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就为着看那里的好山好水。
对于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又偏于西部的我，看彩云之南的好山好水，几乎是为求得某种心理补偿。近年间，竟有机缘先后四次去了云南，确实可以说是饱尝了好山好水，也得到好山好水对人心理的滋润。然而，那好山好水的色彩终久架不住时间的消磨，渐渐远逝而淡隐，却是腾冲县里倚山而建的“国殇墓园”，久久撑立在心头，愈久愈清晰，不仅难以淡忘，反而必须以我的文字来致一个深躬礼了。
这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云南，一到腾冲，就踏进了“国殇墓园”的大门，就感受到一种凛凛然森森然的沉重和威压。这是滇西一座草木葱茏四季常绿的山。在这座山的山坡的襟怀里，长眠着八九千名中国士兵的魂灵。从山根到山顶，从右坡到左坡，按照原来的军事编制，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直到师一级，阵亡了的士兵和阵亡了的军官依序排列。每块小小的石碑下都埋葬着一个士兵或军官的尸体，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军职。整个这座青山，就是一个用尸体铸建的军阵。他们战死了，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完整和威势。
这场战事发生在1944年。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两年的腾冲，中国士兵战死了八九千人。中国士兵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他们不是赶走而是全歼了日本占领军。所谓全歼，就是一个不剩，干净彻底予以消灭；就是除了少数日寇士兵被活捉当俘虏，其余所有践踏过滇西这块美丽山城的鬼子，一个也没能活着逃出去。人数为6000，包括侵略和占领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这应该是占领大半个中国八年之久的日寇最彻底的一场败仗，彻底到一败涂地一个不剩。
我踏着石阶从山脚往山顶走，两边是望不透的土冢和墓碑。我辨认着那些被风雨侵蚀过几十年的一块块碑石上的士兵或军官的名字，抚一抚墓堆上枯了又生的野草，最切近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最切近地感受到为着自己也为着民族的尊严而捐躯的这一片中国士兵的呼吸。我在小学课本上就知道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从此成为我永远都感到扬眉吐气的一个关。我后来读过几本抗日题材的小说，看过更多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游击队长李向阳小兵张嘎，让我反复享受民族英雄杀灭野兽的痛快淋漓。还有令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惨烈悲壮的台儿庄。我的案头现在正摊开着一部《立马中条》的长篇纪实书稿。这是由杨虎城将军创建的17路军改编的31军团，由杨的爱将孙蔚如将军率领，走出潼关浴血山西中条山抗击日寇的英雄诗章。这是一支由号称“冷娃”的关中青年为主组成的军团，我深深地陷入浓厚的乡土情结缠绕着的民族大义之中，每一座山头的争夺令我揪心，每一个关中子弟的阵亡令我闭气……我走在倚山为墓青山作碑的墓园中间的山道上，许久都不想说话，也不去想象那场战争的过程，心头只响亮着歼灭这个汉语词汇。这肯定是八年抗战无以数计的大小战役里，唯一可以使用歼灭这个词汇来概括结果的一场大战。我当然也感受到这个词汇对于侵略者和被侵略的人民永远都无法含糊的情感记忆。
墓园门口的右墙根下，有一个石块垒成的圆筒状的冢堆，下边埋葬着三个日本兵的死尸，其中一个是侵占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石块上标刻着两个字：倭冢。在我们被外强侵略欺凌的史记上，日本侵略军先是被卑称为倭寇，即个子矮小的匪贼；抗日战争改称为鬼子，比倭寇更为鄙视更为不屑也更通俗化。倭冢沿用了古典称谓的习惯，如若按抗日战争的通常称谓，应该是鬼子冢或鬼子坟鬼子墓了。这个冢堆里的大鬼子藏重康美大佐和两个不知名姓的小鬼子，作为践踏蹂躏腾冲的6000个被消灭的大小鬼子的代表，向青山上长眠的中国将士跪伏认罪的一个象征。我很自然联想到岳飞墓前跪地的秦桧，千百年来不知承接了几百吨游人的唾沫儿。然而，我和同来拜谒的十余位作家朋友，谁也没有兴趣向倭冢吐出口水。整个人类正义的“唾沫儿”，早在二战结束时铺天盖地地倾覆到所有鬼子的脸上了。
我也记住了一位名叫张问德的老人。日寇从缅甸一路打过来占领了腾冲，当任的一位钟姓县长携着家眷逃之夭夭，不知踪影。张问德老人是卸任赋闲的前任县长，时年62岁，于危难之中拍案而起，重新披挂上任，被百姓称呼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县长，领导腾冲民众，周旋在群山之中，游击办公兼游击指挥，整整两年，直到全歼日寇收复腾冲。张问德可谓文武全才，曾经是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大元帅青年时代的老师，亦可谓名师出高徒。面对日寇占领军的劝降，张问德有一纸《致岛田书》传世，展示在墓园陈列馆的台阶上。且不说文采，单是那义正辞严的凛然与决绝，如山岳巍峨，似江河咆哮，树起处于危难之中一个不屈民族不可摧折的脊梁。我在诵读这篇写于1959年前的文采激越的文字时，依然发生血液涌流的加速和心脏的猛跳。在滇西一隅的腾冲县正任和卸任的两个县长身上，截然分明着什么叫软骨头什么是硬骨头。
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人的骨头的软硬，看来不是以年龄所能论定的。
2004.8.5 于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