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环境公正理论。环境公正，简而言之就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公正问题，它一般包括代内环境公正问题与代际环境公正问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可持续发展”界定时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果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看，它实质表达了环境的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问题。代际环境公正是指代际间，上代人对下代人在进行环境实践时应采取的伦理原则，上代人的环境行为不应危害下代人的生存环境，应采取公正原则。代内环境公正实质上是人际公正与社会公正问题在环境伦理领域内的特殊表现，这是由环境伦理的理论特质所决定的，因为环境伦理的调节范围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它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被影响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代内环境公正主要包括区域公正和国际公正，它要求某些地区与国家在自身发展时放弃所奉行的环境利己主义观念，反对对其他地区与国家的生态掠夺、生态殖民。
第五，关于环境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问题。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伦理学，它遵循的是区别于传统理学的新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的确立和实践应用，对于用道德手段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环境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有以下几条：爱护并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不应当伤害生命和自然界；反对掠夺性的开发资源；应当保护并促进生命和自然界的发展；确立新的全球伦理，对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等。
二、可持续发展呼唤生态伦理的介入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的历史选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作为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要求解决当今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经济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努力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系统间的和谐平衡。在当前，人类所面临种种非可持续发展危机、矛盾，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而生态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间矛盾激化的表现，在深层次上，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维关系严重冲突、失衡的集中外化。人类的持续性发展是以三维关系的和谐为必要前提的，因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多种选择模式，如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法律模式、伦理模式等，不同的方式都发挥了一定的效应。但其中，伦理即生态伦理的方式却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构成要素。
（一）环境危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课题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在现代性价值理念支配下相继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首先是大气污染。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的颗粒物约5亿吨，而且吸附着许多有毒有害的金属、无机物和有机物。大气污染及其形成的酸雨含有各种致病和致癌物质，使许多生物物种灭绝，对广大地区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其次是水体污染。全世界每年排放污水为6000亿吨～7000亿吨，破坏了沿海地区的水产养殖业和捕捞业，使近一半人口喝不上安全卫生的饮用水。再有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污染。全世界每年新增垃圾约有80亿吨～100亿吨。其中，有害垃圾约3.3亿吨。这些垃圾堆丢弃城郊或排入江河，成为重大污染源。第二，生态平衡被破坏。首先是森林锐减与草场退化。全球森林占陆地的面积，从工业革命前的55%减少到现在的25%，每年仍以1800万～20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世界大部分的草地与牧场都严重退化。还有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由于水涝灾害，全球每年有1/5耕地失去肥沃的表土，全球沙漠化迅速发展，受沙漠化威胁的面积占陆地面积的35%。第三，资源与能源危机。首先是耕地资源危机。地球上可耕地仅占陆地表面积的8%，出于土地沙漠化和非农业占地，全世界每年继续损失500万～700万公顷耕地。其次是淡水资源危机。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淡水的需求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缺水。第四，全球性环境问题。首先是温室效应。人为大量使用石油和煤炭等，使二氧化碳成倍增长，从而使地球气温上升，引发全球气候异常。其次是臭氧层破坏。1984年，科学家们首先在南极上空发现了臭氧层空洞，随后在北极与北半球上空的臭氧层也现出空洞，它使紫外线长驱直入，破坏人类的免疫系统。再次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地球上目前大约有500万～600万种生物，每天以大约100种～200种的速度消失。
1.生态危机形成的原因探析
当代环境危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和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从历史角度看，环境问题伴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本质和表现形态不同，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影响殊异，因而人类对其认识程度也不同。如在农业文明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以涉猎、采集为生，生产力低下，基本上处于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微乎其微，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环境问题。自农业文明时代开始，随着人类劳动工具的更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自然开发利用的深度随之增加，出现了局部的环境问题。但纵观农业文明的历史，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零散的并没上升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对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化，主体能力空前加强，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加深，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对自然环境展开大规模利用。人类在创造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环境问题由区域性问题演变为全球性问题，环境的恶化进而引起人类的生存危机、发展危机，成为人类永续发展的首要难题。
