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庄子？天下》篇是最早对先秦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的文章，它论述了当时主要学术流派的立言宗旨及思想特质。《天下》篇认为道术最初是全的，整体不分的，然天下大乱造成学术分裂，而道术的分裂使后学者各执一端。此篇既赞赏墨子利天下的理想，又指出其难以流传的内在原因，视老聃、关尹为庄子理想人格，即博大真人，使真人现实化。对庄周未置否定一词，反对道术分裂，而主张学术间的相通和相合。“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认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而后世学者则“闻其风而悦之”，说明此种道术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诸子正是应这种已有的学风而产生发展的。如对墨子；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等思想的来源先做了说明和揭示，而唯独对善辩的惠施、桓团、公孙龙三人的名家思想的起源未做说明，暗示出作者认为这种学说是没有学术渊源的。而由于庄周主张辩无胜，因此对惠施等的善辩持批判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明显看出作者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从以道为全的观念进行评说的，并且对儒家没有明确的评论，因此，《天下》篇不是一篇完整的学术概述，但开了评判学术之风气。
《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认为邪说的盛行导致天下的混乱。以“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的共同理由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等进行了批驳。并批判子思孟子，认为他们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指出：“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以儒家正统的标准评判十二子，而且在文章的最后视孔子的三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试图要纠正儒家内部的学术风气，以正本清源恢复孔子思想的真精神。同时在《解蔽》篇中对部分诸子进行了评判，“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并再次称赞孔子，认为“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对儒家之外的各家从道的角度进行评判，认为他们的学说只是道之一隅，从各有所蔽的方面进行评论，同时认为唯有孔子“仁知且不蔽”，无蔽，是全的。明显地看出其学派的偏见，但没有对老子进行评说。因此，其所谓的道，就是儒家所推崇的道。荀子虽然对诸子各家持批判的态度，但在其著作中，却体现了吸收各家思想的一些特点，以至被视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
《管子》是稷下学派的思想总汇，它是以道家为主，实际综合了稷下学宫中法、阴阳、儒等各家思想争鸣的重要成果。《吕氏春秋？不二》篇以简洁扼要的语言概述诸子思想的特质，与荀子相似，它对诸子多持排斥的态度，认为以此治国则造成国家的危难。“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但在事实上却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强调统一，注意到思想的统一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
《淮南子》则将这种综合的学术观进一步实践化，体现在对各家思想既有批判又有吸收（除对纵横家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外）。而《淮南子》与上述学术观有所不同，它从诸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肯定各家产生的时代性、必然性，并指出它们是“合道一体”的。
《淮南子》长期以来多被视为杂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其思想的多源性和矛盾性。儒墨法等家言语随处可见，这是当时学术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先秦诸子经蜂起、论争交锋后开始相互吸收和并用的必然现象。这些特性一方面是此书作者出自多人，且学派不一；另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对各家统合尚不完善，尤其是儒道间理论上的融合仍显粗疏。但透过这些表层的复杂性，依然能理出《淮南子》会通诸子思想的脉络和理论旨趣，是立足于道家而有选择地利用诸子的思想资源。
它对各家的总的态度是既有所取又有所弃，分析和肯定了百家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它们又有共同之处。“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合道一体”是百家融合的基础。在“道”面前，百家并没区别，只有“道”才能将它们统贯起来，显示出道的包容性和超越性。融合的基点就是各家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现实问题和试图解决现实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百家齐一的基础，这又是百家相融的可能性，是由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只有依据天地自然之理的“道”才能统一各家异见，反映了汉初道家的平等意识。这是由思想统一的社会要求和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决定的。另一相同之处是“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学说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经世致用，揭示了诸子殊途而同归的现实指向。
