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股权投资始于我国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在进入21世纪以后，股权投资更加展露其蓬勃生机。
3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高速增长，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9%以上，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呈现出比平均增长速度更快的趋势。2002～2007年这几年中，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可以说这是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均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经济稳定性最好的几年。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呈线性增长趋势，不仅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反而是不断地繁荣而上。加之人民币汇率不断走高，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本，充分分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各路资本追崇的目标。
PE（私募股权）/VC（创业投资）的起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瞄准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外各种类型的PE/VC开始涌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1.1.1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风靡全球的PE/VC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渗入到中国。我国于1984年引进了VC（创业投资）的概念。当时国家科委（即后来的“科技部”）所属的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创业投资”的概念。当年11月，国家科委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报《对成立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展开可行性研究的建议》的报告。1985年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这个时期，特别是1990年以后，先后进入我国的国外PE/VC总额，保守估计约40亿美元。外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创业投资基金（PE/VC）的进入，为我国投资领域带来了新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形式。
这个时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上海、北京、西安等地，陆续建立起一批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公司。从此，拉开了我国本土探索PE/VC的序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85年成立的中国创业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但该公司由于“土壤”和“种子”等多方面的原因以及管理方式问题，产生了巨额亏损，于1998年被政府管理机关宣布关闭。应该承认，这些以财务性股权投资形式运作的国际、国内两方面的金融资本，对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加快我国科技创新步伐，包括推进新型投资理念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特别是1993年，原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发起设立了第一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创业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
但是，这一时期投资界人士却面临着另外一面的尴尬，即虽然已投入几百亿人民币，但投资绩效却不乐观，成功例案少之又少，特别是境外进入我国的近40多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几乎全部遭遇“滑铁卢”。这些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基金，其投资回报远远低于预期值，基金的投资者实际上遭受到交易价格和净资产值双重损失。有报告显示，当时在香港上市的11只境外中国投资基金，每单位市场平均价格较其平均净资产值折扣率均超过了50%，同时，还有超过80%的投资基金的净资产值都低于其投资成本。这种投入产出结果，使得基金投资者和管理者甚感沮丧，直接导致了自1996年以来进入我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数额的急剧下降。事实上，自1996年后，外资除对国内新兴的IT行业的投资依然少量存在以外，以基金形式进入我国投资的外资几乎处于断流状态。
在这几年中，为什么我国经济平均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而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却跟不上同期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业内人士从一个个案例入手，通过剖析探究发现，大部分投资项目在投资后的现金流不能达到投资前的预测水平。原因是两方面的，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是，投资环境的不健全、不完善、不稳定，投资人特别是外商很难监控国内的被投资企业。除对企业经营状况及效益缺乏把握外，另一个原因是退出通道不顺畅。当然，投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内因，是投资策略和投资方式的失误所致。
1.1.2 从2001～2004年
