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青的“钓鱼族”
你可见到在立交桥洞或站或蹲、在车站花园或坐或卧，身前立一小牌，上写“瓦工”、“木工”、“油漆工”或者“电钻工”等的这类人群？他们是城市里露天“钓鱼族”，在等待那些“有钱的鱼”雇佣他们做活，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殷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钓鱼族”从年龄上来分，有两个群体，40岁以下为年轻的“钓鱼族”，40岁以上为中、老年的“钓鱼族”。由于两者的经历、面对的实际困难不同，状况也截然不同，殷谦就采访的先后顺序，先来叙述年轻“钓鱼族”的辛酸处境。
“钓鱼族”的愤怒
愤怒之一：城里有些人瞧不起农村人
王毅，男，30岁，在“钓鱼族”的行列中做的是木工。
“我原本是在山东高密老家种地生活的，因为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来到青岛。我一来青岛就加入了‘钓鱼族’，等待那些‘有钱的鱼’来雇佣我，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妄想。我们每天带着牌子来，但是雇主不多，活儿少，挣不到几个钱。干活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农村人受城里人的歧视，有些城里人就是觉得我们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对我们指手划脚的，甚至一转身就骂一句‘土包子’，其实我们只是想把活做好，但是城里人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放心。”
这位朴实的“钓鱼族”讲到受歧视的问题，眼睛里充满了委屈，在我和他的交谈中，正好走过来了另外一位年龄在25岁左右的年轻人听到了谈话的内容，他气愤地说：“是呀，城里有些人有时太过分了，树要皮，人要脸，我有时真是恨不得把做活的工具砸到他们嘴上。”这些话虽然是有点粗鲁，但是人的尊严是最起码的内心需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多年了，城乡歧视现象还这么鲜活的存在，到底是农村人没有素质？还是城里人没有素质？
愤怒之二：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压钱
施浩，男，27岁，初中毕业。
“我起初是在哈尔滨老家做粉刷工，给一间房粉刷两遍才赚2元钱，根本连温饱也满足不了，后来，我加入了哈尔滨失业群体自发组织的一个装修队，可是一天连两个活都接收不了，挣个二三十块钱就是很好的了，我想着哈尔滨的装修市场不景气，就有意到其他城市里闯一闯，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到了青岛。现在来青岛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最初青岛有一家装修公司让我承包了一个活，让交两万元的押金，我找了一大批老乡把活做好了，公司就是挑毛病，不给大家工资，我没办法，自己掏钱还，后来公司解体了，两万元的押金中还有五千块拿不出来，公司说没钱了也不解决，一直拖欠到现在。我去找过派出所和劳动保障部门请求协调，两者互相推托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中介公司也给介绍活干，但是压钱压的厉害，活做好了，钱不能保证及时发，还经常要挑刺扣钱。我现在对什么公司都不信任了，公司不讲信用，政府也不替我们说话，我只有自己出来找点活干了。”说到这里，我观察到施浩掩饰了想发火的表情，虽然年纪轻轻，他已经磨得没有什么脾气了。
“钓鱼族”的无奈
我在采访过程中，年轻的“钓鱼族”有两大无奈。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告诉我，雇主对粉刷墙壁的质量要求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一些人其实就是故意找茬，有一次实在是对一个老板娘忍无可忍，受她很多次气之后，也估量到她根本不懂粉刷墙这活，就准备给她个教训，所以在一次粉刷中把涂料加入超过一定比例的水，这样子刚粉刷上是很好的，十天后就开始干裂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付她，讲脏话，无礼取闹，骗她也是被她逼出来的。”另外一个小青年接着说：“城里人说我们心眼坏，心思不正，我们就是被别人欺负怕了，难道只有挨打不吭声的？”
在立交桥下，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女性打着“电钻工”的小木牌在等待“大鱼”的到来，这位24岁的女孩子叫乔然，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皮肤粗糙，没有少女的光泽，她说，钓到“大鱼”非常的不容易，一个月能遇到一次就是好的了，这样能挣到20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生活就可以凑合过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突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桥洞，乔然赶快迎了上去，以为来人是挑“鱼”，可是那辆车只是在桥洞停下罢了。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来到乔然面前，乔然赶快接抱过孩子，讲到，这是她一岁的孩子，也没有钱送到托儿所，幸好立交桥对面楼上的好心阿姨看他们可怜，暂时照看一下。乔然边哄着孩子，边无奈地讲到：“孩子可怜呀，跟着我们受罪，我们这样子起早贪黑的，她也没有享受到母亲的温暖。”
