的材料还不多。难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难道一样也没有？”房东太太立即从她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两根燃过的火柴和一个烟头。
“今天早上，他的盘子里放着这些东西，我特意带来，希望你能从中发现问题。”
福尔摩斯耸耸肩。
“这里面没有什么，”他说，“火柴当然是用来点香烟的，因为火柴根烧得只剩这么一点儿了；点一斗烟或是一支雪茄烧去了一半。可是，嗯，这个烟头倒有些奇怪。你说过，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有胡子？”“是的，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我觉得，只有一点儿胡子没有的人才会把烟吸成这样。嘿，华生，这烟头就连你嘴上的那一点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也许他用烟嘴儿？”我提出我的观点。“不，不。烟头已经叼破了。瓦伦太太，我想房间里不会有两个人吧？”“不可能，先生。因为他总是吃得很少，我还担心他吃这么一点对身体能行吗？”
“唔，我看我们还得多找一点儿线索。反正，你用不着有什么抱怨。他虽然有些不同寻常，但也不会给你惹麻烦。他出的钱很多，如果他要隐瞒什么，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干涉别人的私事，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事跟犯罪有关系。我既然插手该事就不能坐视不管，有新情况，请随时通知我；请相信，你可以得到我的帮助。”“这里面有几点确实有趣，华生，”房东太太离开我们之后，他说，“也许这是一件小事，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怪癖而已，但也可能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首先我想到有这样一种可能，现在居住的和租房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呃，除了烟头之外，这位房客租下房间之后只出去过一次，而且就这一次，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他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某个人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见证人在场。我们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回来的和出去的是同一个人。另外，据说租房间的人英语相当好，而这一个却把‘matches’的字写成了‘match’，可以想像，这词是从字典中查出来的，因为字典里不给出复数形式，这种方式的目的在于掩盖房中的人可能不懂英语。对，华生，这些充分的理由证实有人顶替了瓦伦太太的房客。”
“什么目的呢？”“啊！问题就在此处。有一个调查方法比较简单明了。”他说着拿出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他平时保存下来的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天啊！”他翻阅着书页说道，“这真是一个充满呻吟、喊叫和废话的大合唱！一堆奇闻怪事的大杂烩！但这对于真正的猎人来说却是最宝贵的狩猎场！这个人一个人居住，写信给他就不免要使机密泄露，那么外界如何同他联系呢？显然是通过报上的广告，否则别无他法。好在我只需要注意一种报纸就可以了。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每日新闻》上的摘录：‘王子滑冰俱乐部戴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这与我们无关。‘吉米当然不会叫他母亲伤心的’——这也与我们无关。‘这位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昏倒的女士’——她，我丝毫不感兴趣。‘我的心每天都在渴望——’废话，华生——全是废话！啊，这一段有可能。你听：‘耐心些。将会寻找到一种极为可靠的通信办法。目前，仍用此栏。G。’在瓦伦太太的房客住进两天后登出来的，似乎有点关系，这个怪客可能懂一点儿英语。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找到线索。有了，在这儿——三天之后的。‘正做有效安排。耐心谨慎。乌云就会过去。G。’此后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这里就说得很明显了：‘障碍已经扫清，如有机会的话，请发信号，记住说定的暗号——一是A，二是B，如此类推。你很快会得到消息。G。’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的。今天的报上什么也没有。这一切与瓦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很切合。华生，如果我们再等一等，我确信事情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果真这样，早晨我发现我的朋友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背朝着炉火站在炉边的地毯上。
“这个如何，华生？”他喊道，从桌上拿起报纸，“红色带白石门面的高房子，三楼左面第二个窗口。天黑之后。G。这够清楚了。我想吃完早饭我们一定得去查访一下瓦伦太太的这位邻居。啊，瓦伦太太！今天早上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信呀？”我们的这位委托人气冲冲地跑进来，她在向我们表明事情已经有了新的重大进展。