中国的PE/VC的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低谷逐渐回升，并借助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大好时机，中国的PE/VC开始谋求发展壮大。国际上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也使得国际资本改变着投资思路。中国加入WTO，对那些嗅觉灵敏的国际投资大鳄们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他们纷纷到中国来寻找投资机会。而此时，正是大量处于改革攻坚时期的国有企业和众多尚未形成气候的民营企业都处于资金紧张、嗷嗷待哺的艰难时期。大部分国有企业发现，它们不能再轻而易举地通过一直都赖以为继的银行信贷来维持随时可能断裂的现金流了，银行因为陷入大量不良贷款的困境，银行贷款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中，这个“自来水水龙头”实际上已越关越紧了。资金紧张几乎成为所有企业的难题。正当中国的企业“求资若渴”之际，大批世界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以及创业投资基金等海外巨额资金纷纷涌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掀起投资热潮，在短期内对企业的改革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面貌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它们分享了“蛋糕”的一部分。
全球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收购兼并市场的发展。1998～2005年，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已经累积约9000亿美元，完成投资约7000亿美元的规模，还有约2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在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自2003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环境，尤其是美国市场——持续的低利率、巨额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不断攀升的资产价格——这一切几乎成就了PE的发展，从而引发了新一轮PE的繁荣期。随着美国经济的降温，欧洲也受到拖累，于是，中国热开始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下，国际著名的PE，如高盛、新桥资本、摩根士丹利、凯雷、KKR、华平、IDG、软银赛富等都开始了在中国的淘金之旅。还有许多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机构也都相继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比例，居然有的大型国际级的投资机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如果它的项目投资计划中没有涉及对中国的相当比例的投资，其投资计划就很难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大批来自海外的基金纷纷投资于国内代表新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优秀的创新企业，如当时的新浪网、阿里巴巴、分众传媒、携程网、蒙牛等著名公司，引起了我国从上到下的热议和反思。在这段时间里，从政府到理论界甚至到民间，对于PE/VC开始重视起来，各种投资论坛、研讨会层出不穷，许多成功的投资案例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中科招商以及联想的弘毅投资、鼎晖创投等，以及本书的主要背景中比基金，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占得先机必然先尝到甜头。在这段时期，中国大批的PE/VC蓄势待发。
1.1.32005年以后
经过各个层面的充分讨论，尽管在理论方面还存在某些分歧，但业内人士从宏观的视觉出发逐渐形成共识，修改法规、完善政策，经过各界不懈努力，终于营造出一个基本上能够满足PE/VC业运营需要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政府部门开始建立适合市场化的法律环境。
2006年，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创业投资业的利好政策不断。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十部委于2005年11月联合颁发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于2006年3月1日正式实施，掀起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创立浪潮，也使PE/VC的法律环境更加真实化。加之2005年10月国家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更加有利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公司、财务的设立、并购和发展壮大。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一直是国家政府管理部门特别重视的工作，当然，因为市场条件不够成熟以及其他各方面原因，仍在积极的酝酿之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合伙企业法》的重新修订也是一波三折。正当国家发展改革委致力于出台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未果的时候，2003年3月，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委联合颁布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这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行创业投资有了可供遵循的法规，而国内投资机构和企业却受限于相关法律的空白而不能放开手脚。因此，政府管理机关一直试图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已经摆在国家管理机关的案头上了。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于2007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合伙企业法》成为当时PE/VC采用有限合伙制投资机构建立的法律依据。当然，有关政策法律对外资创业投资的退出机制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比如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使得运用红筹模式进行股权投资受到限制。无论是外资投资机构还是欲起步的中资投资机构，都倾向于成立人民币基金，市场一直在呼唤着尽快建立人民币投资基金的法律环境。
2004年11月，经国家发改委报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家政府注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归属国家发改委为主管机关。中比基金是一家公司型的、采用市场运营机制的股权投资基金，开创了银行和社保基金直接参与PE投资的先河。
2006年底，我国第一家没有外资参与的政府主导的大型PE基金——渤海基金在天津正式成立，它采取的是地方政府申请、国家发改委审核并报国务院特批的审批模式。渤海基金除了银行、社保基金直接参与PE投资外，又开创了保险公司直接参与PE投资的先河。
2007年9月，广东核电及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金融产业基金、山西能源基金以及四川绵阳高科基金等四家基金相继获批成立，四家基金都参考了渤海基金的模式。