关于《淮南子》对诸子思想产生根源的揭示，梁启超有过公允的评价。《饮冰室合集》第十八册的《淮南子？要略书后》有“自庄荀以下评骘诸子，皆比较其异同得失，独淮南则尚论诸家学说发生之所由来，大指谓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虽然，其所谓时势需求者，仅着眼于政治方面，似未足以尽之。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又其所列举诸家，若太公，若管仲，若晏子，若申子，若商君，皆非以治道术为职志。今所传诸书，率皆战国末年人依托。果著书专为救时之敝，然则诸书之出，略同一时代，则亦同一敝而已，而流派各异，何以称焉。淮南善于谈玄，妙于辞令，至于籀学与论古，未为至也”，指出诸子学术的兴起与时代政治需要的渊源关系，以及《淮南子》对诸子把握的不足，认为诸子学的出现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特点而产生的，因此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不具有普遍性。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吸收儒、法、名、墨、兵等各家是自觉追求思想文化统一的尝试，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对各家所持的态度是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理论建构的需要，而不是依从狭隘的学术派别看待。“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墨、杨、申、商等学说都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可以作为补充或储备的思想资源，无之而无损于社会，在治理社会中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学说的价值及其生命力取决于此种思想必须通达天地万物之情，只有在对自然万物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社会的方略。而墨、杨、申、商之说只是反映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提出的只是解决社会诸多问题的某些方面，并不是对治理社会起着关键和核心性的学说，对社会的价值不大，那么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就很微弱。但若自以为很完美，独擅其说、排斥异己，反而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此看出《淮南子》对诸子各家有所偏重。有选择的综合融通并赋予新意，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再创造或创新。只有通解社会现实才能通于百家思想，才能进行合理地吸收与利用。以下就《淮南子》对各家的具体吸收与运用说明其对诸子的态度。
1.《淮南子》的思想主旨是本于老庄的。它对最高范畴“道”的内涵和功能直接袭用老庄的道论，并有新的发展，它将本体之道、自然之道扩展于人世，开始重视社会之道。其自然观、政治观以及人生哲学方面基本上沿着老庄这一脉而来的，并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历史的验证，以此更确定老庄思想的有效资源性和现实适用性，从而也确立了老庄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基本地位。表现出《淮南子》自觉地有选择地吸收文化遗产的态度。而其他诸子思想不是贯穿于文章的始终，只是对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吸收。
从《淮南子》引用先秦道家著作的情况来看。除《文子》有争议外（两书相同之处达159处），书中“引用最多者为《老子》，81章被引用了42章，共60处。”直接引用的在《道应训》中最为集中，而其他篇章中也有暗引《老子》之言的，书中多暗引《庄子》，据学者统计认为，“《庄子》33篇被采用了24篇，共64处。另据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中央日报》，1947年10月27日）可补入《缮性》、《至乐》、《盗跖》。《列御寇》，据周骏富《淮南子与庄子的关系》（《大陆杂志》14：2，1954年6月）可补入《寓言》、《天下》，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齐俗训》可补入《养生主》，则《庄子》33篇未被淮南子采用的仅《说剑》、《渔父》2篇。”这是《淮南子》与其他黄老学著作在内容和文风上有明显不同的重要方面，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曾就《淮南子》的文风进行概括道：“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表明《庄子》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和放达的文风有着深刻的影响。