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是博士生导师，又是博士、博士后，是中国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作为一名“性专家”，她的话自然是最具权威的。李银河的“性学说”是常常引发争议的，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近年来一直在为“中国性解放”孜孜不倦地奔走呼号，据说她日前再次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同性婚姻法提案，成为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在中国当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是非常感激这位“性教母”，她是“性权威”，她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和成长，因为她的想象和观念过于张扬和狂妄，虽然反驳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不过总会在“挺李派”的聒噪中销声匿迹。
李银河在网上发表文章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不是中世纪了。你不得不习惯于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了，你不得不容忍这个世界上有跟自己性取向、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了，你不得不逐渐习惯于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了”。以李银河的意思，“性解放”是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势或结果，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新秩序”，暂且不论这个时代是不是存在这个“现代新秩序”，不过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李银河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觉得有必要提及王小波这个人，因为他对他的妻子李银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实不难看出李银河在接着走丈夫未走完的路，她继承并发扬着王小波的文化思想，但是她确实没有能力驾驭王小波的思想，或者说并没有按照王小波的本意来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
被誉为“文化寓言”的随笔作品《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王小波留下的影响巨大的代表作，这已经成为包括王小波在内的一部分人的“文化图腾”，王小波的反抗秩序的僭越和非理性的边缘文化姿态得到了当代大多数年轻人的追捧，原因大概是王小波宣扬着一种人生的自由，人应该活在没有一切束缚的自由的理想国里，人要挣脱一切捆绑着“人身自由”的绳索才能显示出他的完美。我并不赞同王小波文章表达的这种思想，因为人是有个人的独立思想的，人的头脑不会简单到像一头猪，人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动物，一旦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放开，那也许就是无法无天了，他带来的麻烦远比一头跑出圈的猪带来的麻烦要大的多，如果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对人进行约束，没有制度和法律对人进行管制，真的不好说这个人类社会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王小波的这篇文章将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抬到了自由的高度，这只猪通过反抗，摆脱了人类为它设置的生活获得了自由，最终成了野猪。天，这有什么好自豪的？这难道值得提倡么？代表着文明的更高层次的绝不是一头野猪，实在不知道一头野猪比一头家猪好在哪里。
而李银河“呼吁国人宽容对待换妻和一夜情行为”正是企图将人变成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继而变成一头野猪，理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不是中世纪了”，所以人人都有权利去进行“婚前性活动、同性性活动、虐恋、一夜情、换偶”，她提倡人人都去这么做，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自由，只要你乐意你就可以这么去做，这并不是犯罪，这与道德无关，这样做是正确，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新秩序”的进步的体现。
李银河大概有自己的“道德经”，她大概忘记了她是炎黄子孙，她忘记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华夏文明，她忘记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自己的传统美德和礼教，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西方国家那样追求“最高的自由”，中国有中国的国情，难道“性解放”就是人人都追求的最完美最理想的自由生活？对一个不理想政府的反抗应该是建立一个理想政府，而不是无政府。所以，变为野猪实际上是与王小波的民主科学的现代理念相违背的，特立独行不是获得自由的有效途径，其实也不构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更不代表一种价值，仅仅特立独行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是否值得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要看它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建设性力量。
