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从1940年11月到1946年5月，巴金曾在重庆活动，融入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洪流中，并先后创作了《火》、《憩园》、《第四号病室》、《寒夜》等名篇。1944年7月以后，巴金在重庆住了将近两年时间。身在“战时的首都”，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一天天烂下去。巴金以他的作品和出版事业积极地投身到为受苦人申冤的行列，揭穿黑暗，呼唤光明。
江安之行
在作家群中，巴金与曹禺的情谊最为深厚。从《雷雨》起，巴金就是曹禺戏剧最初的读者。曹禺的《日出》、《原野》，也是由巴金任编辑，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然而，《蜕变》却成了例外。1940年4月，巴金还在上海，《蜕变》在重庆演出。剧中的人物故事流传在知识分子当中，并由商务印书馆抢先印刷成书。巴金这年7月离开上海，经越南的海防到昆明，才看到了《蜕变》的剧本，并感动得流了眼泪。巴金到了重庆，马上就去江安，看望了在国立剧专教书的曹禺。在那个偏僻的小城里，巴金在曹禺家中过了6天安静的日子。在菜油灯微光的摇晃下，他们整晚畅谈。巴金决定买回《蜕变》的版权，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为曹禺戏剧集的又一新作。尤其重要的，他们谈到把巴金的小说《家》由曹禺改编为剧本。这时上海已有吴天改编《家》为剧本，曹禺觉得自己是巴金的老朋友，他应该来改编，而且要改编得更好一些。他觉得对觉新更熟悉些，改编剧本就从这个人物着手。巴金支持他的想法。
巴金的江安之行，决定了曹禺改编《家》这件大事。曹禺不负厚望，1942年盛夏，他在重庆唐家沱借住在一艘待修的轮船上，打着赤膊，擦着流不尽的汗水，完成了《家》的改编。重庆几家剧团都知道巴金这本问世10年、影响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家》，具有独特的光彩和广泛的价值，一旦搬上舞台，一定会引来大量观众。因此，几家剧团都向曹禺请求，想得到首演权。曹禺早有打算。他说：“不论哪家剧团上演，剧中的女主角瑞珏，必须由张瑞芳扮演。”原来这个角色是曹禺为她量身打造的。这样一来，由金山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首先摘牌，金山、张瑞芳分别扮演了剧中的觉新和瑞珏。《家》在重庆演出达80余场，观众近8万人。当时重庆人口90万，几乎十分之一的重庆市民都看过《家》的演出，创抗战八年间一部话剧观众数字之冠。成都、桂林、昆明、西安等地剧团也演出了《家》，观众盛极一时。这之中，人们说不清是巴金小说的魅力，还是曹禺剧本的魅力，用1 1＞2来解说，当是最恰当的吧。
《家》的剧本，理所当然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时剧本出版的印数都在2，000册左右，很少再版。唯独剧本《家》出现奇迹，初版5，000册已是破例。因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剧本购者亦众，立即又加印5，000册。话剧剧本印到1万册，出版界在此以前也是没有过的。
这两件事，巴金听到后大为欣悦。
《家》、《春》、《秋》的续篇——《憩园》
1941年1月，巴金回到离别18年的故乡。成都家中的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的五叔的死。这位五叔是《家》、《春》、《秋》中克定的原型。他由于吸毒，从家财万贯而一贫如洗，最后竟沦为惯偷病死在狱中。这给巴金心中播下写《憩园》的种子（憩园本是巴金老家花园的名字）。巴金本来打算把这本作为《家》、《春》、《秋》的续篇，拟书名为《冬》写下去。写一位阔少爷，挥霍完不劳而获的钱财后，落下最悲惨的结局。
全书写完后，巴金才把它定名为《憩园》。
1944年5月初，巴金与萧珊到了贵阳。他们恋爱已久，这次就在贵阳郊外的花溪旅行结了婚。其时，巴金40岁。
在贵阳，巴金想起他尚未动笔的小说《冬》。他的五叔克定和发生在他老家憩园的一些事萦绕着他的思绪。那座花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太熟悉了。他一动笔文思犹如泉涌，人物和场景都跑到他的笔下。
从贵阳到重庆的路坎坷崎岖，一部破车，走走停停，呻唤不已。当时，巴金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沓信笺，走到哪里，就找一个小碟子。水是有的，他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就可以写文章了。找不到小碟子，把茶杯翻过来磨墨也可以写。到重庆后一时还安定不下来，他也是用这种方法不停地写。有一晚上，他住在北碚旅馆里，没电，巴金就找到一小段蜡烛在房里写起来了。正在运笔如飞的时候，烛光逐渐微弱，蜡芯熄灭在残留的蜡流之中，一下子黑暗包围了他。这时的巴金多么渴望有一线光亮啊！他多么希望再有一段蜡烛，可是在那样的黑夜，要找到一丝光亮太不容易了。
写完《憩园》已是6月底。10月，书就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送到读者手中。
战时社会的缩影——《第四号病室》
巴金与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期间，到贵阳的中央医院作了“矫正鼻中隔”手术。他住进医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在这间有20多张床位的外科病房里，他体会到穷苦人生病所受的苦难。因为没有钱，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病人一天天气息奄奄地死去，然后像牲畜样的被抬走。巴金感到这间病室就是战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巴金写《第四病室》，写得顺利极了。他不过把贵阳中央医院的第三病室换了个名字叫第四病室。那些病人和病人的故事，他们怎样受苦、挣扎、死亡，巴金几乎是没有修饰，没有添枝加叶，朴素、逼真，照着生活的真实记录下来的。
