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占领”凉州的，是温州人。那个时候，老见温州人拖家带口来凉州，或摆鞋摊，或弹棉花，或干些凉州人眼中纯属扯淡的营生。
对那些来自外地的异类，凉州人给予了很多的同情。温州人虽然有钱，但背井离乡，辗转异地，这在凉州人眼中是很恐怖的事。于是，一见到那些温州人，凉州人就会发出一声叹息，说：“可怜，领着老婆孩子来这儿爬街台。”
那个时候，凉州人津津乐道的，是温州人的那些他们不理解的生活细节，比如：女人光个脚丫趿拉着拖鞋上街——在凉州人眼中，只有邋遢婆娘才会趿拉拖鞋上街；再比如，个别女人竟然在吃饭时放屁——凉州人眼中，没比这更失格的事了——某次，一个凉州媳妇不小心在公公面前放了屁，她羞愧难当，马上就拔下簪子插进喉咙自杀了；更比如，凉州人死活看不惯那些敢和同行“平打平骂”的温州媳妇——凉州人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上火的。还有好多“比如”，便将温州人“比如”成了凉州人眼中的异类。
几年之后，温州人在凉州盖起了一座大厦，起名为浙江大厦，它成为当地最繁华的商贸市场之一。
几年后，听说温州人有不少人修活人墓，据说有的花几十万之巨。对此，没出过远门的凉州人将信将疑。因为，凉州人眼中，人死如灯灭，他们是不会相信有人会在坟墓上花大钱的。但终于，他们信了。因为一本叫《钱，疯狂的困兽》的书中就写了温州人修坟墓的事。凉州人一向是信书的，他们眼中的书等同于神灵。每到打庄盖房，再穷的人也会弄本书放入压泥板上。于是，他们真的相信了，在很远很远的远到心外的地方，有一群造活人墓的温州人。
再后来，有个自命为“凉州儿子”的人听说温州人又修起了大学。
那个人便是我。
我于是背着行囊，走近了温州人。我想，在凉州甚至西部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真正过渡中，我愿意充当一座文化桥梁。因为真正的西部开发，是观念的开发，是心灵的开发，是文化的开发。
于是，我发现了完全有异于凉州的另一个生命群体。他们用辛勤劳动挣到的钱，已经不再造活人墓，而是建起了大学、养老院，投入了慈善、公益，奉献于教育、文化，他们的企业已走出温州、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引领着当代民营经济浪潮中一支健康、强劲、富有活力的主流。据说，只在巴黎的温州人就有十五万之多。除了商界，温州人的身影还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舞台上，其出色的表现令同行侧目，令世界关注，激起了阵阵涟漪，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抹不去的人文景观。
正是在这样一种参照系中，我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了凉州。
2.
正如“温”与“凉”显现了某种温度上的对立一样，温州和凉州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极。凉州人的个性特征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安分，而温州人的个性特征，用三个字就能概括：不安分。于是，我像解剖标本一样，对这中国文化中的两极进行了剖析。
与开放、进取、创新的温州文化相比，凉州文化是个既异常封闭又大度包容的怪圈。这一点，我曾在散文《凉州与凉州人》中写到。
凉州，东接兰州，西通新疆，西有祁连山，东有腾格里大沙漠，地势险要，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遂成丝绸之路的重镇和经济交流的都会，同时也决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可替代，凉州便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抹不去的存在。且不去说丝绸之路绕不开凉州，便是在佛教、建筑等诸多领域，凉州竟然也成了“重镇”甚至于“源头”。比如，老北京城建筑格局的最初源头就是凉州。
凉州自古富足，班固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也因为地形相对封闭，容易偏安，所以中原战火很难蔓延到这儿。当中原诸地血流漂杵时，凉州人却仍是悠哉游哉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于是有了一首歌谣：“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自霍去病千里奔袭斩获凉州人祖宗的一些头颅之后，古凉州那种“倚柱观”的惬意心情保持了千年。常常是四面血盈城池，凉州却悠哉游哉。这儿很少发生诸如“嘉定三屠”或是“扬州十日”之类的惨剧。便是在中日战争中，这儿也只见过一次日本的飞机，据说投过几个炸弹。仅此而已。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凉州管辖的，是很大的一块版图，有南方的好几个省大。因为贪生怕死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当中原诸地战火四起时，那些有迁徙能力者都愿意拖家带口来凉州避难。避难者的肉体虽叫岁月的流水冲刷得不留痕迹了，但他们还带来了一批批岁月冲刷不了的东西，那就是文化。许多文人在逃难时也舍不得将书扔进战火，便将它们带到了凉州。明白了这些，你便明白了敦煌为啥出土了那么多的珍奇古籍——在某个历史时期，敦煌也是凉州的地盘。
那些避难的士人们到凉州之后，凉州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化中心，其境界和格局，在那个时代肯定领先世界，并成为敦煌学的主要来源。我们不提别的，只敦煌学和敦煌壁画，便是叫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瑰宝。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临摹经年，仰慕终生。令人叹服的是，那么多的壁画作者竟然是无名之士。也许，正是因为那些艺人质朴纯正、淡泊名利，以真心破其名相，扫去心中俗尘，其艺术才能上升到灵魂层面，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