当今环境危机的成因，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讨，经历了一个由客观实践层面到价值观念层面的由浅至深、由表象到实质的认识过程。在客观实践层面，人们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当今环境危机的主要根由。人类的传统发展模式特指自17世纪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近现代工业文明中所普遍奉行的一种唯经济增长发展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以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内容，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消解了社会发展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实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为人类摆脱贫困，增加物质财富，推进人类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成功。但由于它把社会经济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物质财富为唯一价值选择，那么它必然会导致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把自然界当作满足人类功利目的的工具性存在，完全无视自然的存在与价值，置环境问题于不顾，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的索取与掠夺。当经济增长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时，最终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另外，这种唯经济主义的传统发展模式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必然外化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显著特点是消费至上，把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最高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极度膨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成为全部生活的轴心。二是对感官文化的痴迷。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是其主要特征。这种超越生存性消费需要的消费主义，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一方面它浪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纵欲主义精神推动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因而传统的唯经济发展模式及由此带来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当今全球性环境危机的主要客观原因。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层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欧洲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基督教统治后，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人，形成了机械论自然观，这种机械论世界观由17世纪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等人完成。机械论自然观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统治与主宰自然，仅仅把自然当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思想，完全抹杀了自然本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机械论自然观必然导致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与扭曲，最终产生生态恶化的结果。（2）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类文化创造的目的选择、社会发展方向和命运。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的产物，这种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强调客体的属人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调。因此，在主体为人或人类社会时，人类便将作为客体的自然物及其他自然生命视为天赋予人类的资源进行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不考虑自然界、自然生命的发展及进化，导致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不断加重，最终使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第二，追求物质享受导致人异化于自然。人的需要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自文艺复兴起来，一直受享乐主义的支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因其注重客观事物的属人价值，导致了追求物质享受的心理驱力。人们仅以物质生活水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标准衡量——国家及其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异化于自然的畸形发展方式。作为人，其需要与发展应是全面的，包括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从层次上可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在人生理生存的物质需要满足后，其享受需要应物质与精神并重，或更侧重于精神。而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却误导了人的发展需要，将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归结为摆脱自然控制和征服自然能力的需要。人类的创造力、能动性被误导于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由，它使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逐渐异化于自然。即人通过物质生产与创造活动形成与自然相脱离的物质生存方式，进一步导致人生存与享受需要对物质的需求。如此，人类不断增加的物质需求必然超过自然界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危机与持续发展危机的根结所在。
以上对当前生态危机原因的探讨，代表了当前学术界普遍的理论认识，从经验层面与意识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分析，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在最高层面，也即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对其进行探索研究。如果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与视角进行分析与探索，那么当前人类的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由人类存在的“有限性”本质造成的，可以说是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产物，具有历史发展的不可超越性。它的具体表现在：第一，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对客观外界与主体自身的分析认知，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是人类作为理性动物的本质属性，通过对客体内在规律的认识与掌握，从而正确规约人类的实践活动，并确立对实践后果及客体趋向的预先评价机制，这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功能。人类认识主要受自身生理机制的限制、主体实践水平的限制以及客观世界的无限性等的限制。第二，人类实践的有限性。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它包含着人的本质的一切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创造了历史，因而实践本身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特定的实践内涵是人类实践有限性的表现，实践的有限性主要是由于人类本质力量的束缚，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创造能力、自主能力的增强，人类实践活动也将不断突破其原有内涵，人类对外界客体的实践模式也将不断变化。第三，人性的有限性。人性是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的种种属性的总和，是一般人性与具体人性的辩证统一，从内容上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我在此讲的人性，特指人在伦理关系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属性。古代思想家对人性争议颇多，有所谓性善、性恶或无善无恶之分。但不论怎样，作为一种完善的人性来讲，它必须且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助于人与外在客体的和谐统一，有助于人与外界“天人合一”境界的完成，若非此，人性就是有限的、片面的。但作为现实的人性来讲，它总是有限的、片面的，这根源于人的认识与实践的有限性。
2.生态危机的化解之道
