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在上海大夏大学集中时，我们这群文化人来到大队部，有个穿二野黄军服的光头同志接待，他大包、小包帮着提，又打水来请我们洗脸，我们心想这个勤务兵满勤快的，也就安之若素了。隔了一天集合时发现不对了，站在台阶上向大家讲话的，就是那天被我们认作是勤务兵的，他就是文艺大队的教导员李庆升。他一口山东腔，管肥皂叫洋碱，我们许多人心中都有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这句话就是“土八路。”十天以后的8月1日，大队在南京作从上海出发后的行军小结，李庆升不拿队员花名册，看着一个个队员，逐一的叫出名字来，112人无一差错。这下子把我们这些文化人征服了。有几个同志不无骄傲地说：“怎么样？给文艺大队派来的教导员，岂能是庸庸碌碌之辈。”
二
文艺大队到重庆后改为重庆市委文工团，又吸收了原演剧十二队和重庆本地话剧界的能人。李庆升任团长。建团两个多月就演出大型话剧《红旗歌》。这个戏大幕一打开就把观众看傻了，小小一个舞台变成了大厂房，纺纱机一排一排地排过去，看上去有一百多米远。有人要求上台去看看，这座舞台到底有多深。所有来看戏的文工团都说：你们进城没有几天，怎么提高得这样快。文艺大队一些同志听了这话都笑了，他们心里说，十几年来我们就是搞这个的，这是我们的老本行。李庆升脸上也泛起高兴的红晕。
《红旗歌》一炮打响。曹荻秋市长题写了“红旗剧场”四个大字，纪念《红旗歌》演出成功，把演《红旗歌》的抗建堂易名为“红旗剧场”。李庆升知人善任，这群文化人各尽其力，话剧演的好的名声传了出去，重庆观众都知道这个文工团是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来的。抗美援朝开始，市文工团又演了《俄罗斯问题》，刘伯承、邓小平都来看了戏，都为剧本和演出叫好。文工团又演了《保尔·柯察金》，当时人人都要学保尔的革命精神，成了干部必看、学生必看的戏。这个戏中俄罗斯的湖光山色、树林花卉，美丽如画的色彩非常逼真，像是从彩色电影中搬下来的，幕一打开，观众就看得如醉加痴。“西南第一”的盛誉自然而然地落在重庆市文工团头上来了。这没有办法，是观众的认可。李庆升的山东老战友们见了李庆升就说：“没想到你这个带民工的人，带了这样好的一个文工团，领导这么多有本事的文化人。”贺龙司令员更有意思，他向部队文工团发出“打倒市文工团”的号召。当然，这种“打倒”是要超过它的意思，要把“西南第一”这个盛誉夺到部队文工团手中来。
三
1951年6月，中央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要求大城市设剧院或剧团，要有自己的创作剧目，重庆市文工团却报不出自己的创作来。1951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必须有自己的创作，关门一年也要写出自己的剧本来。”
李庆升是个好胜的人，他不甘于在困难面前低头，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是这样，打乒乓球、学跳交际舞也是这样。不学则已，一学必要居人之上。这时他想起以写作见长的石玺和石曼，早在一年前就下到101钢铁厂去了，从建立工会、抓特务、轧制钢轨……都参加了的，要创作必须要有生活，没错。李庆升带了导演赵锵和演员田广才直奔101厂。
在创作组五个成员中，除了李庆升，都看过或演过不少戏。这时的李庆升，连十个话剧剧本都没有看够数。创作组成立之初，他就下决心不当挂名的领导，要亲自参与实践。他当众宣布：在剧本创作上，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不能官大的说了算。还有，每个人都要一个心思搞剧本，老婆、孩子、恋爱都要放在一边，星期天也不放假。私下里他和我们开玩笑地说：“你们都是灵魂，我来当工具。有我在，把茶水饭菜搞好点。”后来，他就一头扎在钢铁厂的生活中去。他先向石曼、石玺了解情况，军代表、厂长、车间主任、技术人员、老工人、新工人，他都和他们谈心。李庆升在生活中发现，来自农村的工人对钢轨轧成轧不成格外关心，对修建成渝铁路有特殊的感情。这以后，我们剧本中就有了一个淳朴憨厚的农民工人魏海清。李庆升为魏海清创造了一句台词：“解放前都是老百姓为当兵的修路，解放后当兵的为我们老百姓修路。”这句概括新旧社会大不同的形象化语言，受到评论界好评。
1952年1月4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市委书记张霖之、曹荻秋、王维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白戈等到会，他们一致肯定中国工人用自己生产的钢轨修筑成渝铁路的剧本提纲，我们几位作者不论党员或非党员都列席了会议，还发了言，回来以后心中都乐滋滋的。李庆升则感到担子更沉重了，在党的会议上，他要求当时创作组的党员，一定要把剧本写好。他日以继夜地钻研剧本中的问题，直到累得不行睡着了事。每当我们觉得写出来的剧本够满意了，他要大家“自己多踢几脚”，他常说自己推翻了比让别人推翻了好。他这种思想方法确实比我们几个写剧本的高出一头。他这个外行倒成为领导我们写剧本的内行。果不其然，剧本《四十年来的愿望》上演以后大受观众欢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戏剧家吴雪来渝看了演出，请中央文化部打电报，调作者到北京去，他领导的国家剧院要上演这个剧本。