高诱在《淮南叙目》中对此书评价道：“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与《史记》对庄子的论述相似，“庄子者……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与《淮南子》都是由对老子思想阐发出来的，都归本于老子。二书内容博富，虽无所不窥、无所不载，但都归根于道，从主旨和内容点明了二者的共同特点。另外，有学者认为：“庄子却很少在汉代典籍中出现。它被老子的光辉所遮盖……庄子对于像汉朝这样的时期来说，它显得过分智识化了，过分地卖弄辩证法了，又过分地咬文嚼字了，因为汉代是行动重于思想。”而《淮南子》大量吸收了《庄子》思想，相对于于汉代整个哲学思想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座高峰。据有的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庄子》52篇“是由淮南王的门下客编定的”；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庄子后解》和《庄子略要》就是《庄子》52篇中《解说》二篇，是刘安所作。另外，日本高山寺本有郭象的后序，其中有言：“……或似山海经，或似？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形名……故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存乎其大体者，为三十三篇。”“或出”而不是“或似”表明郭象所删原52篇《庄子》的外杂篇与《淮南》在内容上有部分直接的相同。尽管已删，但从现存的被郭象认为较为纯粹的《庄子》一书看，仍明显可见《淮南子》与其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可以说，《淮南子》是庄学在汉初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同时说明《淮南子》不仅是黄老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更是对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发展。
《淮南子》自觉地将老子和庄周思想合为一家，是哲学史上最早将“老庄”并称的先例。“《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视二者为一学派，老庄并用与并重，将二者在道家学派之中贯通起来，自觉地融合二者。庄子虽不是老子弟子或再传弟子，但庄子之道在道统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之道的思想特点，尤其在精神的指向和旨趣上，更凸显了与其他学派不同的精神归旨。如自然无为、清净寡欲、静观万物等思想。刘安在个人偏好上尤重庄子，有研究《庄子》的两部专著，《？真训》、《览冥训》、《精神训》实际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此《淮南子》是老庄道家一派在西汉发展的重要成果。随后的《史记》将老庄合传，而魏晋时“三玄”并举，道家著作三占其二，且玄学之名源于《老子》，此外，《易传》与道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友兰认为玄学为新道家，说明道家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发展的学术流派。
2.借鉴和融合黄老。黄老思想的开放体系是以法家为本，主以道家无为、配以阴阳、辅以礼义、旁及名墨，《淮南子》取其吸收各家的态势和面向现实的务实精神，对《管子》、《吕氏春秋》思想进行吸收。至于对黄帝的矛盾态度、对道法礼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其他诸子的思想吸收等方面，这在以后各章中再做具体分析。
3.有选择地吸收墨家。表现在吸取节俭、薄葬和名实关系以及对名辩思想的批判。“墨学不仅以难从而失传；墨家本重行而不尚学。先秦之世，即系如此。至汉代则力行之墨家，多转成游侠……墨家既转成游侠，自更不重理论。因此，秦汉时代，虽有墨家之徒，而乏墨家之说”，指出了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墨家在汉代已不复存在的自身的某些原因，但墨学中节俭薄葬等观念和在先秦诸子中非常突出的逻辑推理，已是《淮南子》吸收的宝贵资源。并且，《淮南子》中儒墨并举说明当时墨家学说的势力和影响仍在。
4.对名家多持否定的态度。“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善于言辞和巧辩只能使法律混乱，难以统一和执行，因此不是治国的根本。
5.对于阴阳家，是将阴阳思想及其与五行做进一步的结合以构建宇宙生成模式，并将其运用到自然与社会之中，进行物副天数、人副天数的类比，但尚无对“五德终始”的运用。重阴阳二气，但对五行并未过多论述，尤其是阴阳与五行的关系，并且未将五行观念充分运用于社会之中。
6.对纵横家持批判和完全否定的态度，是与当时社会上对待纵横家的态度相一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汉王朝的一统已使纵横家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地方诸侯的存在又使它们有存在的可能。为了限制诸侯的势力，防止诸侯间的联盟或勾结以对抗中央，就必须斩断他们之间的正常联系，而纵横家首当其冲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淮南子》反对纵横家也是出于此派对社会所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的考虑，实际也说明了《淮南子》是赞成国家一统的，从整体上维护社会的安定，反对诸侯间混乱矛盾的局面。从对纵横家加剧战国时期纷争中看出其坚决否定纵横家的存在。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
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
