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土耳其式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双眼盯着我的靴子问道。此时，我正靠在一把藤靠背上，所以伸出去的两只脚引起他极大兴趣。
“正宗英国式，”我有点惊奇地回答说，“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福尔摩斯虽然微笑着，但显示出不耐烦的神色。
“澡堂！”他说，“澡堂！为什么去洗使人懒散而昂贵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英国式的澡提提精神呢？”“这几天我的风湿病犯了，我感到疲惫。土耳其浴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有疗效的方法，是躯体的一种清洁剂。”
“噢，对了，福尔摩斯，”我接着说，“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周密的大脑来说，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是极其明显的。但如果你能坦言我将十分感谢。”“这里的道理并不太深奥，华生，”福尔摩斯顽皮地眨着眼说，“我用的还是老一套，我来问你，你今天早上坐车回来，有谁和你同车？”“我并不认为这种新颖的例证就是一种解释。”我略带讥讽地说。“好啊，华生！你在抗议。问题在哪里呢？把最后的拿到最前面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衣袖左边和肩上都沾着泥浆，如果你在车子中间怎么会有泥浆呢？如果你坐在车子里，身上如果有泥浆的话怎可能只有一面呢？所以，你是坐在车子的一边，这十分明显。你一定有同行者也很显然。”
“这显而易见。”
“淡而无味，是不是？”
但靴子和洗澡又有什么联系呢？“同样简单的是你有自己的习惯穿法。但我看到，靴子系的是双结，打得很仔细，这不是你平时的系法。你脱过靴子。是谁系的呢？鞋匠——要不就是澡堂的男仆。但不可能是鞋匠，因为你的靴子几乎还是新的。那么，还有什么呢？洗澡。太荒唐了，是不是？但是，反正洗土耳其浴总是有目的。”
“什么目的？”“你说你已经洗过土耳其浴，因为你要换换洗法。那你就洗吧，亲爱的华生。随我去趟洛桑怎么样，车票是头等的，开销非常有气派，怎么样？”“好！可是，为什么呢？”福尔摩斯靠回安乐椅里，从口袋中取出笔记本。“世界上有一种最危险的人，”他说，“那就是漂？白孤独、本身无害而常常是极其有用的女人，但她总是别人犯罪的目标。她漂泊无所依，四处为家，她有充裕的钱供她周游各国，频频更换旅馆。她往往迷失在偏僻的公寓和寄宿栈房的迷宫里，她是狐狸世界里一只弱小的鸡，很少有人关心她是否存在，所以我很担心弗朗西丝·卡佛克斯女士已经遭到了不幸。”他的话题如此突然地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使我感到欣慰。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接着说，“是已故拉福顿伯爵惟一的直系亲属，她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些极其罕见的古老的西班牙银饰珍宝和精雕细琢的钻石。她喜爱这些东西，简直爱不释手，她不愿存放在银行，总是随身带着。弗朗西丝女士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美丽女人，处于风韵犹存的中年。可是，由于一次意外遭遇，却成为二十几年前还是一支庞大舰队的最后一只弃舟。”
“那她发生了什么事？”“哦，弗朗西丝女士出了什么事？现在是死是活？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四年中她习惯每两周写一封信给她的老家庭教师杜布妮小姐，从不间断，后者早已退休，现在居住在坎伯韦尔。来找我的就是这位杜布妮小姐。自五个星期前弗朗西丝女士从洛桑的国家饭店给她寄出最后一封信后，就杳无音讯了。她像没留下地址就离开了，一家人都非常着急。如果我们能够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就将会以重金相谢。”
“杜布妮小姐是惟一能提供线索的人吗？这位女士不给别人写信吗？”“还有一个通讯者是肯定的，华生，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活，她们的存折就是日记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看过她户头最后一张支票，只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帐目，但是数目很大，她手头可能留有现款。从那以后只开过一张支票。”“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不到三周前，开给玛丽·黛汶小姐，开到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这张五十镑的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这个玛丽·黛汶小姐是何许人物呢？”“这个，我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过去是弗朗西丝·卡佛克斯女士的女仆。我们还无法断定为什么要把支票给她。但是毫无疑问，你的研究工作不久将会弄清原委。”“我的研究工作？”