其实权利和自由并不矛盾，李银河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的自由被某项制度、法律或者社会公约所限制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平，就是为了让人能更大限度地自由和平地生活，如果没有了法律的管制，人人都自由了，但这是真正的自由吗？能自由多久？人会自觉地尊重社会秩序吗？如果照着李银河的意思，把“婚前性活动”、“同性性活动”、“虐恋”、“一夜情”、“换偶”等“权利”彻底下放给人，这种权利将无限扩大，甚至会一发不可收拾，也许乱伦也合法了，吸毒也合法了，卖淫嫖娼都将合法了，那由此而产生出的其他的不安因素又将如何处置？
李银河的这些混乱的思想是极为有害的，李银河的“学说”是反“伦理学”的“学说”，它缺乏道德上的正确性和深刻性，这些思想就如门罗·恩格尔所说的，是“一个多么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这种梦想是公然违反事实的，是不成熟的”；这不仅丧失了所有一切礼节、文雅和高尚风度，而且重新陷入进化的变形过程中，回复到原始社会的原生质的丑陋的交媾状态。李银河说的好，和“人有吃饭的权利”一样，“人有性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应该建立在良好的道德规范上。要知道，使无意识的性的迷恋升华，使人在精神上摆脱贬低人的尊严的性淫欲的奴役，这是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升华”就是要将性提升到爱和道德的高度，培养对性的健康的诗性的态度，要节制、平衡、和谐，而不是放纵、失衡、极端，否则这种滥情到滥性再到乱伦的过程与禽兽何异？
王小波的作品大都说明了他的“边缘文化”的内在危机，而这种“内在危机”深深地影响着李银河，并在李银河的继承和发展中演变成为当前新的内在危机，就拿王小波的《东宫西宫》和《黄金时代》来说，也最能体现王小波的意识危机和价值主张，《东宫西宫》是一部同性恋作品，因为它打破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文化之间的游戏规则，“彼此的忍让与宽容”突破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文化之间的底线，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僭越，王小波以同性恋文化的扩张来嘲弄公众，也标志了自己文化上的胜利，他在为同性恋者唱赞歌的同时也使自己体验到了恣意作恶的快感；这种恣意作恶的快感觉现在也彰显在李银河身上，她继续努力张扬着丈夫的“遗愿”，说白了就是让大众认可丈夫王小波的文化思想，她努力为丈夫在中国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竖立起一块里程碑。
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李银河在走着王小波的老路？因为李银河的研究和诸多著作宣扬的思想和王小波的著作所宣扬的如出一辙。可以看看王小波的另一部代表作《黄金时代》，“以自轻自贱来达到一种反抗，以自甘下贱来完成一种自卫，以放弃尊严来获得一种尊严”——对下贱的自由或者说对虐恋的张扬的肯定，王小波这种对主流文化的挑衅和戏弄依然是表现在对受虐的迷恋，什么叫作颠覆和嘲讽既定价值？我认为就是这种类似于酒里撒尿的行径，这里有“卑贱者最聪明”式的得意，还有游戏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
我不是怀疑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批判动机，他们的批判动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带着先天的缺陷，尤其是李银河，在我看来还似乎有点变态。变态绝不是对抗常态中的文化缺陷的最佳办法。王小波最可贵的还是他的文化姿态，他那“以受虐来消解权力”和“从家猪变成野猪”的统一路线，致使他成为一个有愤怒和有反抗的著名作家，但是同时也成为一名毫无建树的思想家；而李银河沿着王小波的路线，她虽然是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但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建树的思想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王小波实在是坦率得可爱，“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记得这就是王小波所写一首题为《三十而立》的短诗；李银河实在是勇敢得可笑，却对这首短诗大加赞赏：“我认为这是一首很不错的诗”。真的么？我怎么也搞不明白，是谁在天上“走”着？那玩意“倒挂下来”要做什么？博雅的李银河何以信口开河？这就是所谓的“很不错”的诗吗？那么请问，还有没有雅和俗的差异？还有没有美和丑的区别？还有没有诗和非诗的界线？
长期以来，李银河以自己的方式塑造着一位“另类王小波”，她通过失去理性的炒作让自己的丈夫王小波死后备享哀荣，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由李银河和出版商、媒体以及从众的心态加在一起共同打造出来的、扭曲而怪异的“王小波”，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是自由的、平民化的，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不再自由也不再平民化了，李银河信口开河是对王小波莫大的羞辱，我觉得还是要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王小波：把他看成他本来所是的样子才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而李银河自己呢？作为一个性学专家，应该引导人们在不违反道德伦理的情况下怎么去合情合理地享受性，而不是没完没了信口开河地教人们怎么去变着花样去当禽兽，其实禽兽都比有些人做的好，至少禽兽不会不知羞耻地去“换妻”或“换偶”。
一个人死亡了，但死亡的是他的肉体而不是他的精神，无论拥有多少物质或物质上的享受，都无法让人类的肉体永世长存，而能够不朽的也只是人的精神，因为谁都无法扑灭精神的火焰，谁也无法遮蔽心灵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