“钓鱼族”的温暖
年轻的“钓鱼族”虽然尝受到了雇主对他们的无情，尝受到了冬冷夏暑没有固定站靠场所的风刮日晒，尝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带来的不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浓厚的“同事关系”，这层彼此协助的人情味恐怕是他们在内心里真正能感受的温暖。比如说王毅一周都没有揽到活了，来了活就让王毅先凑上去，这种以谦让为前提的竞争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得到了很多的慰藉。
“钓鱼族”的愿望
很多年轻的“钓鱼族”表示，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挣钱养活好自己就行了，不能让父母担心。“钓鱼族”大多数都是从农村里来的，他们说，父母在家种地，总归随便凑合着日子不会挨饿，到是父母经常担心他们在外不能吃好饭，受罪，受欺负，所以，现在这些“钓鱼族”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养活好自己的小家，最好还要有点节余，能够回家的时候孝敬一下父母，这样父母也能稍稍安心。
另外，年轻的“钓鱼族”还希望能够被社会认可，在采访中，他们不时流露出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是没有保障的人，什么都没有着落，不敢和都市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好像自己被这个社会遗弃了一样。当我问起青岛即将举办奥运帆船比赛时，他们流露出喜悦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他们说，也有担忧，因为怕他们的站靠会影响“市容”，怕被公安人员赶走，怕被罚款。
话后感悟：这些年轻的“钓鱼族”让笔者想起了年轻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大学生，前者被冷落在不遮风不挡寒的立交桥下，对未来忧心忡忡，后者在充满浪漫、温情的象牙塔里，对未来满怀憧憬。如果说前者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后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为什么两者的差别会这么大？
无疑，城市的建设还是需要这些“钓鱼族”来修修补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劳动力，但是今天他们沦落到街头，充斥着生活的艰辛，他们自己是不能改变现在状况的。他们渴望政府的关心，渴望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比如合理合法的中介机构、就业市场、招聘市场、技工考核和认定等，也许他们有的还不知道要去对政府渴望些什么，但是他们都盼望着，盼望着，明天更好！
（二）中、老年“钓鱼族”
相对于年青的“钓鱼族”，中、老年“钓鱼族”在面对生活时更显得游刃有余点，他们对“钓鱼”行业的的现状和前景是怎样看的呢？
精湛的技艺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王国庆，50岁，某国企的下岗职工
“我从国有企业下岗有十年的时间了，以前在里面做的是木工，现在操起了老本行。下岗之后每个月只有二百多元的低保，靠着这点钱过日子肯定不行。下岗三个月后，我就在桥下面摆摊子，希望有人找我做活。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别人打家具，修理一些破旧的家具。现在是自己为自己打工，技术非常重要，比如家具的油漆、造型、设计等，你要按照雇主的意思去做，我做这活有几十年了，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能顺手。”
“如果说你们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划分的话，你应该是木工中的高级技术人员了吧？”我问到。
“我们没有什么标准而言，谁做的好，做的不好看不出来，只有在实际中才能体现出来，但是技术好，干活挣得钱就多。”
王师傅的话是有道理的，年青的“钓鱼族”中有不少是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接到活做不完，或者要求太高，自己根本做不了。
“他们年轻人呀，还需要锻炼，多学点就好了，我们谁不是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才有现在的技术的。”
看来精湛的技艺是生存的根本，这条硬道理在哪里都是行的通的。
对每个月3000元收入的满意
牛建树，43岁，在青岛10年