相对的安定，导致了人文荟萃。而汇聚的佛道文化，又成为安定的一个文化基因。千年了，凉州没有爆发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即使在蒙古铁蹄将几十个国家踩成血泥的元朝初年，四方诸郡血流成河，凉州城却独能安然无恙。清末同治年间，因民 族 矛 盾引起回汉仇杀，连数十里外的民勤城也血流盈池，凉州城却偏偏怡然于旁侧。据凉州老先人说，这是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塔护佑之功，但我却归之于文化使然。
因为凉州文化中浸透了安定的基因，千百年间，每遇战乱，士人便避地凉州，携来大量的文化遗产，久而久之，凉州就形成一个文化怪圈。这个怪圈文化既有封闭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闭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异于别处，成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汉以来，这块土地上先后有戎、翟、大月氐、乌孙、羌、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回等民族，但现在，他们的子孙脸上都贴上了凉州人的标签。于是，老有人诧异我的长相，问我哪族人。我叫他们猜，结果很滑稽，在不同的人眼中，我会成不同的民族，更有不少人将我当成外国人。这个特点，同样代表了我的文化结构，兰州大学某博士说我是西部文化的集大成者。集大成当然谈不到，但在我至少体现了凉州文化的“杂种”特点：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亦柔亦刚……上海某女士一语概之：一团混沌也。信然。
多年之前，我曾发掘过一些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价值，不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过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这儿大多有相应抄本，而许多东西，却是凉州独有。
一批又一批的文化汇入了凉州的池塘，却叫凉州本土文化吞噬而成为它的滋养，久而久之，那种文化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渐渐化成一个巨大的幽灵般的影子。因为凉州是丝绸之路重镇，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凉州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所，所以，凉州文化载承的，是中国文化、西亚文化、波斯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全息。以其大而滋生大力，以其久而渐趋顽固，于是形成了一处巨大的文化怪圈。关于它，说来话长，此处不赘。
《人文中国》称：“每一区域的人的性格是华夏主流文化与本地文化碰撞、交互作用而塑造成的。若主流文化完全压倒了本土文化，则这一地域的人就表现为老成正统；若主流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则该区域的人就表现为双重的优势性格；若本土文化成功地阻挡了主流文化，则该区域的人就表现为浓郁的地方风格。”凉州则显然属于后者。
温州文化中最优秀的地方就是吸收你最有用的。他们需要的是脏水中的孩子，而不是将脏水一同引进。凉州文化则是两个极端，或拒之门外，把脏水和孩子一同泼掉；或全盘同化，把二者一齐倒进浆水缸。
吸收而不是同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前者能使温州在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间崛起，赢得世人瞩目；后者，只能使几千年前的“二牛抬杆”进化为今天的“二驴抬杆”。
进入凉州文化怪圈中的所有外来文化的归宿只有一个：被腌透，进而串味。
在这个怪圈中，一切都被异化了，连弘扬儒释道思想的宝卷、贤孝等，也打上了凉州烙印。观音度吕祖，无人说荒唐；巫婆神汉，各显其能；俗神与罗汉齐舞，天神与地鬼并祭，谁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对。与其说是儒释道思想影响凉州文化，不如说是凉州人爱用凉州文化思维注释儒释道理论。
在凉州，你几乎找不到纯粹“拿来主义”的圈外理论。这儿绝不可能如温州那样，成为当代诸多信息的交汇之所。我跟温州人的接触中，几乎能感受到世上最新的商业文化全息。而在凉州人身上，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黄土的厚重和历史的霉味。
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怪圈之中的凉州人群体性格已产生了异化，较之汉唐，无疑有天壤之别了。
唐朝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云：“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浅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因凉人勇，故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惜乎如今凉人，已不勇矣。表现在经济性格上，为安分守旧，得过且过；少拼搏之勇，缺闯世之胆；多近视，难窥远；浑噩消极者众，精进勃发者稀。
凉州人需要现代文明的洗礼，更应该从温州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3.