“正是因此才要到洛桑去进行有益健康的探险啊。你知道，老阿伯拉罕斯生怕送命，我不能离开伦敦。另外，通常状况下，我不到外国去，我走了苏格兰场会感到寂寞的，而且也会在罪犯中引起狂热的躁动。亲爱的华生，去吧。我会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随时提供我的建议。”
两天后在洛桑的国际饭店里，我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殷勤接待。他声称，弗朗西丝女士在此住过几个星期。她很受人欢迎。她的年龄不超过四十岁，风韵犹存，可以想像她年轻时是如何风华绝代。莫塞并不知道有任何珍贵珠宝。但茶房提及：那位女士卧室有一只皮箱，沉甸甸的总是锁着。女仆玛丽·黛汶和她女主人一样，与人相处融洽。她已同饭店里的一个茶房领班订了婚，她的地址很容易打听，那是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11号。这些我都详细记下了。我想就算是我的朋友本人亲自来，收集情况的本领也不过如此。
但是有一地方尚未明了，即未探明这位女士突然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她在洛桑过得很快乐，有足够理由相信，她本想在这个可俯瞰湖滨的豪华套房度过这个季节。但是，她却在续订一周住处之后一天就离开了，白付了一周的房金。只有女仆的情人如勒·维巴提出一些看法。他提及一两天前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来访，这可能与她的突然离去有关。“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如勒·维巴嚷道。此人住在城里某处，有人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认真交谈。此后他曾来拜访过，她没有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是没有留下姓名。这位女士随即离开了那地方。如勒·维巴和他的情人玛丽·黛汶都认为是他的来访导致了弗朗西丝的离去。只有一件事，如勒不能谈。有关这件事他不愿说什么，就是玛丽为什么要离开女主人。如果我想知道，我必须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查访的第一步就此结束。第二步是要弄清弗朗西丝·卡佛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要去的那个地方——巴登。在这一问题上，好像有种秘密可使人相信，她离开是为了甩开某一个人。否则，为什么她的行李上不贴上去巴登的标签？她本人和她的行李都是绕道来到莱茵河游览区的。这些情况是我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获得的。我发电报给福尔摩斯，把我了解的全部情况都详细告之，他在回电里半诙谐地赞许了我一番。然后，我就去了巴登。
在巴登追寻线索并不困难。弗朗西丝在英国饭店呆了半个月，在此她结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夫妇。和大多数独身女子一样，弗朗西丝女士从宗教中得到某种慰藉。施莱辛格博士具有超凡的人格，她被他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和他在传教中得病、眼下在恢复这一事实深深打动了。她帮助过施莱辛格太太照料这位逐渐恢复健康的圣者。经理告诉我，博士白天在游廊的躺椅上度过，身旁一边站一个服务员。他当时在绘制一幅专门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并在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在他完全康复后，他夫妇二人同弗朗西丝女士前往伦敦。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此后，这位经理就不知他们的行踪了。而玛丽当时对别的女仆说再也不会干这行业了，她在几天前痛哭了一场就离开了。施莱辛格博士在动身前，给他的那帮人都结了账。
“哦，对了，”经理最后说，“打听弗朗西丝·卡佛克斯的女士不止你一人，大约一星期前，也有人来过。”“他留下姓名没有？”我问。“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尽管样子显得特别。”“一个蛮子？”我问道，按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的思维方式把我了解的事情联系上。“对。用蛮子称呼他倒是十分恰当。这家伙大块头，留着胡子，皮肤黝黑。看起来，他习惯住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这个人凶巴巴的，我可不敢惹他。”
