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笔者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
2004年，我跟《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等人一起去罗马尼亚，参加“国际文学节”，文学节的主题是“地球村里的孤独”。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都在抒发自己的孤独感慨，但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在埋怨时下媒体对文学的挤压，都在叹作家的边缘化。我接受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就说：“作家们把孤独谈小了。他们所说的孤独，仅仅是一种情绪，是个人欲望和贪婪不能满足时的失落，是个体处于边缘时对世界的埋怨，是一种堕落的标志。那不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智慧的觉醒，是感悟生命的易逝、世间的无常和作家想建立的永恒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是独上高峰望八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然，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睡我独醒的冷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孤独的，菩提树下觉悟的佛陀是孤独的。”
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
人类历史上，有一种存在，令我们敬畏；有一种精神，叫我们仰视；有一个群体，会令我们忽然发觉自己的渺小。他们曾和我们共居一个星球。他们短暂的肉体烟雾般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灵魂的滋养，能令我们自省并向往。这世界，因为那高贵孤独的存在而大放异彩。
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可能是宗教家，如释迦牟尼、如耶稣；可能是政治家，如圣雄甘地、如林肯；也可能是文学家，如托尔斯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更像是在仰望一座座山峰，那种巍峨，总能令我们自省并向往。
作为一位作家，我更愿意向往那些有着“文学家”外现的精神载体。多年来，我一直是吮吸着他们的精神乳汁成长的。我将阅读那些能使我灵魂得到升华的伟大书籍称为“文学朝圣”，它跟我宗教意义上的朝圣一样，成为给我的灵魂提供滋养的两个途径之一。
我喜欢坐火车。几乎每次外出开会，我都选择了火车，除了为接待单位省钱这一理由，还因为我可以在车上那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阅读我心爱的书籍。许多我最心爱的世界文学经典，就是在火车上读完的。在某次漫长的旅行中，我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嚼了多遍。那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手中是相对永恒的存在，窗外是飞逝而去的无常。在跟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的间隙，一种被抛入陌生和孤独的感觉便裹挟了我。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一些作家忽略了。他们将眼前的虚幻，执著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三十岁之后，我的阅读重点就从中国文学转向了世界文学。在多年的文学朝圣中，我阅读研究了世界上各种文学流派的许多著名经典，也研究了那些经典产生的宗教文化土壤，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以及耆那教等。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我终于发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渗透了一种宗教精神，就连一些无神论者如萨特的作品也不例外。当然，我指的是宗教精神，而非宗教形式。也许，跟东正教的许多僧侣相比，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更能体现真正的宗教精神。因为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而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真正的文学精神跟宗教精神一样，也是为了追求人类灵魂的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类似于藏传佛教所说的“心气自在”。任何非主体性的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那主体的“自在”，这才是宗教意义上的解脱，也即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真正自由。当然，宗教被制度化后，就会远离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一些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所以，我常说：“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成为枷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的外现不能干预创作者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当然，那“了无”的，是作家心中的贪婪、仇恨和物欲。
当我面对世界文学中那种博爱、自由的利众精神时，我甚至忽略了其外现。我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了对俄罗斯文学稍有偏爱，我几乎对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一视同仁。我总在阅读时陷入一种很深的宁静之中，我总能感到另一个存在的鲜活的脉搏。那所谓的朝圣，也仅仅是敬畏我向往的那种精神。更多的时候，我跟他们处于对话状态，两种文化两个心灵在相遇时总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我绝不会匍匐在朝圣对象的脚下，而成为“神奴”。对我而言，那些伟大作品仅仅是我的灵魂滋养，而绝不应该成为我的枷锁和镣铐。
同样，我在宗教意义上的朝圣也一样。多年来，我一直行进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有记下那些名字。只记得，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解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那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某次，我去朝峨眉山，到峨眉山的脚下，却放弃了上山。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者那几尊佛像。我只是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朝圣。跟文学的朝圣一样，我同样是在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我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那些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话语。
在文学的功利化、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制度化宗教之糟粕，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信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行尸走肉，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小说，已经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当你真正汲取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营养，并以那些伟大作品做参照时，你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所在。当代文学中充满了贪婪、仇恨、愚昧的内容，对暴力的讴歌更是达到了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我们总感觉到那些文字正在诱发我们的贪婪欲望，我们总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作家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曾在某次对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所有对人类的屠杀都是罪恶，同样，所有讴歌屠杀的文学也是罪恶。所以，好的文学标准，不能以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来衡量，而是要放到更大更远的坐标上，至少应该以纵的历史和横的世界坐标来衡量。比如，我从来不认为曾国藩是伟人，他就是个屠夫。老百姓是心明眼亮的，叫他“曾剃头”，而我们的作家文人们却将他当成英雄来讴歌。赞美屠夫的人，定然也有屠夫的基因。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就是伟人？当然，洪秀全也不是英雄，一对屠夫互相比赛着杀人，很难说谁是英雄。我也不认为成吉思汗有多么伟大，难道杀了那么多人，灭了那么多国就是英雄吗？不是。
真正的英雄是用尽自己的心力，使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活着的人。他们只会爱人类，而不会屠杀人类。
不论政治和暴力如何强大，人类中间总该要有一些人明白这种真理，并且来传播这种真理。如果一个作家和学者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种有益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他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知识分子。罗曼·罗兰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更因为在全世界都狂热于战争时，他却不怕狂热者的威胁，发出了和平的呼唤。
世界文学中的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作品告诉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跳出自己所学的知识，必须站到人类的上空，必须站到众生包括苍蝇、老虎的上空来观照这个世界。他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他甚至不仅仅属于整个人类。
我们虽不乏文学家和哲学家，但我们缺乏托尔斯泰和耶稣的那种胸怀。许多所谓的哲学和文学书籍，只会引发人类的贪婪和仇恨，只会引诱出许多罪恶的东西。但耶稣的出现，使人们明白了博爱；读了托尔斯泰，则会让你远离渺小，趋近伟大。所以，文学有好文学，也有坏文学，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益于人类。那些产生邪恶和暴力的文学，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这世上没有它比有它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恶人，仅仅是一个恶人，而有才华的恶人，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种邪恶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近视眼会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不能指望疯子会成为有思辨能力的智者，也不能指望每一个作家都拥有有益于人类的智慧。一些恶文学的存在，也如人类的瘟疫一样，它的存在终究会成为过去。但在人类中总会有一些非常清醒、非常伟大的灵魂，这种灵魂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和圣光，如释迦牟尼，如耶稣，如托尔斯泰，如圣雄甘地。
这世上，总会有一批无法被尘滓污染的干净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像火种一样，终究会燎原的。这世界，也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真正的文学，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幸福的助缘，应该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灵魂滋养，因为更高意义的幸福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当一个农夫头枕土块香甜地大睡时，一个千万富翁可能正要自杀。
当人类日渐陷入狭小、热恼、贪婪、嗔恨时，真正的文学，应该能为我们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博爱，带来和平。
（刊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