一些学者称，人类文明的进化，跟水的关系最大。河流孕育了文明，水患又是一个民族的凝聚之因。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任何个体都无能为力，只有群体的齐心协力，才能众志成城。所以，合作意识成为临海的温州人很重要的生命基因。
我曾将凉州人人文性格中重要的形成原因之一归于缺水。凉州缺水，无水患，无大工业，注定了凉州人群体合作意识差。千百年来，凉州人生产方式变化不大，二牛或二驴抬杆，便构成所谓“绿野耕牧”了。即令无牛，人也可以代之。许多原该牲畜干的活，多由人干了。在干活这一点上，凉州百姓把自己降到了动物层次。他们无疑是勤劳的，但相应也是愚蠢的。自汉朝建郡以来，这块土地上甚至没有产生过一项哪怕多少可节省自己体力的发明。若有不甘劳苦异想天开者，便会被名之为“二杆子”，这称谓显然带了谴责味了。
以家庭为单位的单个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凉州人合作意识差。很少有成功合作的典范。在凉州，能抱成一团冲锋者，寥寥无几。团队意识差，难成大气候。所以凉州历史上无雄视一方的大政治家，偶有留名青史者，多为配角，而少主帅。凉州有“人”，而无“帮派”。为政则难形成大势力，为文则多各自为战。“流派”二字，与凉州无缘。
凉州人无合作意识在商界表现得较明显。你几乎找不到两个真正成功的合作者。患难时倒可依命，稍有收获，便不惜翻脸，终而拆伙。有合作创业意识者实在不多。所以，南方商界大集团多如繁星，凉州则少见。即有偶现，也是步履维艰。
多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凉州人都想当“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现在家中，就是以老拳征服女人，所谓“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表现在商业上，就是宁愿卖葱卖蒜干小本生意，也不愿久居人下打工。他们并不明白，打工是最好的学习，温州的许多企业家就是以打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温州某著名企业家宁愿稀释自己家族的股份，多家联合倾力打造世界级品牌；温州人视群体形象为生命，以期产生强大的对外冲击力……这一切，凉州人不可能做到。凉州人对成功者有种潜意识的敌意。他们贬损的往往是成功者。
凉州地域文化导致了凉州无商帮。
所谓商帮，即是或依区域，或依血缘形成的商人群体。它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势力称雄逐鹿于商界。
明代之前，中国商人多单个零散，各自为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帮。明朝以后，经济发展，行业增多，商帮随之出现。他们或操纵某一地区的商务，或垄断某一行业的贸易，随着其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观念的更新，商业资本由流通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形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商帮与当地文化密不可分，受其制约，又反作用于文化。它成为地域文化和经济性格的代言人。中国各地先后出现了许多可名之为“帮”的商人群体。最有名的是晋帮、宁波帮、洞庭帮、徽帮、广东帮、山东帮、川帮、陕西帮、福建帮、温州帮等，各领风骚，各具特色。晋帮活跃五百余年，名扬天下，崇尚诚信，以义取利，以商号为主，辐射全国，远征欧亚；宁波帮地处沿海，交通便利，融商业金融业于一体；徽帮利用当地丰富物产发展工业；广州帮重心放到对外贸易上；温州帮吃苦耐劳，敢于闯荡，四面出击，遍布全国，产品量多价低，薄利多销；广东帮头脑灵活，信息灵通，敢于创新，出奇制胜，其产品新颖精美，量少利厚……每个商帮都根据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地理风貌、资源状况、人文环境形成各自的特色，并孕育出代表人物。
凉州无商帮。
合作意识极差的凉州商人形不成商帮，他们各自为战，视同行为冤家，一盘散沙，难以造势。
“势”本是个军事用语，即猛不可挡的有力势态。《孙子兵法》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抓住时机，齐心协力，才能造势任势，势如破竹，无往而不利。
温州人在造势上，有着许多惊人的大手笔，他们每到一地，总会掀起浪潮和涟漪。当然，其中也不乏负面影响，比如，当人们一说起房价的暴涨时，便有人会对“温州炒房团”耿耿于怀。
凉州商业从没有形成真正的“势”，故无勇猛持久的对外冲击力。
4.