面对严峻的生态灾难，全人类必须共同行动，通过合作采取适当措施，才能克服危机、扭转人类发展面临的非可持续性困局，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进而推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内在融合，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的。针对当前生态危机，人类从多个层面积极展开行动，并取得初步成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经济手段。传统的唯经济增长模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经济为主，“高污染”“高浪费”是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典型掠夺式、破坏型的经济模式，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在以这种反自然经济模式的全球化扩张。因而要消除当前生态危机，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首先就必须摈弃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树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当前有人提出的“生态化经济”“清洁生茂”。人们在对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同时，必须把经济法则与生态法则相统一，克服经济行为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恶果。经济增长应以集约型经济为主，实现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低浪费”，从而减少污染，在实现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与生态的和谐，达到经济可持续与生态可持续相统一的目的。
（2）科技手段。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又进一步为社会发展服务。传统科学观以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为指导，把统一的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提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为人类提供统治自然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如马尔库塞把科学的合理性，定义为努力统治自然。比金斯认为，现代科学的社会作用是“提供关于自然界的实用的、有意义的知识。说得更准确一点，即发展控制和操纵物质的手段，即统治自然的手段”。这意味着，传统科技的使命是用于控制改造和主宰自然，并以最有利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方式来安排自然的。科技在这种工具理性观的指导下，成为人类残害自然的“帮凶”。因此，人们认识到，要想克服当前的环境危机，科技，这一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自身必须进行变革。即实现科技自身的“绿色革命”，将科学技术由人统治自然的工具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桥梁，实现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努力消除由于科技本身的二重性而引发的生态灾难。就目前而言，重点是要努力研究和开发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依靠科技进步，加强涉及生活生产中环境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如环保技术、高清能源技术等，从而为解决环境危机，恢复生态平衡提供强大的科技保障。
（3）法制手段。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同其他行为规范相比，法律具有国家的强制性，是一种“硬性”规定，不允许有任何人违犯法律行为，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与其说我国的环境问题是因为人口太多，不如说是因为以低效和滥用方式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和资源的人太多，与其说我国环境问题是因为经济的长足发展，不如说是因为发展中的浪费太大”。因而，如何抑制人为的环境破坏，保证环境投入的最大效益与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就格外重要。而这主要依靠环境立法的实现，只有对破坏环境者绳之以法，依法惩治，才能最大量地遏制人们的失范行为。如环境法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美国称之为“环境法”，西欧国家称之为“污染控制法”。近20多年来，我国也已确立“环境保护法”，并初步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的多级环境和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总之，在现代人类文明条件下，环境立法已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必将发挥更大的功效，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4）伦理手段。伦理道德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学问，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着不可更替的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独特的调劳作用并起着社会导向的价值功能。环境问题实质上又是道德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是一切道德的物质基础，因而伦理手段能够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对环境利益进行再分配。例如，某个人（可放大为人群、国家）为谋取自己利益而对环境的破坏行为将危害“他人”（包括后人），这个“小我”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就损害了“大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构成了对他人、后人的不公正。而“公正”则是一项最重要的道德原则，那么人们就可通过道德评价来约束其个人行为。环境道德的出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进化、人与人合作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念，凡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就是善，凡不利于保护环境的就是恶。因而在当前环境治理上采取“德治”之法，培养善待环境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习惯，它将使每个“地球公民”能够以伦理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二）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最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后，已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订发展规划的基本价值理念，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特色就是可持续性实践。走可持续发展之道路，构建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系统，已成为全球共识。“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和谐、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体在现实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一定意义上可说，实践主体所奉行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准则如何将直接决定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败，因为价值问题在人的生存与实践中具有本体属性与终极意义。而人类的价值原则、行为准则则集中反映在其所遵循的伦理道德之中，因而当今可持续发展就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人类持续生存的伦理原则与道德理论，以便制定人类可持续生活新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准则。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重要报告《保持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中指出：“关心地球是每个人的事情”，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满足“两项要求，一项要求是努力使一种道德标准——一种进行持续生活的道德标准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刻地支持，并将其原则转化为行动”。