“这件事得报警啦，福尔摩斯先生！”她嚷道，“我可再也不能忍受了，干脆让他走人吧！我本想直接告诉他，后来想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可再也不能忍耐这个人了，老头子挨了顿打，此时——”
“打了瓦伦先生吗？”
“反正对他可粗暴啦。”
“谁对他粗暴？”
“哎呀！我正想知道哇！我丈夫是托特那姆宫廷路摩顿——威莱公司的计时员，今天早上——要是他在七点钟前出门就好啦——他刚出门没走几步，后面跑出来两个人，用衣裳蒙上他的头后就押上路旁早已停在那儿的马车。马车跑了一个钟头后，有人打开车门，把他拖出车外。他躺在路上魂飞魄散，也没看清马车，后来慢慢起来，才知道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他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这会儿还躺在沙发上。我就立刻到这儿来告诉你们这件事。”
“真有意思，”福尔摩斯说，“他看见那两个人的脸了吗——听见他们说话了吗？”“没有，他被吓糊涂了。他只知道，他被抬起来，又被扔下去，都像变戏法一样。最少两个人干的，也没准是三个你认为这次袭击与你的房客有关？”“哎，我们在这儿住了十五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叫他走吧，钱无所谓。天黑以前，叫他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等，瓦伦太太，别鲁莽。我开始感到这件事可能要比我起初看到的情况严重得多。很显然，有某种潜在危险在威胁着你的房客。也很明白，他的敌人潜伏在房子附近守候着他。在朦胧的晨光中错把你丈夫当成他，后来发现弄差了，就把瓦伦先生放了，要不是错抓人，那他们想做什么呢？我们只能推理。”“那我该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我很想去拜访你的这位房客，瓦伦太太。”“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到，除非你破门而入。每当我留下盘子下楼去的时候，才能听见他开锁的声音。”“他总会把盘子拿进屋去的，我们可以躲在某个地方看他露面拿盘子。”房东太太想了一会儿。
“我记起来他房间对面有个放箱子的小房间。我去取一面镜子，如果你们躲在门后面或许可以——”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他什么时候吃午餐？”
“大约一点钟，先生。”
“华生和我会准时去。瓦伦太太，再见。”
我们来到瓦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时，是十二点半。这是一幢坐落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的一条窄路——奥美大街上的高大单薄的黄色砖房，虽然它接近大街角，但从它那里可以望见霍伊大街和街上更加华丽的住宅。福尔摩斯指着一排公寓住宅的一幢房屋笑了。房屋的设计式样难逃他精明的眼睛。
“瞧，华生！”他说，“红色高房子，白石门面。’信号地点也符合。我们知道了地点，也知道了暗号，所以我的任务就简单得多了。那扇窗口上放着一块‘出租’的牌子。这套空房显然是那伙人的出入之处。啊，瓦伦太太，你都准备好了吗？”“我都打点好啦，我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去。还有，把鞋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
她安排的藏身处和放镜子的地方都相当不错，我们坐在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房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就听见远处响起了这位神秘邻居“叮哨”的铃声。不久，房东太太手端着盘子上来了。她把盘子放在关着的房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我们蹲伏在门角落里，眼睛盯着镜子。房东太太的脚步听不见后，忽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把扭开了，两只纤细而白皙的手迅速伸出来把盘子从椅子上端走，不久，又把盘子放回原来的位置。我看见一张哀怨、美丽、惶恐的面孔在瞪视着放着箱子房间的一丝门缝。然后，房门猛地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一切又都归于平静了。福尔摩斯拉了一下我的袖子，我们两人偷偷下了楼梯。
“我晚上再来，”福尔摩斯对房东太太说，“我想，华生，这件事我们还得回去商讨一下。”“你看，我的推测是对的，”他坐在安乐椅里说道，“有人顶替了房客。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华生。”“她看见我们了。”
“嗯，她发现了某种情况，这是肯定的。事情的脉络已经很清楚，对不对？一对男女在伦敦避难，他们防范之严足可说明危险之大，男人有急事要做，此期间想让女的绝对安全。问题挺复杂，不过他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挺新颖，效果非常好，就连给她送饭的房东太太也不知道她的存在。现在很显然用铅体字书写不过是为了不让别人从笔迹上认出她是个女的。男的不能接近女的，否则就会引来敌人。他不能直接和她联系，于是便利用寻人广告栏。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可是，原因是什么？”“啊，对，华生——这是个严肃的实际问题！原因是什么？瓦伦太太的胡思乱想把事情扩大化了，并且我们的进程中出现不利的一面：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不是普通的爱情纠纷。你注意那个女人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了吗？房东先生遭到袭击，显而易见是冲着这房客来的。惊恐和拼命保守秘密都足以证明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袭击瓦伦先生的事件表明对方也不知道一位女房客已经代替了男房客。这件事极其复杂离奇，华生。”