云雾逐渐被拨开，真相开始显露，人物变得更明显突出了。有一个凶险的家伙在追逐这位善良而虔诚的女士，她到哪里，他追到哪里。她惧怕他，否则她不会逃离洛桑的。他早晚会追上她的。他是不是已经追上她了？她至今没有音讯的秘密是否就在于此？与之相随的善良的人们难道不怜香惜玉，使她免遭厄难吗？在这纠缠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目的、什么阴险的企图呢？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我写信给福尔摩斯，告诉他我已十分高效地查到案子的缘由。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的左耳长什么样子。福尔摩斯的幽默想法真是奇怪，未免有点令人吃惊。所以我对他的玩笑未加任何理会。说真的，在他来电报之前，为了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了蒙彼利埃。
找到这位被辞退的女仆，从她那儿了解一下情况并不难，她相当忠诚。她之所以离开她的女主人，只是因为她确信她的主人有了可靠的人照顾，同时因为她的婚期已近，迟早总得离开主人。可她极其痛苦。她们在巴登居住时，女主人生气地追问过她，似乎女主人对她的忠诚发生了怀疑，并且还对她发过脾气。这样分手反倒更加轻松了，否则就会难舍难分。弗朗西丝送给她五十镑作为结婚礼物。玛丽和我一样也非常怀疑那个打听她女主人的陌生人。她亲眼看到在湖滨游廊上，他当众恶狠狠抓住这位女士的手腕，一副可怕的样子。玛丽认为，弗朗西丝女士愿意和施莱辛格夫妇同去伦敦，就是因为害怕这个人。弗朗西丝从来没向玛丽提过这件事，但这位女仆从许多细微的迹象中发现，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忧虑之中。刚说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惊跳起来，一副惊慌失色的样子。“看！”她叫喊起来，“就是他！这个恶棍悄悄跟到这儿来啦！”
透过客厅里敞开着的窗子，我发现一个黑大汉慢慢走向街中心，急切地逐一查看门牌号。显而易见，他和我一样在寻找女仆。我一时冲动，跑到街上去和他说话。
“你是英国人吗？”我说“是又怎么样？”他瞪着眼睛向我问道。“我可以请教尊姓吗？”“不，不行。”他十分坚决地说。这真是尴尬的处境。可是，直截了当的方式常常是最好的方式。“弗朗西丝·卡佛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他惊奇地看着我，“你把她怎么了？你在追踪她？你说！”这个家伙怒吼一声，像一只老虎似的向我猛扑过来。我并不害怕与人格斗，但是这个人两手如铁钳，疯狂得像个魔鬼。他用手扼住我的喉咙，我几乎背过气去了。这时，一个满脸胡须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从对面街上的一家酒店冲了出来，拿着短棍打向向我行凶的那家伙的小臂，使他不得不松手。这家伙一时站在那儿不知是否就此罢休，但极其愤怒的样子。然后，他怒吼一声，离开了我，走进我刚才出来的那家小别墅。我转身向站在我旁边路上的救命人致以谢意。
“嗨，华生，”他说，“你把事情弄砸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坐今晚的快车一起回伦敦去吧。”
一个小时后，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穿着平时的服装，恢复了原有的风度坐在我的饭店的房间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出现在这儿，是因为离开伦敦的时机成熟，就决定在我到下一站时把我截住，而我下一站去哪儿是显而易见的。他化装成一个工人坐在酒店里等我露面。
“亲爱的华生，你的调查工作始终保持如一，这非常不简单，”他说，“我不能说你有什么疏忽之处，但你调查工作的全部效果就是到处发警报，而又是一无所获。”“就是你来干，也许也不过如此。”我委屈地回答说。“不是‘也许’，我‘已经’干得比你强。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和你住在同一个饭店里。我肯定，要进行更有成果的调查，他就是线索。”
一张名片被送了进来。然后刚才在街上侵犯我的那歹徒进来了。他看见我，吃了一惊。“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在接到你的通知后我就赶来了，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破案。”他伸出一只晒得很黑的大手，连声道歉。“但愿对你没造成伤害，这几天，我的神经就像一根带电的电线一样，当你指控我时我就怒火上升。可是这种处境，我无法躲避。福尔摩斯先生，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究竟是怎么打听到我的？”“是弗朗西丝女士的女家庭教师杜布妮小姐告诉我的。”
