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7日至8月2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南京同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在那里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悲凉的。谁都意识到，与中共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然而，取胜的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与此相应的，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滹沱河北岸一个长满古柏的柏树坡上，有座七八十户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那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谁都意识到，与国民党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与会者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决战前夕，这两个会议在唱对台戏。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原本是白崇禧。自从李宗仁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便令国防部长换马。他把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让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蒋介石此举，当然是为了削弱桂系的势力。
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报告。蒋介石的报告调子是低沉的。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
蒋介石严厉批评了他的部属：“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
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出了严重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中共党员已从1945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1946年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二百八十万！毛泽东在说及这两个数字时，脸上挂着笑容。
毛泽东正在考虑着“夺取全国政权”，他提出“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
蒋介石和毛泽东报告的调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蒋败毛胜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南京，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了两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损耗数字：“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支，机枪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门……”
西柏坡，朱德也在报告两年来的战绩，其统计数字竟与何应钦十分相近，只是比何应钦更为精确：“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支，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
会议的第四天，眼看着将领们个个垂头丧气，大有“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之态，蒋介石又发表演说加以打气：“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倾轧。
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
毛泽东这一计划，人称“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两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
蒋介石呢？他面对败局，仍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作这样的战略估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与毛泽东的“三五计划”相对应，蒋介石制订了“苦撑三北，确保二华”的计划。“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二华”，即华中、华南。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看重这大决战前的会议。
蒋介石称南京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
毛泽东称西柏坡9月会议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在大决战前夕，南京和西柏坡各自运筹，蒋介石和毛泽东摩拳擦掌……
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国共主力的大决战开始了。
第一个震惊全同的消息，在9月24日传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在这天一举攻下了山东省会济南，歼灭国民党部队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占领省会，第一次占领济南这样的大城市，显示了强大的攻坚实力。
这表明，毛泽东在向蒋介石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蒋介石慌了手脚。所幸他有专机，载着他到处飞。哪里吃紧，他就往哪里飞。在大决战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时而在北平训话，时而在沈阳指挥，时而在天津督战，时而在锦州湾葫芦岛视察……
毛泽东呢？他稳坐在那长满古柏的小村庄。他昼夜不停地工作着。他给各野战军发出电报，指挥作战。有时，土屋里夜间太闷热，他端着煤油灯，来到院子，干脆把石磨当成办公桌，起草着电报……
激烈的战斗在东北打响。
10月10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于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猛攻。
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急急从南京飞往沈阳，坐镇督战。锦州已处于铁围之中，蒋介石派出飞机，在锦州上空，给驻守那里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空投手谕：“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
然而，范汉杰已经是既不能守，也不能退了！东北野战军激战三十一个小时，一举攻克了锦州，活捉范汉杰，歼灭国民党部队十万余人。
毛泽东令林彪全力攻克锦州，确实是一步妙棋。锦州，乃东北之咽喉。锦州一失，切断了关内关外的联系，切断了东北国民党部队的退路，使驻守长春、沈阳的国民党部队陷入一片惊慌之中。
蒋介石以为毛泽东马上要回师攻沈阳，急匆匆和宋美龄于16日飞离沈阳，前往北平。
毛泽东却没有马上打沈阳，而是攻长春。
毛泽东的电报，发往长春城东南四五十里的李家屯。那里是中共第一线围城指挥所的所在地。“二萧”正在那里忙碌，即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
最初，“二萧”得到的命令是“久困长围”，所以十万大军自6月22日起，便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因为要先取锦州，所以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眼下锦州得手，毛泽东便要攻长春了。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曾如此回忆当时兵临城下的长春的情景：
长春城内是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活命，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是城破军亡；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这是条活路。
10月19日，曾泽生率所部二万六千余人起义。
曾泽生后来回忆，他身边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给了他很多影响。事后他才知道，他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杨滨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指挥所所在的那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从1938年起，中共在六十军内，建立了地下组织……
蒋介石在北平闻讯，气得吐血，于18日再飞沈阳。蒋介石下令：“集中部队，一举收复锦州。”
无奈，他的部下已人心惶惶，不愿出战。
翌日，从长春传来令蒋介石沮丧的消息：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将军率所部四万七千余人，投诚中共。于是，长春解放。
郑洞国将军是这样回忆他的投降经过的：
到了此时，我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来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我还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我把这个时候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和过去两天一样，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表示假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武器。他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来，真是煞费苦心。
锦州、长春一解放，沈阳就成了一座孤城。
毛泽东把目光移向沈阳。往常，他在起床之后，总要沿着西柏坡苇塘边散步。在那些日子里，苇塘边再也见不到毛泽东的身影。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已经没有散步的时间。
蒋介石从孤城沈阳飞往北平。虽然他明知沈阳已危在旦夕，但仍要作最后的挣扎。蒋介石把杜聿明召至北平，任命他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要他无论如何夺回锦州。
然而，东北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11月2日，沈阳、营口两城均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攻下。国民党部队十四万九千余人被歼。
至此，东北全部解放，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全歼国民党部队四十七万人。
蒋介石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由北平飞回南京。
蒋介石竟是那么不经打，这出乎毛泽东的意料。这样，毛泽东在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写了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对他自己两个月前所作的五年打倒蒋介石的估计，作了郑重更正。毛泽东写道：“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