2009年4月18日，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一期）在京签署募集协议，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属的中国双维投资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投资人达成意向性出资协议。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获批的总规模为100亿元，分两期募集，首期募集金额为70亿元，主要投资于中广核建设中的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
此外，中广核集团将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控股股东，平安信托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或参与基金组建。
政府参与基金，仅仅是资金的参与，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借用政府和社会的资源，但并不等于参与基金的市场运营。作为一个股权投资基金，如果在运营中受到地方政府行政指令的干预或限制，对基金的发展将会起到阻力作用。某些基金的实践已经说明，在行政指令的干预和限制下，就不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其投资选择受到限制，效率低下，责任不落实，其结果是掩盖了风险，丧失了市场机会，因此，也不可能获取理想的收益。不可否认，行政指令模式将限制基金的自主决策权，影响基金的运作效率，并最终影响基金的投资回报。
一般来说，行政制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于基金投资方式或经营决策的干预；二是政府出于某种利益需要，对于基金资产管理人的选择实施决定权；三是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有可能利用职权，要求基金资产管理人投向特定地域或特定企业。
2005年以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迅猛发展。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2年上证指数2250点的短暂高点后开始了急速下滑，证券投资者们痛苦地经历了2005年6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出998点的低点后，大盘才开始恢复性上涨，随后连绵不断地走出了一波震动全球的上涨行情，造就了中石油、工商银行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群体。同时，中小企业板如期推出，创业板也在积极的准备之中。这一切都如同给PE/VC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刺激了PE/VC领域的扩张欲望。2006年，中国的PE/VC资本与投资总量齐创新高，增速创下历史纪录。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PE/VC年度投资总额已经是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大量的资金正从全球各处会师中国。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PE/VC资本总量达583亿元人民币之多，比2005年底的441亿元高出32%。2006年，全年PE/VC新筹资规模为240亿元，比2005年的195亿元增加了23%。2006年度，我国创业投资实现的投资总量达到143.64亿元，比2005年增加22%。
2007年，是中国股权投资业这部赛车真正驶上赛道后的第一次加速，PE/VC的募资、投资、并购遍地开花。随着以美国为发端的全球次级债危机影响日渐深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市场对于全球资本更显示出愈来愈强大的吸引力。据权威部门统计，2007年，在中国市场的创业投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27.3亿元人民币，新募集成立的基金有58只，共募集资金约合380亿元人民币，新基金数量和资金额与2006年相比分别增长了48%和38%。2007年共发生了近百笔创投支持的IPO公司实现了顺利退出，众多的创投退出更为股权投资注入了强心剂。
在海外资本还在不断疯狂地涌入中国的同时，人民币基金成为各种研讨会的主题。中国本土PE/VC的热火朝天，使得外资PE倍感压力。对于外资PE青睐在国内进行投资的现象，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位领导，将中国的创投市场比喻为一个熟透了的苹果园，国外上百家私募基金进入了中国这个苹果园，随便摘一个都是熟透的红苹果。这种采摘式的投资，将引发本土PE/VC基金越来越激烈的竞争。2007年，国内民间资本集结而成的本土PE/VC势力已日渐兴盛，各类型基金开始频繁亮相。
随着政府主管部门对PE/VC的认知日渐成熟，对境内PE/VC的政策扶持的力度开始显现，各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多只本土化的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型基金，在创投政策转好的环境下纷纷募集设立。这些新型基金依据“信托新政”和新修改的《合伙企业法》设立，既增加了民间资本进入创投市场的渠道，也丰富了我国创投机构的设立、运营和管理的多种模式。
2007年吸引业内目光的，还有国内A股市场的继续火暴，这对PE/VC投资项目的上市、并购以及退出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境内创投的优势也得以显现，一批运作成熟的PE/VC开始看到即将收获的成果。其中，中比基金的规范化运作以及其取得的光彩夺目的收益，为国内资本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示范作用。中比基金投资的辰州矿业、云海金属、金风科技、海利得等IPO项目，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成为2007年PE/VC股权投资案例的典范。与此相对应的是，外资PE/VC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地募集人民币基金，开始探索不同于以往“两头在外”的新的投资模式。
在募资额和投资额迅猛增加的同时，中国创投市场还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TMT行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传统行业、服务业、新型消费行业成为投资热点。初创期投资项目占比出现回落，扩张期投资增长显著。传统行业退出增多，采用境内资本市场IPO退出逐渐成为主流。