“我来青岛的时间很长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哪里有活就在哪里干。在工地上做的是杂活，挖地基、搬运材料等，回想起那个时候，多亏是体力好，要不然真得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手上磨了很多老茧。我人腿勤，手脚也快，老师傅们挺喜欢的，就教我学技术。我还是有点文化功底，高中毕业后家里没有钱上学了，其实那时的成绩是挺不错的。在工地上学习技术慢慢懂了图纸，瓦工、管道工的技术都能做得来。”
殷谦：“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在工地上做活了？”
“条件差，主要是不自由，我做了5年的集体工地活，觉得该学得已经学了，现在自己做事，自由点。”
殷谦：“现在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三千来块钱。”
殷谦：“平均算来一年有多少收入？”
“一年有三万到四万的收入。”说到这些的时候，这位大哥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大手一挥，说：“现在的日子算是好点了，生活基本没啥问题。”
我望见在五米之外的一个年青的“钓鱼族”，是上次采访过的施浩，他可没这么乐观，坐在台阶上，面前摆着牌子，等待着雇主来过问。是施浩介绍我去采访这位建哥的，说他能讲出东西来，从建哥的言谈举止来看，他似乎代表了这批“钓鱼族”收入的最高水平。
“现在我能去大型的超市购物了，去家电超市，能买得起小家电，生活还可以。”身边一位老工友告诉我。
中、老年“钓鱼族”对收入的满意，超出我的想象。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收入在这个水平已经是很正常，而他们的收入充满着不固定，没有任何保险，如果年龄大点，60岁以后，或者更大点，不能再出来干活的时候，是否还有每个月的收入来源？
宁可在桥头下“钓鱼”也不愿“组建公司”
在上一篇报道中提到过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欠钱使得年轻的“钓鱼族”非常愤怒，那么年老的“钓鱼族”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
年老的“钓鱼族”经过不少风风雨雨，对这些欠钱的事情看得多，不见怪了。“人总是要讲个理的，凡事好商量，一千块钱他能给九百也不错，要是欠上八百，事情也不是他说了算。”一位叫建国的中年工友告诉我，“团结很重要，我们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为我们说话，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实在不行就集体和雇主抗议不做活，或者集体讨债。”
殷谦：“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组建一个装修公司？”
“现在去建一个公司，各种证件要跑关系，最难的是业务的问题，我们即使有技术，但是业务不是技术好就能争取到的，公司没有名气，我们怕的是找不到太多事情做，又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费用，赚的还没有交的多呢。”建国这样解释。
此时另一位年老的工友插口说：“公司的注册费用最低需要三万不说，还要租赁门面，弄得有模有样的，这都是不低的开销，我们不敢冒这个险，一旦赔了，两三年的辛苦钱都泡汤了。”
在鼓励个人创业的时代，注册公司不像以前那样繁文缛节，但是公司多了，市场竞争也激烈了。所以这些“钓鱼族”宁愿是天天吃个家常便饭，也不愿意去尝试带有风险的更丰盛的大餐。
希望孩子不要再走这条路
年老的“钓鱼族”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面对着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压力，他们是怎么想得呢？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父母生病，他们在农村，有地，能保证不饿着。不像我，出来这么多年，地也没有了，不能回去。”一位工友如是说。
“你们的孩子也在城市里上学吗？”我问。
“是的，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重点中学的借读费挺高的（几千甚至几万），但是只要他们能学习好，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对孩子有什么希望？”我问。
“当然是不希望他们再走我走过的路，别像我这样，希望他们能靠脑子吃饭。”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渴望，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即使是风吹日晒，即使是忍声吞气，只要孩子的成绩好，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殷谦后话
很明显，年老的“钓鱼族”对生活多了一些坦然和自如。我不知道受社会不良之风压榨的年青“钓鱼族”，他们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锻炼好自己的技能，能否合理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让这些默默无闻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钓鱼族”过上稳定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