“就是总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珊·杜布妮吗？我记得她。”“她也记得你。那是在前几天一当时你认为最好是到南美去。”“啊，既然你知道，我也不用向你隐瞒了。我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像我爱弗朗西丝女士那样忠贞，虽然我是个野小子——但我并不比别的年轻人坏，但她洁白如雪的心不能受到丝毫侵犯。所以，当她知道我做过的事，就不愿理我，虽然她也非常爱我，也正因此她一直保持着独身生活。几年后，我在巴伯顿发了财。这时候，我想我也许能够找到她，让她受到感动。我听说她至今未婚。在洛桑我找到她，并尽了一切努力，没想到她的意志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更坚强了，等我第二次去找她，她已经离开洛桑了。我又追到了巴登，没过多久，我听说她的女仆在这里。我是个粗人，脱离那种生活方式不久，所以当华生医生询问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控制。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现在怎么样啦。”
“我们正在调查。”福尔摩斯以极其严肃的声调说，“能告诉我你在伦敦的住址吗，格林先生？”“到兰姆饭店就可以找到我。”
“我看你最好回到那里等着，我们一旦有事可以找你，好不好？我不想让你空抱希望，但你要相信，我们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做什么都在所不惜。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给你一张名片，以便于和我们保持联系。华生，你收拾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哈德森太太，希望我们明天七点半钟能吃上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房里时，桌上有一封电报。福尔摩斯看完电报后惊喜万分。他把电报递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这是什么？”我问道。“这是答案。”福尔摩斯回答说，“你是否记得，我问过一个好像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那时，我早已经离开巴登，根本不能询问。”
“对。正因为如此，我把写有同样问题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回信。”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面对一个极其狡猾、极其危险的人物，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就是享利。彼特斯，是在澳大利亚发迹的一个最无耻的流氓——在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这些道貌岸然实质肮脏卑鄙的人物。他的看家本事就是利用孤身妇女对宗教的感情去诱骗她们。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帮手。我从他的一贯方式上看破了他的身份，还有他身体上的特征证明了我的怀疑——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受了伤。这位可怜的女士居然落入了这一对恶魔似的夫妻手里，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可怀疑地也是被软禁起来了，已经不能和杜布妮和别的朋友取得联系。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经过了伦敦。不过第一种可能未必能成立，因为在欧洲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要想骗倒大陆警察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大可能在伦敦找到一个地方轻易地把一个人软禁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伦敦，但我们目前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养足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将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德谈一谈。”