时下，在凉州经商的成功的外地人中间，仍以温州人为多。把凉州人和温州人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事。二者几乎代表了两种相异的文化，即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云：“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久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抗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之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益勇猛，日益高尚。故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海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敢冒风险。温州临海，每一观海，那种浩瀚博大之气便扑面而来。大海以其特有的情韵激励人类去冒险，去拼搏，去征服自然；故温州人无重土安命思想，耻于守家乐业，荣于进取开拓，“航海梯山，视若门户”，只有没出息的才退守一隅。凉州人恰好相反，“土里刨食最可靠，别的全是瞎胡闹”，“三百六十行，庄稼人为王”。不种庄稼外出谋生的，被视为“二流子”。这类人心理负担极重，他们没有来自故土的鼓励，身后只有嘲笑的目光。他们承受不起失败，因为一有差错，便成为凉州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了。当然，成功者的日子也不好过，凉州人并不因这些优秀子孙的成功而鼓励子女效法他们。相反，他们会尽可能多地贬损他。甚至，一有机会，充当成功者掘墓人的，往往是家乡人。这种心态，很值得研究。我在长篇小说《白虎关》中写过一个片断，两个凉州的农民，去掘同村的成功企业家的祖坟，目的是希望他败运。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凉州南乡，那个企业家曾为家乡做过很多好事，比如修学校，帮助穷困孩子，但村里人还是掘了他的祖坟。后来，这个企业家真的破产了。人们反倒又开始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除了偶尔呼啸而过的山洪冲开很深的沟壑外，凉州难见大河。触目所及，多为黄土，岁月如大风吹了千年，也没见吹薄那沉寂的厚土。倒是那厚土掩埋了大多数安于贫困者或个别不安分的“二杆子”——这称谓，是不安分者的专用名词，意思是不一心一意地“一杆子捅到底”——一茬茬的人死了，一茬茬的人又生了，天依然蓝，地依然黄，也没见哪个不安分者能折腾出啥好景致。所以，凉州人的性格就越来越沉稳，越加忍耐安分了。明知道，无论你如何折腾，那黄土也会将你埋得看不到一点痕迹，所以，他们总是会在生命的当下享受快乐，不去将期望寄托于折腾后的未来了。以是故，你在凉州人脸上看到的，总是快乐，总是怡然，总是那种知足常乐的逍遥。
凉州人眼中，土地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理解，温州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被撂荒。在他们眼中，不爱土地的人，肯定是不务正业的“二杆子”。无论他挣到多少钱，也是“为富不仁”的。凉州人总是安贫乐道，老是说，“懂得江湖三分理，必定世上命穷人”。那些莫名其妙富了的，肯定不是正路人。
在经商上，更可以看出凉州人与温州人最大的差距。商场如战场，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可能亏本。面对同一个生意，温州人会认为：干，可能赔，也可能赚；但不干，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于是，他们决定干。他们甚至敢以小手工作坊与大企业较劲，义无反顾地与强手抗衡。而凉州人首先想到的则是赔。如我在《凉州与凉州人》中写到的，一遇商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赔。“万一赔了咋办？”他们认为，“出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未虑胜，先虑败，总怕打碎那一个鸡蛋的家当。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凉州目前还缺少大商人。是否是真正的商人，不能以店铺大小来衡量，而是指观念而言。打工时的李嘉诚，可能是真正的实业家和商人，因为他已有了未来创业者的基因和观念，而接受亿万遗产的败家子终究是败家子。财富的多少决定不了人的性质。真正的商人必须经受商业文明的洗礼。
总之，凉州的许多商家已陷入了恶性循环：亏损导致保守，保守加剧亏损。而同时，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商却在凉州大获成功，除了浙江大厦外，还出现义乌商贸城等一批叫当地人目瞪口呆的建筑。经历过商业文明熏陶的浙商的对手，仅仅是一群不懂商业规则的农民。较量结果，可想而知。
凉州商业的尴尬，固然有地域因素，但最主要的，却是观念影响。
山西也是地处内陆，四面无海，但山西人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富有的人。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称：“中国二十二个省，支分派别，尤有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势。晋人遂以善贾闻于宇内。”山西的票号遍布全国。仅太谷县曹家大院，中外商号盛时达六百四十家，雇员三千七百余人，流动资金约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其商号东抵日本、朝鲜，西至伦敦、柏林，北到莫斯科，号称“明清首富”。在独有的商业文化的熏陶下，山西人“县县经商，人人皆贾”。地处内陆并没有影响山西人的观念。