2008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从整体投资趋势来看，前两季度依然延续之前的强劲增长态势，第三季度这种趋势戛然而止，投资规模明显出现拐点，进而在第四季度降到了全年的最低值。其主要原因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断打破人们的理性预期，过去认为难度不大的资金募集瞬间充满各种变数，而且随着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PE/VC基金及各种投资机构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困境，投资回报率也面临剧烈下滑。大多数PE 机构在选择目标企业时谨慎度迅速增加，而且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造成退出渠道不畅通，以及PE 机构对企业估值水平会逐渐回归理性的预期，都使得PE/VC基金在具体投资时越来越表现出疑虑重重。
尽管2008年一季度共有14家机构募集资金300亿元人民币，共有107家企业获得376亿元人民币投资，单笔最大的投资额达到3.5亿元人民币，但是全年的情况不容乐观。据统计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72家企业获得私募股权投资，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每家平均获得3亿元投资。与2007年相比，投资案例数与投资金额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具体来看，投资案例数比上年下降了67.11%，投资金额比上年下降了17.04%。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有消退迹象，大宗商品价格狂降、资本市场一蹶不振、加之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预期等多管齐下的严重打击，全球经济就像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昏睡不醒。中国经济虽也深受其影响，但相比而言，仍处于平稳发展之中，再加上人民币持续不断的升值和不断显示出的升值预期，越来越多的热钱依然在等待时机准备登陆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政府背景的创投引导基金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机构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出资设立或参与的创投基金，为中国创投市场增加了新的血液，这些都无疑为创投基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8年6月上旬，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年会透露，中比基金的最大股东之一，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颇为“长袖善舞”的全国社保基金，在对中比基金、渤海基金投资以后，还将对鼎晖投资、弘毅投资管理的人民币基金各投资20亿元。这是大型国有投资机构与市场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E）管理者的首次合作。而得益于社保基金的这两笔投资，中国的这两家根植于本土的外资PE，鼎晖和弘毅成功募集到各自的第一笔人民币基金，首次摆脱了融资、退出“两头在外”的运营模式。
实际上，虽然人民币PE基金在中国存在多年，但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只能面向个人和一般企业融资，因而一直未有大的发展。此番社保基金获准进入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无异为中国PE基金打开了资金源头。从欧美发达市场的先例可以看出，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的进入，都积极地推动了各国PE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我国也不会例外。社保基金从小规模参与中比基金和渤海基金的试点开始，到大规模介入PE基金，将从政策和实践方面取得突破，带动其他国有投资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PE，无疑将大大促进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另外，作为目前国内PE行业的最大出资人，社保基金以完全市场化方式参与，亦将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PE行业乃至市场管理层的理念和标准。值得一提的是，社保基金此次将投资管理权全部交给PE管理人，在国有资金的管理方式上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如何防范道德风险和投资风险，如何有效地平衡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这是包括社保基金，乃至中比基金、渤海基金，以及鼎晖、弘毅等众多PE基金都会实现关注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所有与PE相关的政府部门、机构都在慎重思考的重要问题，PE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中国高速成长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法律环境，无疑是国际PE基金投资中国的巨大驱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政治稳定，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经济蕴藏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2）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全国信息化程度提高，大大改善了投资的硬件环境；
（3）中国社会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和完善，新的《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创业投资相关法律、税收政策等，很多涉及投融资体制的有利于PE发展的法律法规纷纷制订或修订；
（4）中国加入WTO后，更多行业降低准入门槛，将向外资及国内私人资本部分全面开放，如零售业、金融业和电信业等；
（5）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正在不断完善之中，股票市场已经基本实现全流通，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推出或即将推出，OTC（即期外汇交易）市场开始启动，各地纷纷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
（6）国企改制继续推进，开始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的政策，国家鼓励地方国企或中小国企实施引进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以及MBO（管理层收购）的政策，为PE提供了巨大的现实的机会；
（7）中国鼓励个人创业，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PE/VC提供了可供充分选择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