当前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致力于人与环境关系道德研究的伦理学思想，正在使人类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产生深刻的革命变革。它确立了人与自然的新型价值关系并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人类同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异化状态的消除，对“人与自然完成了的统一”的真正实现，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环境伦理学的积极参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介入与实践指导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选择与内在要求，没有环境伦理学，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现。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二者理论使命的趋同性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学说，任何社会意识的产生均根源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社会历史领域中普遍起作用的规律。社会历史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的结果，而人的目的和意识，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类进行历史活动的任何思想、动机和情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客观的物质条件决定，是其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性的具体表现。在当代，可持续发展观与生态伦理作为人类精神、意识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样也是由人类社会存在的具体特性决定的。一般而言，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作为人的“先验”联系和存在方式，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关系，并形成社会存在的基本内涵。人类与自然关系如何、个体与社会关系怎样，直接体现了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与实质内容，而人类与自然关系作为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前提，更能集中反映社会存在状况。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现代性理念主宰统治的当今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处于高度异化、严重分裂的状态，它体现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存在即人类的“反自然性”存在与自然的“******性”存在，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1）工业化发展模式是表因。人类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工业革命的成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造就了人类辉煌的物质文明。但这种物质文化的表面繁盛，是建构在深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上的。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功利主义的实践方式、二元论的机械世界观，完全无视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合理价值与存在意义，抹杀了人与自然间的统一本质。造成了当今环境的危机与恶化。（2）现代性理念是深因。现代性价值理念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观念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核心原则界定为主体性。毫无疑问，现代性价值理念对人类的进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尤其是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进步观念，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促进了人类的解放与发展。但同样现代性理念的过度张扬也给人类与自然造成严重危机，如工具理性的盛行，主体的过度膨胀，对客体价值的忽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主导，物质主义的泛滥等，这些都对自然产生了巨大危害。
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对立与冲突。这种人的危机由于其高度的普遍化、整体化，已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使人类步入生存困境的泥潭，这是当代社会存在给人类意识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课题。如何回应这一历史挑战，成为人类理论探索与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伦理的理论思想正是承接这一历史使命的。（1）可持续发展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反对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指标，认为人类发展是系统化的整体发展结构，是以“自然—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为发展目标的。因而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它主张要采用生态化的实践方式，反对“三高”的环境破坏形式。另外，可持续发展理论特别强调了生态可持续性在社会整体可持续性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生态持续是经济持续与社会持续实现的根本保证，任何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原则。其次，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公平尤其是代际公平的思想，认为下代人的环境利益、环境权利不容侵犯，本代人必须节制自己的环境行为。这些思想都显示了可持续发展旨在破解人类生态困境的种种努力。（2）生态伦理更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己任，采用伦理的手段对其协调。首先，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为伦理关系，自然是道德共同体的一员，与人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道德地位。因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尊重是其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这样为保护自然提供了道德的合理性。其次，生态伦理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价值观，认为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利己主义的渊薮。人类把自己作为万物的终极目的，认为自己具有绝对的价值意义，是“自然的立法者”，而自然界仅具有工具价值意义，是属人的存在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人类理性的自大。实际上人仅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自然万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在价值上与人是平等的。这就为保护自然提供了价值依据。再次，生态伦理制定了一系列的道德原则与规范，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落实到人类实践层面。这样就使环境保护成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从而克服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使之具有了真正的现实力量。
从以上可看出，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二者是人类在应对现实世界共同性矛盾与问题的理论回应，具有相似的历史使命，这就形成了生态伦理介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
2.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困境
当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识后，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便转移为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学者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签署了大量文件，并发表了一系列宣言，但目前环境危机非但没有根本缓和，反而有加重倾向。这种事实说明，可持续发展自身面临着许多不能解决或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有的学者分别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理性层面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在经济上，明晰产权对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它是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将环境要素的损耗计入人们的生产成本，使外部因素内部化，即可保护生态环境。但问题是像空气、水等这些公共物品无法按常规来精确界定、明晰产权，这妨碍了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在政治上，可持续发展所遇到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争执。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采取一些背离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这成为发达国家批评发展中国家的口实。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奉行环境利己主义政策，把大量高污染的企业移入发展中国家，并且其能源的高消费高浪费，是世界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对此发达国家却百般推卸责任，引起发展中国家不满，这种政治上的纠纷也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施的原因。另外，还有学者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