相较于山西内陆，凉州地理位置也不乏可取之处，毕竟“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按说，地理位置之重要已为凉州提供了发展商业的良好条件。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凉州，应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家。惜乎没有。封闭的文化怪圈严重地影响了凉州人的心态和人格。
5.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温州人。
温州人承载着一种独有的价值理念与人文精神。有人概括其群体特征为：勤劳务实、敢于冒险、善于抱团、富有创造激情和开拓精神……但无论怎样的概括，相较于丰富和鲜活温州群体，总是显得苍白。
温州人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在某温州民营企业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上海教委还没有建校的批文时，他们就开始筹资数亿建桥学院了。那批温州人竟然在“八字还没一撇”时，便将自己的血汗钱交给凉州人眼中纯属“胡整”的温州企业家。至今，除了个别几人外，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温州人”。
但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6.
但凉州人追求的，却是另一种价值。
因为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极少有外界的喧嚣扰乱心灵，凉州人便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也许已淡出大部分温州人视野的诸如灵魂和信仰之类的事。因为历史文化的深厚，几乎每个凉州人都有着哲人的深邃。他们眼中，人的一辈子如同过桥，那“过”便是目的。要是你过于贪婪地想在那桥上造房子，是很滑稽的事。我的朋友讲过一个温州人的故事，他身患绝症，却仍是到处买房炒房。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凉州人时，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冷笑。他们会说，霸了千贯霸万贯，临亡了霸下四块板。那“四块板”的意思是棺材。他们认为，那些追逐利润的温州人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为啥不好好享受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世上的钱是挣不完的，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明白了无常的凉州人，总想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价值，或信仰宗教，或追求功德，或献身艺术。只以文学为例，有全国影响的凉州籍作家就有好几十人。短短几年来，凉州诞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被文学界惊呼为“凉州兵团”。
自以为“想透了”的凉州人，总爱想一些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之类的事情。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凉州民歌中。有时，活的理由比“活”的过程更重要。为了这种活着的理由，他们宁可放弃生命。这种理由有时很大，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比如，凉州有本地方志书，是由私人一代一代记录修订的。从明朝初年到当代，不曾中断过。凉州大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以及民俗风情、民众心态、诸多人文资料，尽录于书中。老一代人死了，便将它交给少一代，一代一代，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直到今天。这便成了那些读书人活的理由。他们那活的理由，跟我用二十年的生命写一家农民是一样的性质。
当然，更多的时候，凉州人活的理由可能仅仅是爱。我在《白虎关》中塑造的莹儿就是这种凉州人的典型。她为了能守住一个“盼头”，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命运磨难。为了“爱”这个活的理由，许多女子可以放弃不活。于是，老有自杀的烈性女子。
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新疆爷》，就取材于一个真实故事，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凉州老人。他于新婚之夜被马匪抓兵到新疆，他哥将他的新媳妇卖给同村人。他逃兵回来，却毫无怨言，一生未娶。他只是每日里卖些水果之类，将卖得的钱送给他以前的媳妇以贴补家用。他啥也不为，只为了心中的那点儿曾叫他温馨过的东西。他很像旷野里放歌的凉州歌手，独自放歌，自我陶醉。听他歌的，或许是静默的大漠，或许是蠕动的羊群。他才不去管别人是不是在听。他唱歌时，绝不会想到出场费之类的。他的唱歌，出自灵魂，流向自然，这仅仅是生命的需要。他甚至不需要有欣赏他的人，哪怕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放开歌喉，唱出他生命里最美的歌。唱歌成为他最大的生命理由。唱歌不是为了表演，唱歌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我在《白虎关》中写道：“一曲曲回肠荡气的民歌，是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是发自生命深处的感悟，是心灵的诉说。它是带泪的倾诉，含笑的哭泣，顿悟时的超然，惨痛后的微笑。它的感染力十分强，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从歌手的心里抓出那份生命的感觉，全部地放到了听众的心中，能引起他灵魂的共振。”