“为什么你要继续做下去呢？你想从中获得什么？”“是呀，为什么呢？是为艺术自身吧，华生。当你看病的时候，我想你只会关心病情而不会想到出诊费吧？”“那是为了充实知识和经验，福尔摩斯。”学无止境嘛，华生。课程一门接一门，精益求精。这件案子很有启发性。虽然它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我们必须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会有一些进展了。
我们回到瓦伦太太的住处。这时，冬日的伦敦的黄昏更加朦胧，只有窗户上明亮的黄玻璃和来自煤气灯昏暗的灯光才打破灰色帷幕这死气沉沉的单调色彩。昏暗中又亮起一束暗淡的灯光，这是我们在寓所的一间黑乎乎的屋子里向外观察的时候所发现的。
“那里有人在走动，”福尔摩斯低声说，他那急切而瘦削的脸探向窗前，“他又出现了，我看见了他的身影，手里拿着蜡烛，他小心戒备地张望四周。现在他开始晃动灯光发信号了。一下，这肯定是A。华生，你也记一下，记完我们互相核对。你记的是几下？二十。我也是二十。二十是T。AT——又一个T。这肯定是第二个，字的开始。现在是——TENTA。停了。再没了吗？ATTENTA没有意思啊。也许是两个词——ATTEN，TA，这也说明不了什么。要不然T、A分别是一个人的姓名的缩写。又开始了！ATTE——嗯，重复刚才的内容。奇怪，华生，很奇怪！他又停了！AT——嗯，第三次重复，三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多久？现在没了。他离开了窗口。华生，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密码联系，福尔摩斯。”
我的同伴忽然发出顿悟的笑声。“并不是太晦涩难懂的密码，华生，”他说，“对，是用的意大利文，A代表信号发给的是一个女人。‘当心！当心！当心！’怎么样，华生？”“我猜想你说得十分正确。”“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紧急信号。重复了三次，就更急了。当心什么呢？等一等，他又到窗口来了。”我们再次看见一个人的模糊侧影蹲伏着。当信号再一次开始时，一点小火苗又在窗前来回摇晃了。信号比上次打得更快——快得几乎记不下来。
“帕里科洛——Pericolo——嗯，这意味着什么，华生？是‘危险’对不对？对，真的，是一个危险信号。他又来了！PERI……啊，这究竟是——”
灯光突然断灭，发光的方格窗消失了，第四层楼成了这幢大楼惟一的黑带，其他各层的窗户都亮着灯，最后的危险呼叫突然停止，为什么？这个问题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福尔摩斯从窗边蹲着的地方一下子站了起来。
“事情严重，华生，”他嚷道，“事态不妙！信号为什么就这样停止了？这件事我得跟警察厅取得联系——可是，时间来不及，我走不开。”“我去行吗？”“我们必须对情况进一步了解，或许它可以有更清楚的解释。来，华生，我们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办法。”
当我们走上霍伊大街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了一下我们刚离开的楼房。在顶楼的窗口，我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女人的头影，正紧张呆望着外面的夜空，似乎紧张地等待着中断了的信号重新开始。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有一个围着围巾、穿着大衣的人正在栏杆上靠着。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时，这个人大吃一惊。
“福尔摩斯！”他喊道。“噫，葛莱森！”我的同伴一面说道，一面和这位苏格兰场的警探握手。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哪阵风把你送到这来了？“我想，咱们一样，”葛莱森说，“我真难以想像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线有几根，头只一个。我在记录信号。”“信号？”“是啊，从那个窗口。信号发了一半停了，我们来调查是什么原因。既然你在这儿，这件事可以说万无一失，我想我们该走了。”
“等等！”葛莱森热情洋溢地说道，说公道话，福尔摩斯先生，只要有你，我每次办案子都感到十分踏实。他跑不了，这房子只有一个出口。“谁？”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一次，我们可棋先一着了，你可得要让我们领先一次了。他用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敲了一下，立刻从街那头，一个车夫手持马鞭从一辆四轮马车旁走了过来。请让我把你介绍一下？他对车夫说道，这位是美国平克顿侦缉处的莱弗顿先生。
“就是长岛山洞奇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久仰，久仰，先生。”这是个外表沉静却十分精明的美国青年，尖脸，胡子剃得光光的。听了福尔摩斯这番赞扬之词，不禁满面红云。“我是为生活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我能抓住乔吉阿诺——”“什么！红圈会的乔吉阿诺吗？”“噢，他是欧洲风云人物，是吧？我们在美国也听到了他的事情。我们确定他是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可是我们无法将他缉拿归案。我从纽约就跟踪着他。整整一个星期在伦敦我都在他附近，就等时机成熟亲手把他抓起来。葛莱森先生和我一直追到这个大公寓，这里只有一个大门，他逃不了。他进去之后，从里面出来的只有三个人，但是我敢断定，他不在其中。”