以上对当前可持续发展所遇困境的分析均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造成当前状况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可持续发展内在的人性危机、伦理危机。由于可持续发展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才造成当前现状，这种人性危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利己主义，一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群体（或个体、国家）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世界观总是把自己所属的类或群体作为价值追求的最高目的，以自我利益的实现与否作为行为善恶的根本价值尺度，其他一切存在都被其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与工具。这种利己主义人性的普遍存在是当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利己主义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可持续发展实施中所碰到的经济难题、政治难题实质上也是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论在人类社会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外化与体现。因而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便是人性问题。人性危机的解决与否直接关涉可持续发展的成败，在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中，人性问题可以说是隐藏在环境事实背后的“无形之手”。人性问题得不到改善，环境危机就会如同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危机一样无法根除，即便暂时得以治愈，它也会在人类的贪婪自私人性刺激下不断重复发作。
本质上人性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它的完善应在人类自身不断的道德修养、德性提升中加以解决。从另一角度来看人性问题又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认知问题，道德主体只有在对善恶价值有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从而来约束自己的非道德行为并培养起优良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从而使人性达到一种完美境界。而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思想则对当前人性提升人性完善，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1）生态伦理树立了全新的善恶价值标准。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内在权利”，人类只是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在价值与意义上并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人类与万物同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道德权利。因而生态伦理扩展了“善”“恶”范畴的内涵，认为凡是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的便是“善”，反之则为“恶”，这种全新的善恶价值观是对传统人类利己主义的否定与超越，是对传统人性内涵的完善，能够很好地应对当前的人性危机，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2）生态伦理确立了环境公正的理念。“公正”是传统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就是在非自愿交往中所得与所失的中庸，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生态伦理学继承并扩展了这一价值理念，提出环境公正思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应用公正原则对待自然，反对人类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必须遵循环境公正原则，反对代内环境利己主义与代际环境利己主义。这种环境公正的道德原则，对消除自私自利人性，树立主体的道德责任心，化解人性危机是极有意义的。因此，为了克服人性危机，使可持续发展顺利实施，生态伦理思想就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3.传统伦理资源的匮乏
道德作为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人对世界的把握，是指人对世界的一种主体关系，即人能够把客观世界当作对象来认识和改造，驾驭客观的必然性，实现人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力量、特征的实在的占有，并从而使主体自身的本质得到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和发展。道德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主要是通过“实践—精神”方式、“评价—命令”方式、“利益—道义”方式三种形式进行的，在人类世界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道德都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实现自身目的的必要工具。当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支持，它需要道德为其确立正确的价值原则与行为规范，为实现人类持续、全面、和谐发展的最高价值与目的服务。但问题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到底应该选择何种伦理模式，考虑到人类发展所面对的主要现实课题：生态危机。我认为传统的伦理资源，由于其历史与理论的局限性，已远远不能胜任了。因为，第一，传统伦理是一种人际间伦理，人本主义是其实质。传统伦理由于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调节人类社会内部的道德循序、道德关系，所以其理论思想均是为人的，其特征是人本主义的。从伦理的传统定义也可看出，如在中国伦理定义为：“伦，辈也；理，分也。”在西方“伦理学”源于古希腊文“ethos”，含义为风俗、习俗之意。因而传统伦理调节的只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道德关系，基本上把人与自然关系排除于外，这就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即使曾有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但也并没有作为一种成熟的道德理论学说而存在，仅仅表现为一种自发的道德情感、道德心理，如中国古代的佛家、道家与西方的基督。因而传统的道德共同体，是排斥自然的，所以传统伦理思想无法应对当前的环境挑战。第二，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倾向。由于传统伦理的人本主义实质，把人类作为道德上的最高目的与全部价值，其他客体存在物都是一种无道德或非道德的存在，那么它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人类中心论价值观的形成，一切都以人类的利益、需要为终极目的与价值判断标准。人类历史进展到工业文明，这种伦理价值观日益显露并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破坏。如早期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因而传统人本伦理学内含有反自然的人类中心论价值倾向，这是与当前的环境保护相抵触的。第三，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也要求突破传统伦理的藩篱。人类对自身的探索认识，是一个永恒课题，是关涉到人类生存存在、价值意义的本体论命题，对它的解答，直接影响着人类的价值观、实践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主体实践与认识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认识也在日益深入，特别是在当代随着环境危机的加深，人类日益认识到人与自然紧密的依存关系。如当代生态学就认为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系统，而人类社会是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同其他生态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种新型的生态世界观深化了人的自我认识，它必将促使人在价值观上改变对自然的认识，进而产生对自然的伦理观念意识，这就必然要求变革传统伦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