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正面的正规战”的时候，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担任敌后的游击战”。
毛泽东可以说是世界上届指可数的游击战专家。他在井冈山上打游击，打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的那游击战十六字诀，被世界军事专家们奉为游击战经典：“敌迸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眼下，这位从未进过军事学院大门的游击专家，把枪口掉向日军，又打起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来。毛泽东可谓“文人武将”，他一生几乎从不佩枪，却笔不离手。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他写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他关于游击战争的又一理论力作。
毛泽东以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如今，“小而强”进攻“大而弱”，中国只能采取“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中国之弱，决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拼；中国之大，又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在他的论文中论述抗日游击战略，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一论文，不时闪耀着这位诗人的睿智：“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正是在“游击专家”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游击战略指导下，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
毛泽东在9月25日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毛泽东手下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百分之几，只能打游击战。八路军进入山西时，那里的正规战是由阎锡山负责的。阎锡山比蒋介石年长四岁，乃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盘踞在山西，号称“山西王”。眼下，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位“山西王”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生动地勾画了阎锡山的心态：“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就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攻下了山西大同，进逼“山西王”的老窝——太原。太原的门户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不得不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军，企图夺下平型关，以求抄雁门关的后路，直取太原。
平型关的正面，由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守，而侧翼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朱德的电报中，便作出判断：日军“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乃毛泽东手下虎将林彪。林彪筹划着在平型关打一大仗。
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及：“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
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于24日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这类战术，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对付蒋介石军队时，多次娴熟地使用过。日军没有领教过毛泽东“口袋”的滋味，这一回算是尝到了。
23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
在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
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24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9月25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
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
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
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在华东，上海陷落之后，日军扑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规战”，即南京会战已迫在眉睫了。
首都得失，事关重大。蒋介石必死守，日军必猛攻，双方必定大战一番。
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率十三个师组成南京卫戍军。
11月16日，中山舰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之中，徐徐驶离南京。中山舰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它原名永丰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孙中山便是在这艘军舰上避难，蒋介石也正是在这艘军舰上护卫孙中山。1926年3月，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又成了国共分裂的讯号。这一回，中山舰再一次担负历史性的使命，它载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开首都，沿着长江，朝重庆迸发。
四川省主席刘湘发表致林森电报，表示“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林森此行，为何如此隆重？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从此，重庆这座山城成了“陪都”——战时首都。
不过，最初只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先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则就近迁往武汉。
就在日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南京之际，那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求见蒋介石。他再度充当日、华之间的幕后斡旋人。
12月2日，踌躇再三的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表示退让：“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
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亦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条。
蒋介石“降价”，日本却“加价”了！日本于七条之外，又另加了四条“亡人之国的新条件”！
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公文中称：“如中国方面总的承认这样一个媾和原则，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
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他们要蒋介石“乞和”！自然，这是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
蒋介石明确地拒绝了日本的条件。蒋介石说：“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这样，南京一战已无可避免。12月5日，日军兵临石头城下，蒋介石飞离南京，前往武汉。翌日，日军的飞机便大批飞向南京，狂轰滥炸，一场恶战开始了。
唐生智率众奋力抵抗，无奈不是日军的对手。12月12日——一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败退。翌日，日军涌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南京进行：日军惨无人道地施行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人血染南京！日军甚至进行“杀人比赛”……
12月17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中共立即对蒋介石的文告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于12月25日发表，指出：
蒋介石先生本年12月17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
国共之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同仇敌忾。这是过去十年中所从未有过的。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值得顺便提到的是，正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京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的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获释。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曾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不过，此时他已离开中共达十年之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