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许久以来，我都陷入在关涉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话题之中。
最初是一种情感陷入。那是青少年时代阅读柳青《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所发生的情感活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能写一些小说并参与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关于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议论，就成为几乎所有关涉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里最重要的话题，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现在，在专题集会里，在报纸刊物电视等大众媒体上，乃至作家朋友之间的茶棚饭桌的闲谈之中，依然以丝毫不减的热切浓厚的兴趣讨论着。话题的核心常常集中到一点，陕西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与别的地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照，优长何在，弱点哪儿？这个最被关注的话题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中，常常牵涉到解放以来陕西两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前者是写乡村题材的柳青和王汶石，写战争和工业题材的杜鹏程，写诗歌和散文的胡征、魏钢焰和李若冰等作家；后者自然是新时期崛起当代文坛以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个人数颇为整齐雄壮的作家群。尤其是新时期形成的这个群体的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近三十年来一直在陕西文学圈子内和广大读者群里探讨着议论着（且不说除陕西地域之外的当代文坛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评价和议论），甚至从他们的处女作和发轫之作开始，一直被关注被讨论到现在。除开某个较为极端的一竿子扫光的观点且不论，总体来看，正是这种讨论和议论所酿造的颇为神圣的文学气场和文学氛围，把这个群体中的一批作家提升、推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当中，甚为耀眼。应该说，十七年里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和新时期以来的路遥、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的读者群里被广泛传诵的作家和作品，当是陕西文学颇可自信的事。
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群的小说作品的总体印象，似乎都在说着一个共性太多的问题。从表面看来似乎不无道理，诸如多以农村生活为写作选材，都在关注当代生活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大多都在追求一种生活演变中作品思想的深刻性，艺术上绝大多数也都遵奉着现实主义，语言上都弥漫着秦地方言的浓厚色彩。说到这个共性的负面，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等。
如果说这些看法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比较切合当时刚刚形成的这些青年作家作品的实际，那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群体作家的作品风貌就很难用上述的共性来概括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视角去看，都很难把任何两个作家（更不要说一群）拢在一起论说共性了。就是说，他们各自已经完成或者说基本奠定了艺术的个性化特质。我亲眼目睹也切身经历了那个自觉而又迫切地逃离共性的过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几乎同期创作的《浮躁》，其艺术气象、艺术风貌各成一景，更不用说后来的《废都》、《高老庄》了。我是清楚地看见这个群体的一批作家不断地实现各自的艺术探索和艺术自破，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闪耀在当代文坛上。稍后的年龄更轻的几位作家，一经出现在文坛上，就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令人刮目相看，杨争光、叶广芩、红柯、冯积岐、爱琴海等，很难在他们那里归结出共性来。中外古今的文学史有一点十分严峻也极富启示性，即个性化的艺术形态，既是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作品存活于世的关键之一。从这个说道，其实也属通常的法则的意义上说，我向前辈陕西作家和当代正活跃着创造着的作家表示钦敬。
《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小说选》和《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散文选》，收编了陕西50年来两代作家的代表作，读者既可以一窥一比同代作家的显明的艺术特质，也可以看出差异更大的两代作家各自难以归纳共性更难以混同的独立风景，起码不会轻率地统而论其共性了。
2003.12.23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