无论是职业警察，还是福尔摩斯高效的小组，在伦敦数百万的茫茫人群中寻找这三个人无异于海底捞针，他们无任何形踪，好像就没存在过。登广告试过了，没用。线索也追过了，一无所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做过调查，但一无所获。把他的老同伙监视起来了，可是他们不去找他。一周就这样毫无效果地过去了，突然黑暗中出现一丝光明。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铺里，有人典当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者是一个脸刮得很光、个子十分高大的人，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人注意他的耳朵，但据推测肯定是施莱辛格。
满脸胡子的住在兰姆饭店那位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了三次。当他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个新发现还不到半个小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带渐宽。由于焦虑，他好像逐渐在衰弱下去。他经常请战说：“我能不能做些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当首饰了，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遇不幸了！”福尔摩斯极其严肃地摇摇头。
“也许她现在被看管起来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们就会自寻死路。我们要作好准备，也许会出现最糟的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呢？”“那些人认识你吗？”“不认识。”“如果他再找别的当铺，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了。但是，他得到的价很公道，当铺也没有向他问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他或许还会到波汶顿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介绍你到店里等候。如果这家伙出现，你负责盯住他，看他老窝在哪儿。不能鲁莽，特别不准动武。你要向我保证，除非有我的通知和许可，否则不要随意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后来得知，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毫无音信。第三天晚上，他冲进我们的客厅，浑身发抖，雄劲的躯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直颤动。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他喊道。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非常不连贯。福尔摩斯安慰他几句话，把他推到椅子里坐下。“来吧，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他说。“她是一个钟头以前来的，这次是他的老婆来的，她拿来的耳环是一对耳环中的另外一只。她是一个脸色苍白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高个子女人。”“正是她。”福尔摩斯说。“她离开当铺后，我一直跟着她。她向肯辛顿路走去，我跟在她后面。福尔摩斯先生，她径直走进一家承办丧殡的店铺。”
我的同伴愣住了，“是吗？”他语调颤抖难以掩盖内心的焦虑，虽然脸上冷静苍白。“我也进去了，她正和柜台里的一个女人在说话。似乎听见她说‘已经晚了’或者类似的话。店里的女人在解释什么。‘早就该送去了。’她回答说。‘时间得长一些，要与众不同。’她们后来停止了说话，注视着我。我只好随便敷衍几句就离开了商店。”
“你干得相当不错，后来呢？”“她出了商店，我躲进一个门道里。她四周张望着，好像有所怀疑。然后她叫来一辆马车坐了进去，幸亏我也叫到一辆马车跟在她后面。她在布里斯顿的波特尼广场36号下了车。我驶过门口，把车停在广场的转角里，盯着这所房子。”
“你看见什么了！”“除了底层的一个窗户可看得清外，其余一片漆黑，百叶窗拉下了，里面情形根本看不清。我站在那儿束手无策。这时候开过来一辆有篷的货车，车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下了车，从货车里取出一口棺材抬到大门口。”“啊！”“我差一点儿就想冲进去。正在这时，门打开了，那两个人抬着棺材进去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大吃一惊后就把门关上了。我想起你对我的嘱咐，因此就到这儿来了。”
“你的工作干得很好，”福尔摩斯说着在一张小纸条上随手写了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的举措就不合法。这件事你做最好，你拿着这张便条去警察局去拿一份搜查证来，也许没那么容易，不过雷斯德如果细心的话是不会放过出售珠宝这一点的。”
