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于1953年11月访问过台湾，和蒋介石作过交谈。这一回，他又会晤了毛泽东。这样，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
尼克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做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发觉两人都喜欢“用手一挥”。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毛泽东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才。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说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上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
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尼克松甚至还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较。
尼克松在台北和蒋介石谈话时，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在尼克松的印象中，“蒋夫人远远不只是她丈夫的翻译”，“我认为蒋夫人的智慧、说服力、道义上的勇气，单凭这些就足够使她成为一个领导人物”，“她妩媚端庄，这样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蒋那副冷酷的形象”。
尼克松把宋美龄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较：
蒋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蒋夫人有教养，打扮入时，很有女性的风度，但又是很坚强的人。江青粗野，毫无幽默感，完全没有女人特点……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气的人。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目，我们坐在一起，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她是如此之紧张，以致手上额上出现了汗珠。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典型的表现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她问我：“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
在世界上，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能够用尼克松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却不多见。
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成果，凝结于2月28日在上海他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中的妙笔，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
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即只有一个中国，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台湾又一次为之震动。台湾人士称：“《上海公报》之宣布，实是一叶知秋的事，因为它暗示美国与中共的建交是迟早的事了。”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之后，1973年5月中旬，一架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架从北京飞来的客机，是出现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不过，飞机上所载的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及其家人。这是他的专机，飞来香港，据说是探亲。
显而易见，这位长者来历非凡，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不过，一位文史馆的馆长，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着专机前来香港探亲，这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这位馆长，就是当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章士钊。
说是探亲，倒也确实有亲可探。他的奚夫人于1970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他来探亲，就是探殷夫人。
其实，年已九旬的他，何必兴师动众乘专机来香港探亲，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吗？
他非来香港不可，是因为他另有使命。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国共和谈。
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国民党代表，却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也正因为是毛泽东所派，为了照料年届高龄的他，给他特地派了专机，还派了那么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来，当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已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于1967年12月25日病逝；代表黄绍竑，病死于1966年9月……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
章士钊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1961年、1964年两度赴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也有意于此。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
章士钊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不料，他毕竟年事已高，来香港一个半月后，于1973年7月1日病逝在那里。
章士钊去世之后，北京方面倚重屈武，从事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未竟之业。屈武原本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
屈武在国民党方面，亦广有影响。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蒋经国在莫斯科有着同窗之谊。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张治中两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蒋介石请示和谈方针……
于右任在1949年到了台湾之后，妻子及女儿仍在大陆。于右任思念妻女，常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联系。
1961年3月，于右任在给吴季玉的信中说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寿辰即将来临，十分挂念。正巧，章士钊在香港，得知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即嘱屈武，为岳母在西安隆重祝寿。事后，屈武托吴季玉转信给于右任，说是“濂溪先生”关照为老夫人祝寿。此“濂溪先生”之称，外人莫知，乃在重庆时于右任和周恩来交往时，对周恩来的隐称。邵力子知道这一隐称，嘱屈武写上。
果真，于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谢！
于右任于1964年11月3日病逝在台北。病重之际，他写下《望大陆》一诗，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思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相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这首《望女陆》，写出了名少背井离乡的国民党人的浓浓的思乡情，汩汩思乡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