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
纵横家的挑拨离间促进了七国之间的纷争，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由此使其声名狼藉。《淮南子》将无共主的诸侯称雄的战国时期视为晚世，通过对纵横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实际是对这种天下分裂相互征战的混乱状态的否定，又是对天下一统的现实的肯定。由纵横家产生于各国的争霸说明现实社会的一统已经失去了纵横思想存在的现实基础。并且将法家与纵横家并论，对二家的邪说造成社会的矛盾与混乱给予了否定。
7.对法家的态度是既批判又吸收。法家重耕战的理论适应了帝国时代军事扩张的现实要求，因此在战国时期非常盛行，成为秦帝国称霸和统一七国的指导思想。《淮南子》肯定法律的公平、公正的一面，以道和自然规范“法”，主张“以道统法”、“法修自然”、“法与时变”。但提出“悬法者，法不法也”，具有以法止法的观念，因此法具有暂时性。是以“不法”为上，与其以战止战的战争观相似，实际是对当时法家的排斥，其所主张的法非酷法，而是人间公正合理的代表。在现实中，主张对待百姓应“法宽刑缓”，而“以法禁君”是使法的权威凌驾于君权之上以限制君主的专制，以依法行事促使君主无为而治，保证权力公正无私，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自由呼声。对申、韩、商鞅、吴起等制法产生的后果以及他们个人悲惨的结局说明苛刻的法律只能违背百姓的意愿，最终走向自身的废弃和国家的灭亡。尚法只能加剧社会的矛盾，于国于民于己都不利。法有法之理和刑法两方面的内涵。法之理必须合乎道，刑法不能过分严苛，法在治理国家中只是起辅助作用。法是治之末，因此不能专任法，但法又是不可或缺的。《淮南子》受法家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老子》的解释上。《淮南子》是继《韩非子》之后对《老子》思想较为详细地吸收和阐发的一书，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韩非子？解老篇》，以抽象的语言解释《老子》的思想内容；《喻老篇》，则以具体的事例晓谕《老子》思想的功用。《淮南子》则多以抽象而又带有描绘性的语言阐明《老子》之所谓道，但在《道应训》中则以具体的事例陈述道的应验，这恐受有韩非的影响”。“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淮南子》对历史上的法家进行否定，认为苛法违背道德人情，视其为锥刀。法作为治世之末必须依据本，即道，在道之下才可发挥法的应有的功能，才能有利于社会治理的。
8.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并有一定程度的批驳。有儒学生徒参与编撰《淮南子》，儒道并行互用是此书的明显特征。《泰族训》被认为是“儒家所作的全书的总结”。“吾行仁义见削地，寡人甚耻之”表明刘安自觉地在治理诸侯国时施行儒家之仁义于民。对孔子的尊敬和对其学说的肯定。据有关学者（陈广忠《刘安评传》）统计，对孔子的记述有45次，仅次于老子。《淮南子》中大量地引用了《易》、《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并称颂六经教化的社会功能。六经虽是儒家整理出的古代文化典籍，但是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料已为各家所吸收。因此《淮南子》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使其成为后学者研究先秦儒学典籍的重要参照。“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从后世儒者广泛地援引此书检验先秦经传这一情况，说明了《淮南子》与儒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的思想联系。此外，《淮南子》对荀子思想有所继承和发挥。如为学、善假于物、用众、重“积”等思想。另外，在道与仁义、礼法的关系上，《淮南子》不排斥礼法但其依循道，以道为本，礼法并举，且礼本法末，表明《淮南子》对儒家礼义的重视。都意识到礼义所具有的对规范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淮南子》认为礼义是救世的产物，但又认为礼义本于人性，以说明礼之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对魏晋玄学“名教本于自然”有启发性，但《本经训》又认为礼义是暂时性的，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因其不通于道。《淮南子》对儒家思想批判与吸收的具体表现在以后各章再做具体分析。
《淮南子》试图打通学派间的对立性，大量吸收诸子的思想，融会贯通于道家思想体系之下，体现了综合多元思想的态势，是先秦与汉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这既是特定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当时理论自身内在发展的必然。通达的最终结果是认识到万物一体，同归于道。其“通”的指导思想的观念是在当时奠定的一定学术规模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淮南子》对各家思想既有批判又有吸收和利用，反映出《淮南子》宽广的学术眼光、为我所用的博大胸襟以及务实济世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是当时特定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对先秦和汉初各执一家相互争伐的百家争鸣的一次初步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