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对上海的印象，仍然比国内外的很多城市都好。每次想到上海，总觉得心头有股暖流在荡。我们在想到某个城市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座城市里跟自己有关的那群人，或是恩师，或是朋友。也许，跟一座城市的缘分，其实就是跟城里人的缘分。许多时候，要是我们对某个城市的某人印象很坏，便会破坏我们跟那座城市的缘分。反之亦然。我对上海的好印象，主要就是因为上海有我的许多恩师和朋友。
谈到我的文学命运，是不可能绕开上海的。确实，改变我文学命运的许多重要契机，都跟上海有关：我的长篇处女作《大漠祭》在上海出版，从此，我从偏远的甘肃，走向了全国；我的小说获了上海长中篇小说奖和上海图书奖等多种奖项；我在上海读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从此有了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我的小说《白虎关》也由上海出版，复旦大学为它举办了很高规格的研讨会；我作为一“骏”的“甘肃小说八骏”也最早由《上海文学》和《文学报》推出；我发起的“西部文化走进高校”活动，首先是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取得成功……还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上海带给我的温暖，已成为我的创作动力之一。无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如何没落，只要想到上海等地，我就会感到一种很大的欣慰。毕竟，那儿有不少认可我小说的专家和学者，还有一些能欣赏我作品的编辑，还有许多喜欢我作品的读者群。有了他们，我就可以不理睬时下文坛的流行色，而一任自己的灵魂从笔下流淌出来。
跟其他城市比，上海有着一套非常科学、理性、规范的东西，它有一种基本的规则和底线。无论做什么事，上海人都会遵循相应的标准，而不仅仅是凭借某种关系。当然，有些事不免也可能有“关系”成分，但在文学价值的评判上，上海有着自己的选择和标准，有着自己的某个底线。这是商业文明和文化眼光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优秀品质。
上海开埠早，它较早地接受了商业文明的洗礼与商业规则的熏陶。上海与国际化接轨的程度，跟一般城市相比，要高出很多。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在与上海编辑打交道的时候发现，我寄去的稿子，他们至少会非常认真地看完。不管用不用，他们都会反馈意见。如果不用，他会很负责地退给你。而其他城市则不一定，我的小说《白虎关》曾寄给北京的某编辑，他读完回信说，他非常欣赏，但需要领导再审。但是，直到几年后的今天，仍然下落不明，毫无音讯。他既不说“用”，也不说“不用”。这种现象在别处很普遍。
上海对文学有种比较高的鉴赏能力，上海有中国一流的编辑。其他地方的某些浮躁编辑对我的作品根本读不下去——当然也说明我的叙述不合时宜——但在上海，我却得到了很大的认可。他们对我作品的把握非常准确。比如，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吴金海老师，他在我的小说《白虎关》中选编了十多万字，在《小说界》上发表，我看了之后发现，即使让我自己选，也只能这样选。上海编辑的文学眼光，其鉴赏水平，以及他们对作者细腻情感把握的精准程度，是第一流的。此外，上海编辑的敬业程度也令人赞叹。我的《大漠祭》出版前，上海文化出版社从责任编辑吴金海先生的初审，经过编辑室主任黄韬的二审、再到副总编辑戴俊和总编辑郝铭鉴终审定稿，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位总编都是利用“五一”节假期间完成审稿的。总编辑郝铭鉴先生是在九十二岁高龄的母亲的病榻旁完成审稿，副总编辑戴俊的女儿当时正在考大学，他是在接送女儿补习的路灯下完成了审稿。郝铭鉴先生在退休之后，还在许多场合呼吁，希望社会能关注《大漠祭》。每每念及，备感温暖。
《白虎关》的出版亦然。相较于时下流行的那种文学观，我的小说创作相对注重传统，但郏宗培、魏心宏、吴金海和陈先法等先生却能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认可并推出作品。他们不一定都喜欢读我的小说，但他们都能认可我的文学追求。
同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和栾梅健教授，还有王光东、杨剑龙、杨扬、王鸿生、周立民、朱小如、张新颖、刘志荣、张业松等上海评论家，以及《上海文学》和《收获》的诸多编辑，他们以自己的热情、真诚和眼力，成就了许多像我这样一些毫无“背景”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努力，成了上海乃至中国文学界、出版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上海编辑的文学眼光、专业水准、职业素养、人文关怀及综合素质等，都是国内一流的。上海对具有真正文学品质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有一种非常大气的包容性。
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期间，一些编辑在跟我交流、谈话时，他们大多想把我变成他们需要的那种快餐文学写手。他们首先会说，雪漠，你要好好编个故事，要如何如何好看，吸引读者，赢得市场。他甚至不提倡你有个性，有的甚至一定要我放弃个性化的语言。当然，他们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无论多好的作品，如果没人阅读，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但叫我放弃创作个性而去迎合市场的提议，却是我不能接受的。
