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表了堪称“蒋介石主义”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的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中强调的：“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蒋介石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
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之命运》还“迂回”攻击“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以及“奸党”、“奸军”等等。不言而喻，所谓“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奸党”、“奸军”等指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人人要读，人人要学。此书初版二十万册，不久，印至一百万册。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
三民主义青年团通过宣言，称颂《中国之命运》是“我们革命建国的方向，以至个人修身立业的大道”。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国民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反共浪潮。
也就在这时，蒋介石要胡宗南调集了四五十万军队，分兵九路，打算以闪电的速度进攻延安。
7月7日，原本是中国抗战的纪念日。然而1943年的“七七”，国民党部队却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打响了内战的炮声。
蒋介石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又骤然吃紧了。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以防皖南事变重演。
7月9日，延安三万人集会，发表通电，向全国呼吁制止内战。朱德、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大抵考虑到给国共关系留点余地，毛泽东没有出席大会。
毕竟蒋介石吃过皖南事变那国内外一片谴责声的苦头，一听延安的浩大声势，蒋介石慑于舆论压力，于7月10日下令胡宗南部队停止行动。
7月13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极为巧妙地抓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所发的一条小小的电讯，大做文章，进行回击。
那是在7月6日，新华社在重庆发出一条这样的电讯：
[新华社重庆6日电]此间国民党机关中央通讯社于七七纪念前夕，发表了一个破坏团结的新闻，该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形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电文已于6日发出。
同日新华社又发一电讯，详述西安“新闻”：
[新华社西安6日电]确息，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座谈会，张涤非主席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共之必要，并提议打电报给毛泽东。张特务头子当从衣袋内取出其预制之电文，内容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第三国际解散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应解散以加强中国的团结。到会者慑于特务威风，不敢说话。当由张涤非说道，此稿应即送有关各机关签名，五天内不答复者即为默认，有增删意见者可以注明，以便最后修改拍出。此次伪造民意会议，共开十分钟。被邀者三十余团体，但到会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凤日报、华北新闻、工商报、三青团读者导报、图书审查会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庵等人，均系“CC”特务头子。
延安《解放日报》在7月8日刊载了以上两条消息，加上了大标题《特务机关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重要社论，那标题火辣辣的：《质问国民党》。这篇社论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人们方知乃毛泽东手笔。
一开头，毛泽东便指出；“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正常很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紧接着，毛泽东便提到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那条电讯。毛泽东批驳道：“我们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毛泽东对“国民党先生们”如此进言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对“国民党先生们”进行了一系列质问。最后，毛泽东的笔锋直指蒋介石。
毛泽东写道：“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毛泽东抓住中央社那么一条消息，抓住了张涤非，做了那么一篇大文章！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起一番风波
毛泽东紧接着又部署新的舆论反攻——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据陈伯达对笔者谈及，那时他正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毛泽东忽然找他和几位“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也就分头着手写文章。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这样既简练，又稍稍照顾了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改署陈伯达个人的名字。
据陈伯达回忆，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蒜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泽东加了这一段话，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之事，再点明陶希圣的身份，贬了《中国之命运》。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辛辣。这跟他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是一样的。
陶希圣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京大学等校担任过教授。他曾跟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并在“汪记”国民党里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他与汪精卫产生矛盾，于1940年1月，与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约。1942年初，他回到重庆，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日报》总主笔。
陈伯达的文章，于7月21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全文如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
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中央宣传部
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中共的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修之教本”，两个中宣部在那里唱对台戏。
同日，毛泽东在致重庆董必武的电报中，指出：“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这么一来，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这一回，国共双方不是在战场上较量，却是在打“宣传战”——蒋介石不能不输毛泽东一筹！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主题曲”，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在1943年8月25日刊载了针锋相对的社论，题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后来，有人由此编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唱开来了，连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学会了，在家中唱了起来。毛泽东一听，以为不妥，因为早在有了共产党之前就有中国——显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存在语病。于是，毛泽东建议增加一个“新”字，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泽东文笔之严谨。这首歌，迄今仍在中国大陆传唱着，只是已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是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引起以及毛泽东过问这首歌……
虽说国共“宣传战”在报刊上“炮火连天”，毛泽东在7月13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却很冷静地表示：“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在1944年2月4日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中，则称：“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这样，国共关系在紧张了一阵子之后，又开始不好不坏、不冷不热了……