“福尔摩斯先生谈到信号，”葛莱森说，“我猜同往次一样，你一定掌握了我们不了解的许多情况。”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这个美国人两手一拍，感到懊丧。
“他发现了我们啦！”他叫嚷道。“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唉，事实不是如此吗？他在向他的同伙发信号——可能他有一伙人在伦敦。正像你说的那样，他突然告诉他们有危险，中断了信号。他在窗口如果不是察觉了街上的我们，就是有点意识到险情迫近。如果他想躲过险情，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除了这些，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呢？你说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要马上上去，亲自去查看查看。”
“可是，别忘了我们没有逮捕证。”
“他是在值得怀疑的情况下，在无人居住的屋子里，”葛莱森说，“目前，这就足矣。我们盯梢时，是想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我们的官方侦探在智力方面虽然有些不足，但在勇气方面却十分可嘉，他要上楼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仍然是那样一副绝对沉着而精明的神情。也就是这种精神，使他在苏格兰场官运亨通。那个平克顿来的人曾想赶在他的前面，可是葛莱森早已把他落在后面了。伦敦的警察对伦敦的危险事件享有优先权。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半开着，葛莱森把它拉大。里面寂静漆黑。我划了根火柴点亮葛莱森手中的灯。就在这一刻，灯光亮起时，我们不由大吃一惊。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有一条新鲜的血迹。血脚印一直通向一间内屋。内屋的门是关着的。葛莱森把门撞开，高举着灯，我们在他后面急切地向里面张望。
空屋正中在地板上躺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那修整得十分整齐的黝黑脸庞扭曲得十分怕人，他头上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双膝弯曲，两只手十分痛苦地摊开着。一把白把的刀子完全没入他又粗又黑的喉咙，这个人在遭到这致命的一击前，他一定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牛一样早已被打倒了，身体右侧地板上有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匕首，再旁边是一只黑色山羊皮手套。
“哎哟！这是乔吉阿诺！”美国侦探喊道，“这一回，有人领先于我们了。”“蜡烛在窗台上，福尔摩斯先生，”葛莱森说，“哎，你在做什么？”福尔摩斯已经点上了蜡烛，并在窗前摇晃着。然后他向黑暗中探望着，吹熄蜡烛，扔到了地板上。“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大帮助，”他边说边走过来，站在那里沉思。这时两位侦探正在检查尸体，“你说过，曾有三个人从房子里出去，”他最后说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看得很清楚。”
“是否有个三十来岁的人，中等身材，黑皮肤，有胡子？”
“有。他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我想，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可以向你提供他的相貌特征，他还留下了一个很清晰的脚印，这对你应当是足够的了。”
“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伦敦有几百万人哪。”“那么，我想最好还是让这位太太来给你们提供帮助。”听见这句话，我们都转过身去。只见一个非常美丽的高个子女人站在门道上——布卢姆斯伯利的神秘房客。她脸色苍白，神情极其忧郁地慢慢走过来，惊恐地看着地上那具尸体。
“他死啦！”她喃喃地说，“啊，我的上帝，你们把他杀死啦！”接着，我听见她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跳了起来，发出欢快的叫声。她在房间里转着圈地拍着手、跳舞，黑眼睛里露出极其兴奋的神情，嘴里不停地说着，听起来像优美的意大利语。这是一件多么惊奇的事情啊，一个美丽的女人目睹这样的场面却如此欢喜若狂。她忽然停下来，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我们。“你们！你们是警察吧？是你们杀死了奎赛佩·乔吉阿诺，对吗？”
“我们是警察，夫人。”她向房间里四周的暗处扫了一眼。“那么，葛纳罗呢？”她问道。“他是我的丈夫，葛纳罗·卢卡，我是伊米丽娅·卢卡。我们两个都是从纽约来的。葛纳罗在哪儿？刚才是他在这个窗口叫我来的，我就立刻跑来了。”“叫你来的人是我。”福尔摩斯说。“你！你怎么可能？”“你们的密码并不复杂，夫人！欢迎你的光临。我知道，我只要打出‘Vieni’的信号，你就会来的。”这位美貌的意大利女人惊恐万分地看着我的同伴。
“我不知道你何以得知的，”她说，“奎赛佩·乔吉阿诺——他是怎么——”她停了一下，然后脸上忽然显露出骄傲和喜悦的神色。“我现在明白了！是我的葛纳罗！我的无畏、英俊的葛纳罗，是他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是他。他用他强劲有力的手杀死了这个魔鬼！啊，葛纳罗，你太好了！我为你骄傲。”