上海编辑则不然，他们首先明确鼓励我的，是要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写自己独特的生活，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学特色。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肯定你，或提出不同意见。他们的建议，更接近文学本真。
上海读者群也有着较高的整体鉴赏水平。上海的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或者普通老百姓，都对我的《大漠祭》、《白虎关》有过肯定的评价，这很难得。谢晋导演看了我的《大漠祭》后，就对甘肃戏剧家协会领导说：“请你带去我对雪漠的致敬。《大漠祭》是我近年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我希望他能等一等我，由我来拍这部电影。”上海老作家、评论家欧阳文彬，当时已有八十多岁高龄，她专门打电话给出版社，说：“我想谈谈《大漠祭》。”她把编辑请到家里，口述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新民晚报》上，题目叫《我为〈大漠祭〉喝彩》。有一位市委领导，还批示让《文汇报》追踪报道。2000年，出版社安排我带着父母来看上海时，我们住在浦西某大学的招待所里，食堂工作人员在前一天的电视新闻中知道了《大漠祭》。当我们去食堂吃饭时，他们就热情地免费打给我们很多菜。为了顾及我们的面子，食堂师傅还不动声色地说：“反正这个菜今天多了，不吃也浪费了，你们多吃点，多吃点。”他们以这种方式，默默表达了一种关爱和认可。
上海读者有着较高的文学鉴赏力，他们会以南方人独有的细腻，感受到作品里面最精髓的东西。2005年，《上海文学》刊发“甘肃小说八骏”专辑，推出甘肃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复旦大学有个叫金理的博士生，一天他的小包丢了，里面有钱和很多证件，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为了解闷，他拿起那一期的《上海文学》，读完我的小说《美丽》之后，他说他的所有痛苦不翼而飞。我们在复旦大学开座谈会的时候，金理说他在《美丽》这个小说里读到了一种非常博大的东西，把他个人的小恩怨、小得失给消解了。当时他还站起来说：向雪漠致敬！向《美丽》致敬！这令我非常感动。像这种上海人认为非常好的小说，却不一定能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认可，像那篇《美丽》，就没有一家刊物转载。时下的不少刊物编辑多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他们浮躁的心进入不了人物的心灵，不能感受人物的疼痛，也感受不到那种巨大的悲悯。但上海却不乏这样的编辑和读者。
我在上海参加过多次活动，发现上海人不做则罢，要做，都做得非常好，不会糊弄人。上海人要么不是你的朋友，交往时虽然彬彬有礼，却总有种打不破的距离，但如果他视你为朋友之后，他就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直到今天，吴金海老师批评我的时候，仍像我老婆训我那样。他真把我当自家人，像亲人，像兄弟。他是真心地希望我越来越好。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吴老师晚上陪我看了上海外滩。第二天，他夫人还要他再陪我去看白天的外滩。我说不去了，已经看过了。他们说，晚上外滩拍了照片不好看，白天照相好看。就这样，吴老师又带病陪我去看了白天的外滩。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一直关注并扶持西部作家。他认为，西部有一种非常质朴、非常鲜活、充满生命野性的活力，能为上海文坛、中国文坛提供一种新的冲击。他曾这样评价我的《白虎关》，他说：在读《白虎关》时，首先想到了萧红的《生死场》。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忘了自身的民族精气。雪漠捡起来的，正是萧红的精神，也即民族精神。《白虎关》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象征主义小说。陈思和先生这样解读《白虎关》：白虎代表西方，代表着“金”。这个“金”象征着一切的动荡，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面临着“白虎关”，整个时代都面临着“白虎关”。小说是在写绝境，小说所写的三位女性的绝境，象征着一个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象征着今天全球化的“白虎”当头，我们该怎样闯过？怎样复兴民族？小说中月儿的死最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精神与肉体的斗争。当肉体败下阵来时，出现这样一场大火，就能使生命和灵魂得到升华，这就是凤凰涅NB021.这是迄今为止，我最为敬服的对《白虎关》的解读。他真正抠到了我内心深处的那根弦。