蒋介石出席开罗“三巨头”会议
1943年10月28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异常兴奋的一天。
这天，蒋介石收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祈极守秘密”。是什么事如此秘密？宋美龄把电报译给蒋介石听：
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能有裨于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为三日。
这就是说，罗斯福要邀请蒋介石出席“四巨头”会议。
罗斯福电报中所说的“莫斯科会议”，是指1943年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中国外交部长没有应邀出席。后来，根据罗斯福的提议，要发表《四强宣言》，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出席并签字。
罗斯福除了组织发表《四强宣言》外，又提议召开四强首脑会议，即“四巨头”会议。于是，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了那份电报。
说实在的，那时的中国领土，大部分落人日本手中，称中国为“强国”，把蒋介石列为“四巨头”之一，有点名不副实。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收到罗斯福的邀请电，蒋介石才喜出望外。
罗斯福的电报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愿意出席“四巨头”会议？
罗斯福的猜测不是多余的。果真，斯大林不愿出席“四巨头”会议。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愿意跟蒋介石坐在一起开会。
是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或是由于中共的关系而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
其实，其中的原因和1942年12月苏联不愿参加在重庆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一样：苏联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斯大林不愿与日本关系恶化，以免腹背受敌（日本和德国东西夹攻苏联）。这样，斯大林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以免过分刺激日本。
于是，罗斯福只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办法：他、丘吉尔先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谈，然后，再由他、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也就是说，把“四巨头”会谈拆成两次不同的“三巨头”会谈，从而避免了斯大林和蒋介石坐在一起。
1943年11月17日，那位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参谋长史迪威从重庆飞往开罗。
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重庆飞往开罗。
开罗西南郊豪华的米那赫斯饭店，一下子成了贵宾云集之处。饭店的总统房里，分别住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从窗口便可远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国高级官员们也住在这家饭店，以至于“浴室都紧张起来了”。四周，英国驻扎重兵保护。一门门高射炮，高翘着炮筒，日夜监视着天空。
这下子，蒋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坛巨头，而宋美龄则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干练的才华、优雅的风姿、娴熟的英语，周旋于巨头之间。蒋介石夫妇在开罗，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
一帧历史性的照片，成了开罗会议的缩影：罗斯福穿着深色西装，却敞着衬衫领子，没有系领带；丘吉尔一身白西装，足蹬一双白皮鞋，领带系得整整齐齐；蒋介石一身戎装，戴白手套，拿着大盖帽；宋美龄则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再三表示美国不希望陷入中国内战的陷阱，要求蒋介石能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于11月27日离开开罗。翌日，罗斯福、丘吉尔便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对《开罗宣言》表示同意。于是，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蒋介石从开罗归来，春风满面。确实，开罗之行，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由此争得“四强”之一的地位，为后来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蒋介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了好事。
开罗会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召开的。进入1944年，世界形势大变：
美国部队在日本控制下的塞班岛、菲律宾等登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败北。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不得不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继任的小矶内阁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英、美部队于这年6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
8月25日，法国首都巴黎光复。
苏军则重创德军，把他们赶出了国土，并长驱直人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9月苏军攻人德国。
在中国，日军却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爆发——这只是日军的垂死挣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不过，蒋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却日益白热化。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花生”以及那“一篮子花生”都不行、太无能，中国军队必须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岂能容忍这美国佬如此放肆？！一个参谋长，怎么可以不把统帅放在眼里？！史迪威甚至在回国述职时对罗斯福总统说：“不管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国的最高指挥权上做点文章，我们就白费劲了。”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持支持态度，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
其实，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连1944年6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也向罗斯福报告：“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
罗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开罗会议时对蒋介石说过的态度，希望国共合作。罗斯福托华来士向蒋介石转告：国共两党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
罗斯福的话，使蒋介石不悦。
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7月6日、9月18日，两度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
9月19日，在接到罗斯福的第二次电报时，史迪威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用渔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
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就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来到中国。
赫尔利支持蒋介石，促使罗斯福转变了态度。1944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终于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
这下子，史迪威气坏了。他骂罗斯福是“橡皮腿”——立场不稳。可是，已无济于事，“花生”毕竟战胜了他。
这下子，蒋介石兴高采烈了。他称这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他的“双十节”贺礼——自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10月10日便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蒋介石在1944年“双十节”发表演说，强调了抗战即将胜利，暗示要着手反共。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乃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蒋介石：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做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