“可是，他们现在随时可能会害死她的，买棺材干什么？不是给她又是给谁预备的呢？”“我们将全力以赴，格林先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现在，华生，”当我们的委托人匆匆离去后，福尔摩斯接着说，“雷斯德将会调动警察。而我们呢，和以前一样，是非正规的。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不得不采取最极端的方式。即使这样，在道义上、法律上也是说得过去的。马上去波特尼广场，一会儿都不能耽误。”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形势，”他说，这时我们的马车正飞驰过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桥，“这些歹徒首先挑拨弗朗西丝女士和女仆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她骗到伦敦来，即使她写信也被他们扣下。在同伙的帮助下他们租到一所有家具的房子。他们一住进去就把她软禁起来，而且他们已经拥有了这批贵重的珠宝首饰并开始卖掉一部分。这是他们一开始就要骗取的东西。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他们没想到还会有人关心这位女士的生死存亡。放了她，她当然会告发他们，所以决不会放她。但是，他们不能永远关着她，于是只有用谋杀的方法。”
“看来这很清楚了。”“现在我们从另外一条线索来推断一下。当你顺着两条不同的思路考虑问题的时候，华生，你会发现，汇合这两条思路将越来越接近真相。现在我们放下这位女士而从棺材谈起，反过来论证推理一下。这件意外的事证明，这位女士肯定已经死亡，但是要按照惯例安葬，有正式的医生证明，经过正式的批准手续。如果弗朗西丝是被害死的，他们就会把她秘密地埋在后花园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公开而正规地进行的。这是什么意思？不用多说，他们是用某种办法把她害死，然后欺骗医生伪装成是因病自然死亡——没准是被毒死的。但这里有蹊跷，他们怎么会让医生接近她，除非医生也是他们的同谋者，不过这种假设也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伪造医生证明呢？”“这非常危险。不，我看他们不会这样做。车夫，停车！我们已经过了那家典当铺，这里显然就是承办丧葬的那家店了。你进去怎么样，华生？你去办可靠些。问一问波特尼广场那家人的葬礼安排在明天几点钟。”
店里的女人毫不迟疑地说在早晨八点钟。“你瞧，华生，并不东掖西藏，一切都是公开的！他们无疑弄到了合法证明，所以并不怕。好吧，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从正面直接进攻了，你武装好了吗？”“我有手杖！”“好，好，我们足够了。‘充分武装，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等待警察，也不能让法律束缚我们。车夫，你可以走了。华生，我们在一起会取得成果，同我们两人以往常常合作的那样。”他用力按着波特尼广场中心的一栋黑暗的大厦的门铃。门马上打开了，在厅里暗淡的灯光下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你要做什么！”她厉声问道，眼睛盯视着我们。“我要找施莱辛格博士。”福尔摩斯说。“他不在这儿。”她说完就想关门，福尔摩斯用脚将门抵住。“我要见见这儿的主人，不管他自称什么名字。”福尔摩斯坚决地说。她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把门敞开。“啊，那就进来吧！”她说，“我丈夫不怕与任何人见面的。”她关上身后的门，把我们带进大厅右边的一个起居室里，扭亮了煤气灯后就走了。“彼特斯先生立即就来。”她说。
果然，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观察这间布满灰尘、破败不堪的屋子，门就开了。只见一个高大的、脸刮得很光的秃头人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有一张大红脸，腮帮子下垂，外表看起来很体面，但那凶残险恶的嘴巴却使他的这副神态荡然无存。“这里一定有点误会，先生们，”他用一种嘲讽、自得的声调说道，“我看你们找错地方啦。你们也许该到街那头去问问——”“可以倒是可以，但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我的同伴坚定地说，“你是阿德莱德的亨利，彼特斯，后来又自称巴登和南美的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我肯定这一点，就像敢肯定我的姓名叫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这个人大吃了一惊，死死盯住他的这个不好应付的对手。“你的名字可吓唬不了我，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咧咧地说，“只要一个人心平气和，你就没法叫他生气。请问你到我家里有什么事？”“我要知道，你把弗朗西丝·卡佛克斯女士怎样了，她是跟你从巴登到这里来的。”