“唔，卢卡太太，”葛莱森说道，一只手毫无感情地拉着这位女士的衣袖，仿佛她是诺丁希尔的女流氓，“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太了解。不过据你所讲，情况仿佛很清楚了，你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等，葛莱森，”福尔摩斯说，“我倒认为这位夫人可能正像我们急于知道事件真相一样急于想把真相告诉我们。夫人，你一定知道这个人是被你丈夫杀死的。为了这个，你丈夫会被逮捕审判的呀！你说的情况可以作证词。但是如果他做此事不是出于犯法的动机，而是为了查明某种情况，那么，你最好把全部经过如实告诉我们，或许对他有帮助。”“既然乔吉阿诺死了，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个魔鬼，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我丈夫杀死了他而惩办我丈夫的。”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把房门锁起来，让这一切都像没动过一样。我们和这位女士一起到她的房间去。等我们听完了她要对我们说的一切之后，再决定怎么做。”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在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坐下来。事件的结局，凑巧我们已经看见，她的叙述用的是英语，虽然快而流利，但不正规，为了方便起见，我不得不在语法上进行修改。
“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坡西利坡，”她说，我的父亲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理，他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葛纳罗在我父亲手下做事。我爱上了他，别的女人也一定会爱他，虽然他无钱无势，但英俊、充满活力——但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婚。四年前，我们一起出逃，变卖首饰在巴里成了婚，并且后来去了美国。自那以后，我们一直居住在纽约。
开头，我们运气不错。葛纳罗帮助了一位意大利先生——他在一个叫包厄里的地方把这位先生从几个暴徒手中救了出来，这样，我们就与这个叫提脱·卡斯塔洛蒂的有势力的人有了交情。他是卡斯塔洛蒂一赞姆巴大公司的主要合办人。这家公司是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姆巴先生有病，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卡斯塔洛蒂掌管公司的大权。公司有三百多名雇用的职员。他在公司里给我丈夫找了个工作，而且叫他主管一个门市部，在各方面对我丈夫都非常好。卡斯塔洛蒂先生是个单身汉，我们敬爱他，把他看做我们的父亲，他也把葛纳罗当成他的儿子。我们很快在布鲁克林的一幢小房子里安家，衣食无忧，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
一天晚上，葛纳罗下班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个从坡西利坡来的叫乔吉阿诺的同乡。这个人身材高大，你们可以验证，因为你们已经看到尸体了。他不但块头大，而且一切都很古怪，叫人害怕。他说话的声音像打雷。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小屋里甚至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是强烈而奇怪的，他说起话来嗓门特别大，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他的眼睛一看着你，你就得听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怪人。感谢上帝，他终于死啦！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来。可是我发现，葛纳罗和我一样不喜欢见到他，他一来，我丈夫就可怜兮兮地脸色发白，无精打采地听我们的客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无休止地胡言乱语。葛纳罗一言不发；我哩，我了解他如同了解我自己一样，我从他脸上发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表情。起初，我以为是讨厌。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不单纯是讨厌，还有惧怕——一种深沉的、隐蔽的恐惧。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害怕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用爱情感化他，求他告诉我一切，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能把他弄得像倒了大霉的样子。
