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1956年7月1日飞抵北京的。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槽。”
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的。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
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市）人氏。1916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1921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
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其中有几段经历是颇为重要的：
一是自1933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1939年春，他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
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1971年9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1950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1954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问的桥梁。
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7月16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9月30日访华。毛泽东于10月3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奠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
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只笑着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
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