“我将十分高兴，如果你告诉我这位女士现在在哪儿？”彼特斯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她还欠我接近一百镑的账，除了一对并不值钱的耳环以外，她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这对耳环，商家不屑一顾。她在巴登跟彼特斯太太和我在一起——当时我用了别名，这是事实——她不愿离开我们，跟着我们来到伦敦。我帮她付了账，付了车票。可是一到伦敦，她就跑掉了，只留下这些过时的首饰抵债。福尔摩斯先生，我将感恩不尽，如果你能找到她在哪儿。”
“我是想找她，”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所以我来搜查屋子。”“你有搜查证吗？”福尔摩斯露出口袋里的手枪。“在真正的搜查证没有到来之前，这就是搜查证。”“怎么，你像个强盗。”“你可以这样称呼我，”福尔摩斯不在乎地说道，“我将和我的同伴——一个危险的暴徒一起搜查你的房间。”我们的对手打开了门。
“去叫警察来，安妮！”他说，过道里响起一阵妇女奔跑的声响，大厅的门打开了，又关上了。“我们没多少时间，华生，”福尔摩斯说，“如果你妨碍我们，彼特斯，你肯定不会好过的。棺材在哪儿？”“你要棺材干什么？正用着哩，里面有尸体。”“我一定要查看尸体。”“没有我同意绝对不可以。”“无需你同意。”福尔摩斯动作敏捷，一下把这个家伙推到一边，走进了大厅。一扇半开着的门近在咫尺。我们进去了。这是餐室。桌子上停放着棺材，福尔摩斯扭大屋顶的吊灯，然后打开棺盖。灯光照射下，棺内深处是一具瘦小干瘪的老年人的尸体，这个犹如枯叶的人不可能是风韵犹存的弗朗西丝女士，因为无论用任何摧残折磨的手段她也不会变成这样子。福尔摩斯显得又惊又喜。
“憾谢上帝！”他说，“这不是她。”“啊，你可犯了一个大错误啦，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随后跟进来的彼特斯说。
“她是谁？”“唔，如果你真想知道，我愿意告诉你，她是我妻子的老保姆，叫罗丝·斯彼德，不久前在布里克斯顿救济院的附属诊所。我们发现了她，于是，将她请到这儿来。来自费班克别墅十三号的霍森医生——请福尔摩斯先生听清他的地址——在基督教友的职责下细心地照料了她，但第三天她就死了——医生证明书上说是年老体衰而死——这是医生的看法，你当然更明白。我们叫肯辛顿路的斯梯姆森公司办理后事。明天早晨八点我们为她举行葬礼，你能挑出什么毛病吗？您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本想在棺材里发现弗朗西丝女士，可是发现的却是一个又干又瘪的九十多岁的老太婆，如果有相机把刚才你的神情拍下来，我倒十分欣赏你那种目瞪口呆的样子。”
在他的仇敌的嘲弄下，福尔摩斯的表情跟以往一样冷漠。可是他的双手紧握，表露出他的怒不可遏。
“我要搜查你的房子。”他说。“你还要搜！”彼特斯喊道。这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和过道上沉重的脚步声。“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清楚谁是谁非。请进来，警官们。这两个人闯进我家里，而且不想离开。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吧。”一名警官和一名警察过来了。福尔摩斯出示了名片。
“这是我的姓名和地址。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哎呀，先生，久仰了，”警官说，“可是没有搜查证，你们不能呆在这儿。”“我当然十分了解。”“逮捕他！”彼特斯嚷道。“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请你不要指手划脚。”警官威严地说，“可是你得离开这儿，福尔摩斯先生。”
“对，华生，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啦。”
不久，我们又来到街上。福尔摩斯像平常一样，满不在乎，而我却满肚子怒火，两个警官跟在我们后面。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们无法同法律对峙。”“对，警长，你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想你到这儿来，一定有理由。也许我可以——”
“我们怀疑一位失踪的女士在这所房子里，警长，我在等待搜查证，马上就到。”“那么我来监视他们，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一定通知你。”这时还只是九点钟，我们又开始行动了。首先在布里克顿救济院，我们得知，几天前的确有一对慈善夫妇来到这，声称一个木讷的老太婆是他们以前的仆人，并且申请把她领回去照料。当救济院的人听到她去了后没几天就死了时，没人感到惊讶。
然后我们找到那位医生。他曾被召请前往，发现那个女人极度衰老，并且确实目睹她死去，因此在正式的诊断书上签了字。“我可以保证，一切都是正常的手续，无任何疑点。”他说。屋子里也没有什么令他怀疑的，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家竟然没有佣人，这倒是很奇怪的。医生提供的情况不过如此，再没有别的了。