当他说完，我的心如同掉进冰窟里。我可怜的丈夫在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的倒霉日子里，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叫红圈会的团体组织，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誓约和秘密可怕至极，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葛纳罗以为他已经跟它再无联系了。一天晚上，他在街上碰见了乔吉阿诺，就是他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体的。在意大利南部，人们都叫他‘死神’，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他逃到纽约是为了躲避意大利警方。他在新定居的地方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葛纳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把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给我看。那上面画了个红圈，通知告诉他要在某一天集会，他必须服从命令去参加。真是太糟糕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哩。我们小心地过了一段日子。乔吉阿诺经常在晚上来，来了就不停地说话，尽管他冲我丈夫说话，两只野兽般凶猛的眼睛却总是在我身上乱转。有一天晚上，他原形毕露，我才明白那种所谓的爱情如同野兽一般。他来的时候，葛纳罗还没有回家。他逼进屋来，用他粗大的手抓住我，搂进他那像熊似的怀里，劈头盖脸地吻我，并且恳求我跟他走。正当我挣扎喊叫的时候，葛纳罗冲了进来。他打昏了葛纳罗，逃出屋去。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成了冤家对头。
几天以后开了会。葛纳罗回来后，脸色不妙，我知道要发生可怕的事了，但它比我想像的更糟。红圈会的资金是靠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如果他们不出钱，他们就施以暴力相威胁。看样子，危险已经落到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的头上了。他不惧威胁和恐吓，并且把恐吓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会上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炸掉。谁去干，抽签决定。当葛纳罗把手伸进袋子去摸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在奸笑，毫无疑问这签事先被做了某种手脚，因为签上的那个代表杀人命令的红色圆圈落到了他的手里。他或者去害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让他和我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凡是他们害怕、恨的人，他们都要报复，不但伤害那些人本人，而且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这是他们的恶魔般的规定的一部分。这种恐怖压在了我可怜的葛纳罗的头上，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被逼疯了。
我们互相挽着胳膊坐了一整夜，共同预防我们面临的困境。原定第二天晚上动手，中午时分，我们夫妇就赶往伦敦，但没来得及告诉我们的恩人说他有性命之忧，也没来得及告诉警察，以保护将来他的生命安全。
“先生们，其余的，你们都已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如影相随。乔吉阿诺的报复自有他私下的原因，可是无论如何，他是个残酷、狡猾、顽固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谈虎色变。如果说他的势力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的话，那就是现在。利用少有的好天气，我亲爱的丈夫为我找到这个安身之所来确保我的安全。至于他自己，也想摆脱他们，以便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取得联系。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怎么样，全凭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中得到一点消息。有一次我朝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个房子。我知道我们被乔吉阿诺发现了行踪。最后，葛纳罗通过报纸告诉我，他会从某一窗口向我发出信号。可是信号出现时，只是警告，没有别的，突然又中断了。现在我知道了，他一定知道乔吉阿诺已经盯上他了。感谢上帝！当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早有防备。先生们，现在我请问你们，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担心的，葛纳罗是否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被定罪？”“呃，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同时瞥了警官一眼，“我不知道你们英国的意见如何，不过我想，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博得大众的尊重和感激。”“她得跟我回局里，”葛莱森回答说，“如果她所谈的情况属实，我认为她和她丈夫不用有任何担心。但是，我摸不着头脑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为什么也参与到这件案子里了？”
“增加我的知识和经验，葛莱森。好啦，华生，你的记录本上又添了一份凄惨而离奇的材料啦。对啦，还不到八点钟，今晚在考汶花园上演瓦格纳的歌剧，要是我们立刻出发，还能赶得上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