凉州人唱歌和职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是，演员唱歌是为了“用”，而凉州人唱歌是因为“爱”。爱是他们活的理由，也是他们活的意义。
同样，爱也是我创作的理由。我的写作是因为爱，而许多作家的写作是因为用。这是我们本质的区别。所以，当我找不到写作的理由时，我宁愿不写。所以，许多时候，我更愿意放下文学，或进行宗教的灵魂修炼，或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我主办的雪漠文化网就和天津市蓟县一中红十字会联合倡议了“西部志愿者爱心读书工程”。这是一个没有起止日期的“工程”，我们将像愚公移山那样，用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来干这件有意义的事。现在，我们已给甘肃贫困山区募捐了一万六千余册图书。我们还将在西部城市和贫困山区建立连锁性公益图书室，免费为当地市民、农民和学生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我认为，这些活动甚至比我的创作更有意义，因为它对这个世界有好处。
想明白了的凉州人只要守住那个活的理由，便会找乐子享受生命。最常见的享受是喝酒。凉州有名的企业总是酒厂，河西走廊于是成了河西酒廊。许多时候，几瓶酒就能叫凉州人快乐一天。此外，还有许多乐事，比如打麻将。一到夏天，凉州人就会聚到许多林中，像核桃园等许多公园，那儿是铺天盖地的麻将桌和惊天动地的麻将声。
凉州人性格跟温州人是两个极端：温州以“不安分”为乐，凉州人以“安分”为本。不安分的温州人能只身渡大洋，到人生地不熟的他乡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纪录片《我的中国父亲》中，主人公程志平就跟三百个温州青年一起，乘着油轮，从上海启程南下，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穿过红海、地中海，抵达法国马赛港，开始在工厂打工三年，没能实现致富梦想，便再渡大西洋，到达非洲加篷。程志平最初身无分文，后来竟成为非洲某地的首富，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议会议长。他的儿子让·平成为加篷的外交部长，曾任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主席，2007年任加蓬共和国副总理，2008年当选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温州文化中不安分的基因和良好的传统善文化基因，成就了像程志平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某年，温州召开了一次“世界温州人大会”，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温州成功者欢聚一堂，集体亮相。
而凉州的安分同样造就了一批凉州人，十几代务农为生者比比皆是，一NB030 NB030黄土掩埋了一个个安分守己的灵魂。
记得小时候，凉州城就是我最遥远的梦。我的爷爷他们脚步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凉州城。几年前，我成为甘肃省专业作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的父母来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吴金海老师带我们去了杭州。泛舟西湖时，我憨厚的父亲只是惊愕地张大了嘴，他说不出一句话。妈妈却“乖乖”个不停。她说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是盆盆子下面扣着长大的。”要不是我，他们绝不会想到世上还有那么美的湖。
凉州人重宽恕，爱和平。在凉州，从来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的复仇故事，凉州人总是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凉州人知足常乐，没有侵略性，没有排外性，任何人到凉州都能生活得很好，他甚至可以活得比当地人更好，凉州人不会羡慕他，反倒可能会同情他。我老听到凉州人说：“哎呀，外地人真可怜，来到这儿爬街台子。”凉州人把开店铺经商叫“爬街台子”，他们眼里，爬街台子是很苦的。凉州人决不欺负外地人的，反而对他们有种由衷的同情。
凉州人讨厌暴力，爱好和平，他们骨子里看不起那种被称为“智囊”的人，称之为“软蛆”——就是那种在屎尿里乱滚的苍蝇的卵。所以，凉州人对于商场的那种血肉横飞很是厌恶。他们想，穷了穷一些过吧，何必像瓶子里的毒蜘蛛那样你咬我，我咬你。他们知道，无论咬出个啥结果，输了的，最后是一个棺材结账；赢了的，同样也是一个棺材结账。你折腾上个“公家人”或当官的，也不过将那棺材变成骨灰盒而已。
我曾在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引过一首凉州人传唱了几百年的歌谣：
终日奔波为充饥，有了吃的便想衣；
衣食两样都具备，又嫌庄房少供基；
庄房田地都齐备，房中缺个美貌妻；
娶了娇妻生了子，又嫌没有骏马骑；
槽头有了高马匹，又想当官把人欺；
当了知县想知府，当了宰相想登基；
成了天子登了殿，又嫌没个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当了玉皇还嫌低……
他们说，争来斗去，真没意思。
7.
