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新年钟声撞响，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感慨万分。
1949年，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经过1948年的国共大决战，中国的形势已经明朗化。
对于毛泽东来说，1949年将是金色的，充满着希望；
对于蒋介石来说，1949年将是灰色的，充满着失望。
在新年到来之际，在白雪纷飞的西柏坡，忙得顾不上执笔的毛泽东，由他口授，由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最后由毛泽东改定的，为新华社写出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在新年到来之际，在南京也忙着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满悲凉之感，不仅仅是因为战局的惨败，而且还因为为他默默地起草了无数文稿的秘书陈布雷已离他而去！
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陈方临时为他捉刀。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挂在嘴边的名言是：“永远只愿做No。2，永远不做N0.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号人物蒋介石。他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蒋介石的众多文稿出自他手。诸如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祭告总理文》，在蒋介石五十大寿之际那篇《报国与恩亲》，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西安半月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告国民书》等，都是由陈布雷为之代笔写出的。
陈布雷才思敏捷。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从两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阳过夜。蒋介石宿于洛阳军官分校。晚上，蒋介石口授大意，陈布雷于当夜挥就三千余字的《对张杨的训词》。翌日，蒋介石一到南京，便马上把《对张杨的训词》交给各报发表。此文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对时局的声明。
此后，蒋介石又发表那各方关注的《西安半月记》，是陈布雷依据蒋介石日记以及蒋介石口述，为之捉刀。
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中宣布：“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时间，这几句话传遍中华大地，对推动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蒋介石这一重要的谈话稿，同样出自陈布雷笔下…一1890年11月15日，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一个茶商之家，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途经上海时，寄居在天铎报社。当时，正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于是，二十一岁的他担任上海《天铎报》记者兼撰述，取笔名“布雷”，取义于“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翌年，他加入同盟会。1920年起，他任上海《商报》主编，尖锐地抨击北洋军阀，曾受到孙中山的好评，以为《商报》虽然并不是国民党的党报，但“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陈布雷，称他“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军权在握，渐渐站稳了脚跟。这时，他开始感到身边只有武将，缺乏文才。蒋介石耳闻陈布雷乃沪上名笔，1926年春，当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工作时，蒋介石特地把自己一帧亲笔签名的照片托邵力子转给陈布雷，表示钦慕之意。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率部进驻南昌。1927年2月1日，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商报》另一位名记者潘公展应邀来到了南昌。翌日，正值大年初一，两人一同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感谢“蒋总司令”赠他“玉照”，而蒋介石则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陈布雷与蒋介石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蒋介石一次次约陈布雷长谈。有一天，蒋介石急欲写《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当即“拔笔相助”，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捉刀，一挥而就，须臾之间完稿，蒋介石深为满意。
同年，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和潘公展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极力想留住陈布雷，无奈陈布雷称：“蒋先生，我仍想回沪做记者，办报纸。”
就在陈布雷回到上海不久，3月21日，蒋介石率部进入上海。紧接着，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武夫治国，急需文臣辅佐。在蒋介石的盛情相邀之下，1928年1月，陈布雷从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欲委以高官，陈布雷回答道：“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从此，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重要幕僚，人称“领袖文胆”、“总裁智囊”。
后来，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时间长了，经不住蒋介石的一再劝说，还是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等职。
尽管从表面上看陈布雷春风得意，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却隐藏着难以诉说的痛苦，尤其是在他为蒋介石执笔时不得不写下违心的话。
最使陈布雷为难的是为蒋介石写《西安半月记》。那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让天下百姓知道张学良、杨虎城是如何“叛逆”的。1937年初，在奉化溪口养伤的蒋介石召见陈布雷，给他看了自己在西安被囚时的日记，并讲述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陈布雷明白《西安半月记》难以下笔，便推托道：“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厚望。”蒋介石却说：“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过的写好了。”
2月2日，陈布雷随蒋介石来到杭州，蒋介石再度把日记交给陈布雷，补充叙述西安事变的经历。陈布雷无法违命，只得在极度痛苦中为蒋介石写完《西安半月记》。陈布雷在日记中坦言：“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此后，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他曾比喻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陈布雷内心的隐痛日益加剧，使备受煎熬。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对陶副官说：“我要理一个发。”在理完发之后，他对陶副官说：“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楼梯，走到一半时又回过身子，补充了一句：“让我安静些！”
副官以为他要写重要文章，也就为他谢客。他真的在闭门写作，只是所写的是他的遗书！陈布雷写了给蒋介石的遗书，其中宣称：“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他又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封遗书。夜里，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药，于11月13日上午离开了这个世界……
“让我安静些！”成了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之死，据云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面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他曾向蒋介石建议，与共产党和谈，遭到蒋介石痛斥，声言“和谈即投降”；二是在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以为此言不妥，在整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时，删去了此话，又遭蒋介石斥责。
又据传，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初，国民党情报部门把毛泽东的报告文本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仔仔细细地看罢，正巧陈布雷进来，蒋介石无意中朝陈布雷说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陈布雷脱口而出，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的心。
蒋介石得知陈布雷死讯后，立即赴现场悼念，极为惋惜。他写下“当代完人”四字，追悼陈布雷。蒋介石高度评价陈布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报》刊载中央社电讯，宣称：
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五十九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四天之后，11月18日中央社在电讯中，才详细报道陈布雷之死的真实情况：
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干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子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
陈布雷之死，使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几分忧伤。
顺便提一句，陈布雷有六男两女，长女陈秀、次女陈琏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也颇为出人意料，只是陈布雷生前对此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