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母亲总说我身子骨柔弱，因而家里的农话一点也不让我沾手。就是偶尔跟伙伴一道放牛或割草，母亲也很是心痛。
那一年年腊月三十下午，趁家人忙于准备晚饭，我和几个小伙伴牵了条牛，偷偷跑到筑好不久的乡道上。那段路是下坡，很陡，又碰巧一辆吐着浓烟的拖拉机“啪……啪……啪”地上来了。或许是这条大公牛从未见过又吼又闹的怪物，它受惊狂奔起来。我被缰绳牵扯着，提头栽下去，伙伴们惊慌地将我扶起，发觉我左眼角流着不黄不红的东西，便立即找了赤脚医生。医生不慌不忙地拈起棉珠擦去黄水，再用蒸馏水冲净，说，明早就好。
然而，我的左眼已不能自由睁开，且黄水仍不停流淌。父亲背起我就往乡医院赶。
那晚冷得怕人。我在父亲背上颠簸着，忍着剧痛。午夜赶到乡医院，大门已闭得严严的。父亲叫门，直到哀怜的声音近于哭泣，才有人叽叽咕咕地出来。医生又用冷水冲洗了几遍，然后叫我们找个地方住下，继续观察。此时迎春的鞭炮声已四面响起，再过两个小时就天明了。然而我更加疼痛。父亲只好借钱搭上进城的车。
那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只能用右眼看城里的高楼大厦，眼科医生说，由于拖得太久，保护眼球的黄水流失过多；前两位医生用冷水冲洗，加速了黄水的流出，从而导致眼球的急剧萎缩。下午又做了4个小时的缝合手术，但也于事无补了。
从医院回来时，我的境遇已远近皆知。父母和老师们用我的事例来教育调皮的孩子，小孩子则用我来诅咒对方。我已无脸出家门了。开学时，老师来家里再三劝导，我方才惆怅地去学校。在同学友好或不友好的目光中我总是低着头，总是挑最不起眼的位置坐。同学与我似乎被墙隔开。快乐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
熬过初中，极想逃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人生活，但又不想离开父母。无可奈何之下，父亲又托人送我去了镇里的高中。一个学期后，我那颓伤的世界终于被一件小事改变了。
那时，睡我上床的同学是班里的尖子。一天晚上他下床去厕所时摔在地上。爬起来后，他却朝我破口大骂，骂我“独眼龙”，说我一辈子没出息。他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我只好缄默。那夜我未能入睡，我想了许多。尽管在众人嘲笑声中我不愿意承认残疾或缺陷，但我知道我的自尊心比普通人更强。
尽管未成年时命运已经一无所求，可人们还是不肯将我放过，还是让我难堪。那夜里，我开始意识到，悲哀与不幸迎不来别人真诚的怜悯与同情，而只有自强，别人才不能对斜视。我睁着一只眼睛仰望苍开发誓：我要成功。
苦读两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一所重点大学破例录取。老师说我是学校第一个状元，同学说我真幸运。然而，我并不怎么兴奋，因为我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为了那瞬间嬉戏的代价，我得用去一辈子的时间。
走进大学，我似乎感受到友谊与尊重，也获得众口交赞的成绩。同学们都深感惊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为此付出的代价。若没有少年时代的厄运，或许我会是另外的模样，或许我正在荒山脊土里匍匐——我得感谢不幸。
童年时候，晚饭后我总爱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看那轮挂在山巅的月亮。月圆时我眼睛睁得老大；半月时我爱闭上一只眼；月黑时我害怕得闭上双眼。那时，父母觉得有些怪异。但到后来的世界关上一半时，他们才觉得是凶兆。然而现在，我却钟爱那残缺的月亮，也爱那茫茫的黑夜。
噢，我的半月亮。
在我看来，对于主持人主持节目而言，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如何恰当地处理“服从规范”与“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规范是必须服从的，因为没有这种必要的规范，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就不可能进入自觉和自由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