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颖为农五月
老太太送我一枝玫瑰花
记得那是我到澳洲5个月后的一天，当时学校正放假，我想出去走走，去看看悉尼的大海。可是，我突然发现脖子上的项链转不动了，感觉不对劲，怎么原来一转就是一圈的项链转不动了呢？当时我已买好了去悉尼的车票，就决定暂时不去管这个肿了的脖子。我是一个人去的，只身在外，我已经习惯了独往独来。领略了悉尼的风情后，晚上，我独自来到悉尼的海边。海水湛蓝，在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深邃，看得让人想流泪。其实，我虽然决定暂时不去管这个肿起来的脖子，但在潜意识里，却隐隐觉得这个肿起来的脖子不是什么好兆头，说不定在我的身上会有一场大的灾难。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海边，想到自己远离祖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将如何面对？想着想着，身上袭来一阵凉意……
从悉尼回来后，我把自己送进了墨尔本皇家医院。
我至今仍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这家医院，因为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值得自己用一生去记忆与回味的老人。
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老太太的个子很高大，蓬松的卷发一片银白，深邃的眼睛里溢满坚定，让人有点儿敬畏。开始两天，我们之间都没有多少话，我除了担心自己的病，就是默默地看她用一只高脚凳支撑着身躯。病房里总是听见那只凳子敲击地面的声音。有一天，我看见她病床边的柜子上放了一束粉红色的玫瑰，禁不住赞道：“真漂亮！”她问：“你喜欢？”我笑着点点头。“噢！喜欢就好。”她挑了一枝玫瑰放到我的床头柜上。于是花为媒，缔结了我与她此生的缘分。
老太太是德国人，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颠沛流离近半个世纪，辗转来到澳洲。她的一侧大腿从胯部到膝间划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口子，缝了30多针。我没看见有什么人来看望她，一切生活起居全靠她自己。平时，她完全靠那只高脚凳帮忙，去完成哪怕是年轻人动了大手术后也难以完成的事情。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作很艰难，神色却很镇定。
为了准确诊断我的病情，除了要做这样那样的常规性检查外，还要做一个切片手术。我害怕手术，更害怕术后听到坏的结果。想到自己身在异国他乡，亲人都不在身边，我心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看到我闷闷不乐的样子，老太太对我轻松地说：“手术没什么了不起，你看我。”她撩开裤腿，蛇一样趴在那里的刀口朝我露出狰狞，我吓得用手蒙住了眼睛。她摆了摆手，说：“你这样可不行。在我身上，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13次，哪次也没像你这样怕过。人在世上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不幸，碰上了，你就不能逃避，而是要笑着去面对。记住，面对不幸，笑起来！”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自己有些敬畏她的原因。因为她给人的印象里，找不到任何应该用在病人身上的词汇，她的眼神安详地凝望世界，眸子里透现着惊涛骇浪后的宁静；高脚凳支撑着她的身躯，挺拔得使人看不到一点点怯懦的肢体语言……这以后，只要一想到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手术，我就会想起她身上那长长短短的13处刀痕。我想，在她的生命里不知经历了13次怎样的飓风骤雨，把她锻造得如此镇定。
手术那天早上，窗外的阳光分外明媚，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要坚强。”我一个人来到街上，走进一家花店。男店主热情地问我买花送给谁，我对他说：“我是中国人，只身在澳洲留学，今天要做一个癌症切片检查手术，我想送束鲜花给自己。”店主听后呆呆地看着我，然后他的眼睛一丝丝地红，他转过身去，扎好一束鲜润欲滴的花对我说：“姑娘，这一枝红玫瑰是你送给自己的，这一束康乃馨是我送给你的，祝你好运！”我捧着鲜花，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内心的感激。
见我抱了一束鲜花回来，老太太眼睛一亮：“真漂亮！”我告诉她这是我送给自己的，她的双眼越发地亮了起来，把大拇指伸得直直地说：“嗯，你真了不起，好样的！”
怎么你还活着
毕竟是第一次做手术，离开病房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有些恐慌。我睁着惊惧的眼睛对老太太说：“怕！”老太太坐在病床边轻声说道：“不怕，没问题。”说着，她用那双青筋显露的手，将我的手放进她温暖的掌心。顿时，我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往我的心中传递。就是在这种力的传递中，我走出病房，走上手术台，接受麻醉，直到渐渐失去知觉……
术后醒来，一眼瞧见老太太拄着高脚凳站在我床边关切地注视着我，床头柜上的鲜花也正灿烂地朝我绽放，心中便有暖意流过。
由于麻醉药物过敏，手术后我的反应很大，整日头疼呕吐，精神状况非常糟糕。
又是这位老太太，我吃不下时，她示意我“吃吧，吃一点儿”；我苦着脸时，她鼓励我“笑吧，笑起来”！于是，在她的感染下，我每天都命令自己吃一点儿、笑一笑……渐渐地，我的心不再那么慌乱，变得踏实而坦然。
住院一周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得了淋巴癌，并且已到了中晚期。
听说我患了淋巴癌，朋友们一下就传开了，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祈祷、问候、鲜花、营养品……我真的沉浸在被爱包围的感动之中。尤其是洁丝，由于踝部扭伤，她举着从自家院子里采摘的马蹄莲，一跛一拐地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她泪流满面地说上帝不公平，我安慰她说：“不怕，我要跟上帝争一争！”
我很惊诧自己的变化如此之快，短短十几天，我竟由原先连做个切片手术都害怕的女人变成了面对癌症不再感到极度恐慌的勇敢的战士。
虽然有澳洲医生、护士和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但一个身患癌症的人躺在异国他乡，心里头那种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因此，我提出回国治疗。
出院的那一天，老太太再一次把我的双手放进她那温暖的掌心。此刻，她眼里透出的光柔柔的，她抚摸着我的手背轻轻地说：“去吧，回家好好治病。不就是淋巴癌吗？没什么了不起。记住，要笑，笑起来！”她颤巍巍地给我写下了她的名字：LfHabenshafen，又说：“治好了病，再回来看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抱住她的肩不管不顾地呜呜哇哇哭了个昏天黑地。
我与这位老太太同居一室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天，然而，她那张沟壑纵横的脸，那语音不高却力比千钧的“笑起来”，却成为我日后战胜病魔的精神脊梁。
在北京治疗期间，我以那位老太太的笑对人生的精神坦然面对，干脆将自己乌黑靓丽的头发剃光（以免看见因放、化疗而使头发惨遭摧残的模样于心不忍），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医生治疗，无论多么痛苦难受我都挺着。
如今，13年过去了。记得前几年我到北京复查，那里的医生护士都大吃一惊地说：“怎么你还活着？我们以为你早已不在了！”是的，我活着。因为每当我遇到人生的一道坎时，就会想起镶嵌在那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身上的13处刀痕，想起她拄着高脚凳站在我病床边，对我说：“笑起来！”
我与这位老太太同居一室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天，然而，她那张沟壑纵横的睑，那语音不高却力比千钧的“笑起来”，却成为我日后战胜病魔的精神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