四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一个老艺术家、老干部集中的演剧团体，金山、吴雪、孙维世、周来、李之华、石羽、张逸生、王班、白凌、雷平等，都是三十年代从事文艺工作的，他们又请来张光年（光未然）领导修改《四十年的愿望》，搬来中国著名的老戏剧家洪深，担任这个戏的导演。经过专家和剧组的讨论，我们带去的《四十年的愿望》演出本，一方面被誉为观众喜欢的反映我们时代的佳作，一方面被推敲得“七零八落”。戏剧专家们的意见头头是道，使我们几位作者和李庆升开阔了眼界，学得了不少写剧技巧。剧本在重新结构以后，整体是顺通流畅了，可有些本来在舞台上颇为吸引观众的戏再也用不上了，这些都来自生活，重庆上上下下的观众都为之拍巴掌的戏。更重要的是，剧本的生活气息不如原来浓烈，感染力削弱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时间紧迫，用李庆升的话说：火烧眉毛，何去何从？
这时，老作家沙汀已从重庆调到北京来，在重庆他曾和我们一道冒酷暑、流汗水创作这个剧本。李庆升有了主意，走，找沙汀去。全体立即行动。
“我们这个戏不是在亭子间编出来的。”沙汀听完李庆升谈完这些日子的苦恼，他先激动起来：“这个剧本是从生活里沙里淘金写出来的，白戈同志和市委领导都认可了的。丢掉了这些就丢掉了这个剧本的特色。”他愈说愈不能抑制住自己：“他们是专家，我们也不是外行。”
从沙汀那里回来，李庆升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无论这个戏怎么改，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好戏不能丢，他让我这个党员先去和吴雪院长沟通。
剧院的周来，带领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也回来了，他们看了我团《四十年的愿望》的演出，那些生活气息浓郁，受到观众欢迎的戏，他们也不愿意丢。
这样，经过几天日日夜夜的思虑，李庆升拿起笔来，不计自己文化浅陋，带头修改起剧本来，他改出来的稿子，虽然有时语法不大通顺，他的思路是对头的。经过大家再加工，剧本登上新的台阶，李庆升也受到鼓舞，到了剧本的最后两场戏，根据他的口授，经过石玺的纪录、整理，竟然可以单独成篇了。这时，我们开玩笑地对他说：“现在你是灵魂，我们是工具了。”历时半年，剧本做了五次大修改，终于被认可交付排练了。这时，我们赴京的四位作者，每个人身上都掉了几斤肉。李庆升更是两颊下陷，像只瘦猴。
1953年5月，《四十年的愿望》由青艺在北京公演。周恩来总理看后说：“这是一台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贺龙带着这个戏奔赴朝鲜演出。李庆升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五
1953年，李庆升从北京回到重庆以后，立即奔赴团里另一个剧本《嘉陵江英雄歌》创作组，他和作者一起下河背纤拉船。在创作中想出来的点子，常具新意，从不在其中沽名钓誉。因此，他成为各个创作组最受欢迎的人。
当大跃进的锣鼓敲得震天响的年月里，有些剧团的领导为了响应号召，宣称一年要创作上百个剧本，还要超曹禺、赶过郭沫若。懂得了创作规律的李庆升，严峻地指出，这是吹牛。为此，他被贬为右倾，虽靠边站而不悔。但是，若是经过努力奋斗能够取胜的创作，他决不放弃机会。1964年，四川省举行话剧会演，接到通知距离会期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有的领导认为剧本还没影子，不参加算了。他说我们有创作的实力，为什么不参加？他及时组织力量去南岸皮革厂，日夜奋战，写成剧本《比翼高飞》。
这出戏不仅在四川得奖，还演到北京，演到了东北。因此，李庆升给人的印象是，他从外行开始领导文工团，每事又都能取胜，真是新鲜事。其实，他正因为不甘于当外行，而刻苦钻研，逐步成为内行，使重庆市话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呈现了繁花似锦的景象，名列全国十个著名话剧团体之一。
李庆升在剧本创作上堪称从外行到内行的一个典范。
六
70年代后期几年间，李庆升调往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他为全市文艺工作的发展呕心沥血，各种创作繁荣于一时，成绩卓著。这时，各种文艺家辞典、戏剧家小传纷纷来函要为他立条目，李庆升视之若浮云。各方一再函电催之，他都无片言只字寄去，一时又被视为新鲜事。他说，重庆文艺界有点成绩，上有市委领导和任白戈长期的建树，下有大家的努力，我李庆升有多少成绩好上书的。
1982年，李庆升办了离休。他由于体弱多病，常在病床上，虽然把文艺界的人和事经常系在心上，但自忖不能再贡献力量，他不愿当个空头艺术家，多次请求取消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资格。他这种做法，有关章程上似也没有这样规定，但他这种不务虚名的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庆升于1990年9月30日与世长辞，他锲而不舍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风范，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