最后，我们去苏格兰场办理搜查证，因为手续有困难所以时间有所耽搁，第二天才能取得治安官的签字。要是福尔摩斯能在九点左右去拜访，他就可以同雷斯德一起去办好搜查证。我们的那位警长朋友在快到半夜的时候来告诉我们，他看见那座黑暗的大住宅的窗口里，偶尔灯光闪烁，但是无任何人进出。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第二天的来临。
歇洛克·福尔摩斯十分急躁，一言不发，坐立不安，根本不能入睡。我走开了。他猛吸着烟斗，双眉紧锁，神经质的修长手指在椅臂上敲打。这时，可能解答这一奥秘的方法也许正在他脑海里翻腾。整个晚上，我听见他在屋里来回走动。第二天早晨，他冲进房间叫醒我。他穿着睡衣，但是他整夜没有合眼。“你记得是什么时间安葬？八点钟，是不是？”他急切地问道，“唔，现在七点半。天哪，华生，上帝赐给我的头脑怎么了？快，老兄，快！事关生死——九死一生。要是赶不上，我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永远！”
不过五分钟，我们离开贝克街坐马车飞奔而去，即使这样，经过毕格本钟楼时已经七点三十五分了，赶到布里克斯顿路，正好八点钟。不过，对方也同样晚了，已经过十分钟了，灵车仍然停在门边。三个人抬着棺材在门口出现，当我们筋疲力尽的马车停下来的时候，福尔摩斯快步上前，拦住了他们。“抬回去！”他命令道，一只手抵在最前面抬棺材的人的胸前。“马上抬回去！”“你他妈干什么？我再问你一次，你的搜查证在哪里？”彼特斯气势汹汹地质问，那张大红脸直对着福尔摩斯。
“搜查证立刻就到。棺材抬回屋里去，等搜查证来。”福尔摩斯威严的声调镇住了所有的人，彼特斯已经溜进了屋，抬棺材的人服从了福尔摩斯的命令。“快，华生，快！这是螺丝起子！”当棺材放到桌上时，他喊道，“老兄，这一把给你！”他又对抬棺材的人说，“一分钟之内打开棺盖，赏金币一镑！别问啦——快干！很好！另一个！再一个！现在一起使劲！快开了！噢，开了！”
我们一起使劲打开了棺盖，一股强烈刺鼻的氯仿气味冲了出来。棺内躺着一个躯体，头部缠着浸过麻药的纱布。福尔摩斯撕破纱布，里面露出一个美丽而高贵得如塑像一般的脸庞。他立即伸臂把她扶着坐了起来。“她还活着吗？华生，还有气息吗？但愿我们来得不算晚！”
半个小时过去了，看来我们是来得太晚了。由于窒息和氯仿有毒的气味，弗朗西丝女士好像完全不省人事。最后，我们用尽了各种科学办法，人工呼吸，注射乙醚。终于出现了一丝生命的颤动，眼睑抽搐了，眼睛露出了一点微弱的光泽，这些说明生命在慢慢苏醒。一辆马车赶到了，福尔摩斯打开百叶窗向外望去。“雷斯德带着搜查证来了，”他说，“他会发现他要抓的人已经逃走。不过，还有一个人来了，”当过道上传来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时，他接着说，“比我们更有权利照顾这位女士的人来了。您早，格林先生，我看我们把弗朗西丝女士从这儿越快送走越好。现在葬礼可以举行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以独自到她最后安息的地方去了。”
“亲爱的华生，如果你想把这件案子也收进你的记录本里去。”那天晚上福尔摩斯说，也只能把它看做一个暂时受蒙蔽的例子，那是即使最善于推理的头脑也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犯这种过失，难得的是能够认识到并加以补救。对于这次已经得到挽救的声誉，我还想说几句。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思索，在脑里回想每一个可能的线索，一句奇怪的话，一个可疑的现象，我都不能轻易地略过。后来，天刚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格林向我报告丧葬店女老板的话。她说过：‘早就该送去了。时间得长一些，得与众不同。’她指的是棺材，为什么‘与众不同’，就是说它要按特殊的尺寸制做。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棺材那么深，装的却只是一个又干又瘪又无关紧要的人。尸体那么小，棺材为什么那么大呢？是要腾出地方来再放上一具尸体。利用同一张证明书埋葬两具尸体。一切本应该十分明了，如果不是我的思想被蒙蔽的话。八点钟就要安葬弗朗西丝女士，我们惟一的机会就是在棺材搬走之前把他们截住。
“可能会发现她还活着，这机会非常渺茫，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据我所知，他们不到最后关头从来不杀人，也尽量避免真正的暴力，他们把她埋葬，可以不露出她死亡的任何蛛丝马迹。就算把她从地里挖出来，他们也还是有逃走的机会。我是这样推测当时的情景的，你可以再好好回想一下：那位可怜的女士长期被关在你也看见的那间楼上的小屋里。他们冲进去用氯仿捂着她的嘴，把她抬进棺材，又把氯仿倒进棺材，使她不能醒转，然后钉上棺盖。这个办法倒很妙，华生。在犯罪史上我还是首次见识。如果这些罪犯们从雷斯德手中逃脱的话，那么，将来他们不会甘于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