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人生观，决定了他要往自己的人生里填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物质、名利，还是能体现生命价值的许多行为。
那么，人生观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由心来决定。
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说，归根究底，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我的人生观很简单，如果要我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如当农民去种地。至今，我的老家还保留着几亩地。妻子说，你要是写不出好东西来，就不如跟我回家种地。她说得很对。现在有好多人喜欢在文章中杜撰一种生活方式，虚构一种处世态度，他自己明明却不是那样的，这样，他的写作就可能缺乏一种灵魂中流出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一种行文的态度。缺少真诚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一种自认为“优雅”的写作方式，或者仅仅是在迎合读者的口味。殊不知，这种刻意的莫名其妙的作秀，就像酒后呕吐的秽物一样，充满了机心和算计。文章，乃至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是为了满足虚荣或者逃避现实而存在的，它更不是一种孤芳自赏，它仅仅是人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假如为文时没有一种真诚的态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沟通。所以，你可以欠缺文学技巧，但你必须真诚。如果不真诚，你花费大量的生命去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还不如不说。至于内容，你可以随缘，或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或抒写心灵。许多时候，心灵比世界更大。所以，不要给自己的心加上一些框框和条条，要放飞心灵，给自己插上想象的翅膀，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放入笼子里。笼子里长大的，只能是侏儒，而绝不会是巨人。
什么才是我认为有价值、值得写的好作品呢？我所认为的好作品，必须达到两个标准：第一，这世上有它比没有好；第二，人们读它比不读好。如果达不到这两个标准的话，我宁可不写。这就是我的写作为什么总是集中于苦难、灵魂、超越、永恒这几个主题的原因。
要知道，老百姓真的太苦了，他们是弱势群体，谁都可以欺负他们，但很少有人为他们说说话。如果我们也加入到欺负他们的行列里面，或是闭上眼睛，说些假清高的话，还有啥价值？我举个例子，农民父母养育了我，勒紧裤腰带供我念书，要是连我都不为农民说几句话，那我父母当初的“供”，就没有任何价值。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作家不关心人类的苦难，而只为自己的名声与稿费而活的话，也就没啥太大的存在价值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哗哗地变化着，像流水一样，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它们都终究会离你远去，你想留都留不住。古今中外，多少富可敌国的人早已被后人遗忘？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在他们的肉体消失之后，还仍然属于他们自己吗？他们毕生创造的财富，或许早变成儿女反目成仇的诱因，或许已变成了妻子改嫁的嫁妆。这些财富有什么意义呢？所谓个人得失，实际上跟风雨雷电一样，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为了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付出整个人生的话，真有些不值得。你拥有的物质也罢，金钱也罢，产业也罢，无论什么，都会不断变化，都不会永恒。只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才能依托人类的心灵不断传承下去，只要人类不灭亡，它就会不断延续、不断传承，成为一种相对的永恒。一个人如果能用自己的行为，为世界贡献一种真善美的东西，他的精神就会超越肉体的限制，相对永恒地存活下去，他就实现了一种真正的价值。
我常说，这个世界不在乎你曾经获得多高的社会地位，曾经拥有如何庞大的财产，曾经掌握多少生杀大权，它只在乎你是不是能够为别人带来一种真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有益的影响。如果能，那么你就能得到相对永恒，像佛陀一样；假如你不能，那么，你即使活着也会很快被人遗忘。能否为世界带来一种正面影响，这种影响能够达到一种怎样的程度，在于你的心灵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你的胸怀是不是足够博大，是不是能放下好多个人的东西。如果你的胸怀达不到大境界，你就当不了真正的大作家。
我敬重很多中国作家，但我将其视为大作家的并不多。比如路遥，我虽然很敬重他，但是我并不崇拜他。我觉得，他写出了非常好的东西，也为梦想付出了很多，但可惜的是，他在文学上掘了很深的洞，还没豁然开朗时却死了。他还没有用最后一击打通心灵的墙壁，还没有在文学上达成一种顿悟，所以，他的创作非常苦。一个作家应该要有良好的宗教修养，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们都是这样。没有宗教修养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就不能把苦化为乐。
“大漠三部曲”更侧重于灵魂的描写，写得很细，人物塑造上很成功，几乎所有人物都是活的。这就是因为，潜心写作的同时，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自身的修炼，侧重于灵魂的重塑和对生活的挖掘，所以我才会耐得住寂寞，才会在创作中享受一种巨大的快乐。一个作家的命运，跟他的人格、跟他心灵的状态有一定关系，这就是我不断强调作家们应该注重人格与心灵修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