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1985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做“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是新时期以来文坛最活跃最富创造活力的一个时段，各种新鲜的新潮理论和种种前所未闻的主义的试验文本一浪迭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我之所以被“文化心理结构”说折服，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创作状态的把握和反省。我那阵儿正兴趣十足地写作着中篇小说，正在探试着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新的张力的种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苦恼着如何达到现实主义高层境界所规定的两个“典型”，即“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正好在我不无苦恼的探求过程里，提供了塑造人物的一条新的途径，即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去解析你要创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进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达到揭示人物心理真实的艺术效果，性格的典型性才会成为可能。
我十分自然地用这个学说解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读本。从实际写作的意义上说，阿Q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典型，恰是鲁迅洞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创造成功的一种令人惊骇的典型标本。即如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七斤，被剪掉辫子后的慌惶无着手足无措的行为，正是以辫子为表征的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超稳定性心理结构形态被颠覆了。鲁迅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划开两个时代的那个剪辫子的细节，堪为历史性细节。
我自然又联想到《家》。读这部小说时我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尽管距小说出版的时间已经久远，尽管已经是新中国建国超过十年了，尽管高家深宅的生活气氛与我亲历的农家小院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不仅没有感觉到隔膜，反而为高家三兄弟的情感历程折磨得揪心伤痛抑扬顿挫。《家》里的人物和故事，便成为至今仍然鲜活的记忆。不单是那种年龄里特有的记忆功能，同期阅读过的许多小说早已淡忘了。从已成定论的艺术评价上说，巴金创造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高家深宅里老少两代主仆之间所经历所遭遇的故事，无疑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性精神历程，自然会发生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呼应，以至几十年后的我在阅读时依然发生心理的直接冲击和完全切近的感受。
几十年后，我突然冒出重新解读《家》的探试性兴趣。书没有再读，记忆里的人物和情节的大致轮廓，正好作为新的透视和解析的疏朗框架。我看出了兄弟三人的性格差异，在于封建文化封建观念所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异上，在于各自心理结构的稳定性的差异上，在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对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所产生的颠覆性的差异上。以同样的视角和同样的途径，我可以抵达高老爷子的心理结构形态所遭遇到的撞击所发生的颠覆。封建文化所奠定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被“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新道德观价值观革除取代的冲撞发生时，原有的心理结构形态面临着平衡的被打破以至被颠覆。被颠覆过程中的痛苦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用解放用革命这些词汇来概括，也可以用心理结构的除旧布新来形象化表述，实质上都是完成一个心理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复兴复壮的过程。这样，从创作的职业角度上，我感知到巴金把握人物塑造人物的“秘笈”。不管当年有无“心理结构”说，并不重要，巴金却早已用创作实践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鲁迅亦然。也许这种关于小说创造中的人物“心理结构”说，正是从巴金、鲁迅等中外作家的杰出作品里归结出来的创作理论。这样，从文学的社会意义上说，《家》，便成为上世纪初处于新旧两个时代交替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且不论它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层震撼，对那个时代的挑战和感召。从文学的视镜透视和研究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心路历程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再次掀开小说《家》来。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我在重新解读前辈们的这些作品时，还惊讶一个小小的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七斤剪辫子引发的慌惶无助，和巴老笔下的高家深宅大院父父子子所遭遇的痛苦和惶惑来自同一个渊源，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所织成的同一种心理结构形态。文化水准、职业、生存环境的差异是外在的，而心理结构的类同，决定着那个时代所有人进入心理剥离过程时的难以避免的痛苦。至今依然对我的写作具有启示，即不必把主要兴趣完全投入到诸如工人农民或其他什么身份的职业特性上，或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上，而是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
巴金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家》等作品早已获得不朽。巴金也同样获得不朽。他把自己的智慧专注地投入艺术创作，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人格，肯定成为同样继续着文学创造活动的我们的楷模和警示碑。
2003.11.19于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