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周津菁
为了完成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我三次登门访问了八十高龄的石曼先生。
石曼先生生于1927年，1949年任苏南文协筹备委员，1954年参加西南区作家协会，任青年创作委员会委员。现为重庆市剧协名誉理事。
1991年至2001年任市文化局《重庆文化史料》副主编。1943年从事话剧演出，参编话剧《四十年的愿望》，获文化部全国话剧会演创作二等奖，收入建国50年剧作选，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1989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编选戏剧篇三卷。专著《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中国戏剧出版社）、《雾都剧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等五部。石曼先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一访石曼
2007年3月14日我和在“红岩联线”工作的张正霞老师一起敲开了石先生地处南坪的家门，迎上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的头上斜戴着一顶艺术家式的“瓜皮帽”，风度翩翩，举止不凡。虽然因为他年纪大的缘故，行动比较缓慢，但仍然热情的端茶递水，招呼我们这些“初入师门”的年轻人。
这一天，他用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介绍话剧在抗战时期度过的辉煌时代，历史气息迎面而至，书本上的人物都活过来，历史现场的复杂性让我惊奇万分。石先生曾经是一位记者，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参加四十年代文艺活动。阳翰笙、陈白尘、夏衍、白杨、舒绣文、秦怡、赵丹……这些中国话剧界的风云人物，曾在四十年代成长和战斗，创世之作在那个不平凡的重庆诞生：《屈原》、《北京人》、《法西斯细菌》、《大地回春》、《重庆二十四小时》、《结婚进行曲》……由于职业的关系，这些戏剧家有的跟石曼有联系，有的还成为他终生的朋友。
二访石曼
2007年4月23日我又敲开了石曼先生的家门。和上次访问的时间一样，这又是一个周一。老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女儿、女婿，还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外孙女在一起生活。他说周一这天，家人们都出去了，家里清静，正好谈学问。
我带着一肚子的问题来找他，他一一回答。逻辑之清晰，才思之敏捷，令我自叹不如。从重庆市话剧团退休后，老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话剧的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治学精进，当我问起他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中国话剧出版社出版）时，他笑着说：“那我是真正下了工夫啊，在南京、在重庆，跑了无数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不过，那时我还年轻，才六十几岁。”
谈完了，他给我找了一些有关我论文的研究资料，一本一本厚厚的书装满了大口袋。我起身，准备拿去复印，他说他要陪我去。我一看时间，都一点过了，还没有吃午饭。我问老先生饿么，他说没什么，又说：“我陪你出去，一是怕你找不到复印的地方，二是我好帮助你翻到要复印的地方，资料我比你熟，三是，搞完了，我们到外面去吃点东西。”时不凑巧，窗外刮大风下大雨，我们还是出去了。
我拿着伞，他挽着我的胳膊，在风雨中慢慢的走着，他先带我去他们小区里的打印部，可惜没开门。我们又掉转头朝小区外面走，出了大门，朝右走了二十分钟，又到了一个打印部，可是复印机却是坏的。他没办法的摇摇头，笑了，说再去找一个打印部。风刮得特别的猛，我们的衣裳都湿了。我担心着老先生的身体。我们又这样慢慢的走了二十分钟，穿过大马路，终于到了一个可以复印资料的地方。
石先生像爱惜自己孩子的手足一样，轻轻的翻开书，帮我找到要印的地方……终于复印好了。老先生带我到一家宜宾燃面馆狠狠的吃了一顿。雨缠绵绵的，细了，三点钟了。
我要送他回家，他不让，却把我送上了去南坪汽车站的公交车。他看着我走，还在窗外挥着手。
三访石曼
回到学校后，我和石先生用电子邮件联系。他给我发来了不少有意思的文章，甚至把有名的话剧演员沙漠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也给了我。我常常看见他邮件末尾所显示的时间是子夜或凌晨，这位笔耕不辍的老先生呵！他至今在为重庆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写着文章，编着一套一套的书和资料。
2007年5月14日我又去敲石先生的门，我们已经是忘年的“老友”了，他常常叫我“小朋友”，并自称为“老朋友”。
建国“十七年时期”，曾经把重庆的抗战文艺运动看作“右倾”思潮的泛滥。谈到这里，他动情了。他说四十年代他们这批中国戏剧人出生入死的搞戏剧运动，穷困潦倒，还要受蒋介石政府的迫害。“但是我们把一大批戏剧艺术家留在重庆，没有盲目的深入农村，是为中国的话剧发展做了’提高工作‘。”我们所希望和正在努力的，正是要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谈得尽兴，时间又到了12点。他说：“今天我们在家里自己做来吃。”于是，那天中午，他吃了我亲手炒的鸡蛋饭。
（该文原刊《重庆文化》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