接下来，我该谈一些温州人的局限了。这是应几位温州朋友的邀请来谈的。他们最希望我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来谈谈温州。他们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说，也好。我说了凉州人的许多局限，也该说说温州人的局限了。
温州文化中虽然有一种非常优秀的东西，比如前边谈过的敢于进取、敢于冒险、敢于闯入陌生领域、敢于打破某种传统观念的局限等等，这些都是商业文明带给温州人的。
同时，因为商业文明大多以赢利为目的，功利性很强，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温州人身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强烈的功利色彩，当这种功利心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成势利。这一点，已渗入了温州的民俗风情、民众心态甚至日常生活，成为温州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十分功利和势利的人和群体，其汲取和吸纳文化滋养的标准当然会以“实用”为主，就很难用更大的胸怀去吸纳一些不一定马上实用、但对其人格人生有大滋养的文化养分。有时，他的功利心甚至会拒绝这种文化。
温州企业家中，真正有宗教信仰情结者并不多，原因就是宗教或是信仰不能马上给他带来看得到的利益。但他们忘了一点：某种东西虽然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利益，但它对生命、对人生、对人格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功利心让温州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同时，又会导使他们拒绝一种非常博大的无我无私的智慧，拒绝了能破除执著、没有任何功利的大智慧。比如，许许多多的温州人，总是不喜欢他们认为“虚”的人文知识。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取得了大成功的大师级温州人，正好是走出了温州文化的阴影，既汲取了温州文化中有益的积极营养，又借宗教智慧和人文滋养弥补了其先天的不足，如南怀瑾。
而绝大部分的温州人同样没有逃过那个神秘的悖论：凭啥获益者，也会因啥受制。一个人最擅长的东西，往往也最能制约他。因此，许多时候，成就温州人的东西，也正是局限他们的东西。
成功的温州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除了汲取一些有“用”的营养之外，还应当破除一种用功利的目光看世界的局限，吸纳更大气、更无我的文化，具备一种超越功利的大智慧。这样，才可能会形成更大的格局。
换句话说，温州人善于用“术”，善于造“势”，但在“道”方面还有待于强化和完善。他们只在乎“有用之用”，而不重视“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就是商业上用得着的某种行为、策划或是技巧；“无用之用”就是用商业目光看来也许无用，但是对他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却可能有大滋养的文化。表面看来的那些无用之用，其实往往可能是大用。
在当代温州企业家中，虽然其中不乏成功者，虽然他们在用“术”和造“势”上也可能达到了极致，但在“道”的厚度上却有待于进一步强化。因为那“功利心”的幽灵总是笼罩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局限了他们更高远的目光和更博大的胸襟。这便是有人总是将温州企业家的某种善行指责为“伪善”的原因。因为随着那善行体现出的，不一定是其人格本身散发出的大善，而是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商业图谋。功利心既成全了他们，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功利心能使他们及时捕捉到商机，但有时的“有求之求”并不是“大求”。无论在任何领域，初期的成功靠机遇，真正的大成功则取决于人格。当企业家能真正拥有大师的胸襟时，他的事业必然也会有大的格局。虽然表面看来，人的改变没有短期内的所谓效益，但其实那才是最有用的真正的改变。
历史上的温州为人类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文化营养，当代的温州是否亦然？这是需要追问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城市。黄沙淹没了楼兰古国，淹没了敦煌莫高窟，淹没了许多西部城市，但千年之后，那些被黄沙淹没的所在，还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楼兰文化，留下了莫高窟和敦煌学，留下了凉州贤孝等能承载人类大善的文化，留下了诸多岁月毁不掉的东西。那些黄沙掩埋不了的文化，使人类文明多了一抹亮色和温馨。
试问：当若干年之后，海平面上升，温州进入海底的时候；当一场地震来袭，温州变成废墟之后；当经历一场战争，温州毁于战火之后；当这一代温州人被时光之水冲刷得了无踪迹之后；当温州人巨额的财富消解于无常的岁月之中的时候；当温州人修建或是购买的建筑物被岁月摧毁变成一片废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当代温州，还能为人类留下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