在复旦大学为《白虎关》召开的研讨会上，许多上海专家也进行了认真的评论，都有着相当的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其精深和独特，也是大上海独有的。在其他城市，我参加过许多“走过场”似的研讨，从来没有经历过像复旦大学组织的这样扎实的研讨会。他们真正将研讨上升到了很高的学术层面。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严谨的学者和专家，才造就出像复旦大学这样优秀的高校，才培养出一批有较高鉴赏力的读者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读者群，我们的纯文学才能留下目前的这块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地盘”。没有这类优秀读者的理解和支持，文学的“庸俗化”进程可能会更快。
上海之大不仅仅体现在学者和专家之中，许多时候，我们也能从上海社会各界发现别处没有的一种感动。像上海作协秘书长臧建民，利用多种方式帮助西部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来感受上海文化；像庄远庆女士，曾担任过“首届上海作家研究生班”的班主任，2008年，她利用个人资源，提供经费，邀请我和一些作家到无锡、泰州和扬州等地体验生活，感受江南文化。她教我如何吃西餐，告诉我许多上海人视为“规矩”但西部人并不知晓的细节。
还有许多感人故事，他们都是从我的作品中认可了我。他们谦称是我的“雪粉”。他们甚至远赴西部，体验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进而研究我的作品，用各种途径进行传播。有人甚至充当义务推销员，联系书店，组织研讨，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雪漠作品。上海佛学书局在代销我的作品时，他们甚至坚决不要他们应得的那份利润。他们感动了我，更感动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魏心宏等出版家。魏先生说，没想到，这个时代，竟然还会有这样一批读者。
如果说，一两个人、一两件事不能说明本质，那么，有这么一个群体，就真的能体现出一座城市对于文化、文学和作家的理解和尊重，体现出大上海的文化品格和城市精神。
当然，除了对作品本身的认可外，上海人对西部作家的关心里面，还带了一种心情。那就是，城市化人群对于过去乡村生活中最质朴、最本真生活的留恋和怀念。就像我们，总是喜欢童年的纯真感觉。2009年，在“西部文化上海行”活动中，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光东教授专门请我吃饭。他说：“雪漠，当我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在上海，很少能听到这种声音，这个时代也很少能听到这种声音。当我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兄弟。”
上海的这种真诚的友情对我触动很大，使我由衷地爱上了跟西部文化反差极大的海派文化。我说过，当我站在上海外滩，反思西部、反思甘肃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和战栗。这种震撼和战栗，让我在人格、艺术上都有了一种新的升华。毕竟，我在凉州那个小地方生活了太久，那儿的生活，虽然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但也相应地限制了我的思维和视野。东西部文化的巨大反差，对我的灵魂撞击很大，使我胸襟大阔，眼界顿开。
我发现，文明化程度越高的那个人群和城市，对文化也可能越是重视。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其人才成长非常重要的土壤，没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很难诞生大师级人才。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和健康的种子，是诞生参天大树的必要条件。比如，如果没有德意志文化，就不可能有歌德。但如果没有歌德，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德意志文化。歌德是那个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为后来者提供了大量的营养和借鉴，他本人便也成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
我于是想，正是因为上海有了这样的土壤和胸怀，许多大文化人才选择了上海，为上海文化注入了新的基因。但同时，上海也成就了那些大文化人。他们汇入了上海，又走出了上海，成为文化大师。正是上海这样的“龙门”，才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契机，使其完成了从“鲤”到“龙”的超越。
曾有人老是拿南方某新型城市跟上海比，说它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上海。是的，也许在某些数据上确实如此。但上海除了那些数据和建筑之外，还为我们的时代和世界提供了一种岁月毁不掉的东西。而某些城市，要是一场地震摧毁了那些钢筋水泥的森林之后，我们是否还能从中找到能滋养人类的普世价值？它是否还能留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文化？
对这类追问，上海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上海的文化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城市本身。
上海之大，大在它的胸襟，大在它的眼光，大在它既能发现又能包容的城市品格造就的大上海文化。它属于当代，属于世界，更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