巴金写了他住进病室第一个和他讲话的病人，是因为去花溪途中翻车，摔断了胳膊而住进医院来的。在这个病室里，病人要用现钱买药，换药的纱布也要付现钱买，不买就不给换药，得不到治疗。另外一个烧伤工人，巴金是看着他死去的。原因很简单，病人所在的公司，付了住进院来的医药费就不管他了。病人呼喊着：“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谁来管我啊。”第二天就闭上眼睛了。还有一个老年病人，后颈子生疮见了骨头才住进医院，打了两针就没有钱再打针了。这位老人不着急治病，却逼着儿子去买一块他相中的墓地，作为最后的要求。这种黑暗加愚昧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小说只“创造”了一个善良、热情、面带笑容，看病、上药都比较负责的年轻的女医生。巴金的意思是在这种黑暗、悲惨的生活中，闪现一点光亮，给人们予希望。
为穷知识分子诉苦的《寒夜》
1944年初冬，巴金开始写《寒夜》。那正是重庆的一个寒夜。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不久。《寒夜》的第一章，就是汪文宣躲警报的场面，是巴金提笔前一两个小时，他所看到的。这是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没有历史性大事件，正是因为它的人物典型性和普遍性而使《寒夜》成为史诗性作品。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小公务员，按时上下班，老实负责的工作，病了也不偷懒，可是薪水很低，让人瞧不起。在汪文宣身上也有巴金的影子，那些年，巴金也像汪文宣那样做校对工作。巴金比汪文宣稍好一些，他主要靠文学创作的稿费生活住在重庆民国路一座破烂的三层楼底楼。
他笔下的汪文宣住在三楼。那里，许多知识分子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肺结核是知识分子患的最普通的病，没有钱医。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要一钱黄金，再加上不公平的社会带给家庭各种郁闷、怨恨的纠纷。许多人都死于这种状况下。
巴金写《寒夜》就是为贫苦的知识分子出气、申冤叫屈，控诉那一天天烂下去的社会，为穷知识分子诉苦。那个社会除了官僚政客、耀武扬威的军阀，最得意的就是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偏偏是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事。
《寒夜》就是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面一间小得不能再小、湿得不能再湿、黑得不能再黑的房子里写起来的，中间经过湘桂大撤退，日本人打到了贵州，忽然抗战又胜利了。人心兴奋一时，又跌到国民党更加独裁，一心要打内战，人民生活更加困难，逃难的人有家回不去的“惨胜”境地中去。巴金小房子的周围，诉苦声、怨愤声、吵骂声、哭泣声、呻吟声，不用寻找就声声入耳。
巴金的这本小说，写的就是这些人的痛苦。于是写写停停，一直到搬回上海，1946年除夕日，才写完最后一个字。
走上新的道路
1945年8月10日晚，巴金在重庆跟着狂欢的民众，迎接了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而，这种欢乐瞬间即逝了。蒋介石发布了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不准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巴金感悟到内战的脚步声已经响起，蒋独裁要鲸吞全部胜利的果实。随着一片复员声，高官巨贾们带着他们聚敛的钱财和抗战夫人赶着去南京、上海，再发劫收财；流浪逃亡了8年的老百姓们，分享到的却是失业、饥饿，卖掉最后的衣物买不到一张返乡的船票，船票被公仆们及其关系户瓜分了。千千万万没有发过国难财的人，这时却倒了胜利楣。想不到胜利竟是这么一回事。巴金在失望中愤怒了，一向主张文学家用作品和读者说话的巴金，不由地参加到一些社会活动中去。
1945年9月22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陷入僵局。这天下午，巴金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参加在上清寺桂园的一个聚会。巴金如约而去。
他发现到会的宋之的、沈浮、张骏祥、郑君里等都是戏剧电影界人士，只有他是文学界的。他很少和这些人交往，只有曹禺是他的老朋友。会议开始时，周恩来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并说：“这是我替主席在重庆交的朋友。”这是巴金初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兴奋地向大家道辛苦说：“你们为进步事业出了力，你们是有功绩的。”当毛泽东走到巴金面前时，他认真地凝视着巴金，微笑地说：“我以前也相信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报以会心的微笑，他对这位中共领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亲切感。
巴金思索毛泽东的话。他想：现在既然走上了新的道路，参加了新的队伍，就必须拿出全部力量，跟着大队前进。巴金没有忘记他的最大的敌人，他的最大敌人仍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他的热情在体内燃烧着，他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拿起笔，写作不止。
此前，他响应了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向时局进言》，要求废除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组织全国一致的政府。1946年1月20日，茅盾、胡风、巴金等文艺界人士，发表致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书，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1946年5月，巴金离开重庆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