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皇城根》
紫禁城是皇帝住过的大四合院，现在叫故宫。至于环绕巍巍宫墙的护城河，有一个挺俗的名字：筒子河。弄不清这名字是咋起的。自从紫禁城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筒子河便已开掘成形了，并且构成城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景山望去，筒子河恰如一根碧玉的腰带，收束住皇气逼人的宫墙及角楼。而外侧，则是烟柳如织的街道、苍苔斑驳的民居，洋溢着市井气息。俨然两重世界。这是皇权与民生接壤的地带。
紫禁城周围，约定俗成地称作皇城根。住在皇城根，真正是住在天子脚下了。跟皇帝做邻居，怎么也算是一等公民吧。所以皇城根文化，是京味文化中最贵族化因而最骄傲的一种。
屈指算来，紫禁城里先后住过明清两代二十四个皇帝。
皇城根地带，住过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不计其数。即使今天，风流皆被雨打风吹去，你在横七竖八的胡同里穿行，稍不留神，就会撞见遗留的某某王府，或某某官邸。想当年，可都是代表着皇恩浩荡的“赐第”。皇城根的子民，怎么能赐除尽骨子里的那份优越感呢？
推而广之，整个京味文化，都隐隐约约地被这份优越感笼罩着。
这份优越感在清朝时愈演愈烈。因为北京划分为内城与外城，能够跻身内城的，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而原先的汉族居民都成了拆迁户，纷纷把家搬到外城。泱泱皇城，寸土寸金。即使能在边缘地带安营扎寨的，也肯定不无来历。即使不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也算得上是皇帝的远房亲戚——没一点裙带关系，怎么可能离皇帝那么近呢？当时皇城根的居民，称得上是世袭贵族，沾了皇帝的光，由国家供养着，不愁吃不愁穿，于是提笼遛鸟、唱戏捧角，甚至斗蟋蟀、养金鱼……这是一群在游戏中生活的有闲阶级，靠吃祖宗打天下的老本度日，相当于“食利户”。
当皇权被推翻之后，树倒猢狲散，他们也纷纷成了破落户。只是积习难改，仍然在懒散中保持着近乎荒诞的傲慢与偏见。
老舍的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譬如《四世同堂》里的一位：“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京，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他们怎么也忘不掉自己年久失修的老屋——毕竟也是皇城根的建筑，门前曾经车水马龙、人来客往。其实那空空落落的栓马石，已是现实对历史的绝妙讽刺。老舍本人在正红旗下出生时，八旗子弟的风尚已衰落了。
解放后，皇城根改叫黄城根了，恐怕是为了荡涤这旧名称里的封建气息。黄城根，再也不是八旗子弟的皇城根了。它进入了民主的时代。
但是皇城根的文化并未烟消云散。直至今天，东黄（皇）城根一带，与南河沿大街平行还遗存有一溜花鸟市场，街两边的店铺颇具百科全书风格，什么都卖：从花鸟虫鱼，到古玩字画，甚至挠背的木制“不求人”也摆上了台面。别的城市的旅游商店，卖的大都是金属或塑料泊工艺品，而这里才是北京最典型的旅游商品市场，能找到最有代表性的纪念品：要么是活物，要么是货真价实的古董——譬如地摊上的几枚绿锈斑驳的铜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赝品……走在这条博物馆似的露天街道上，你能感受到八旗子弟怎么千方百计、别出心裁地游戏人生——有关玩的点子，他们似乎都已想尽了。你会长叹：他们哪来那么多时间，哪来那么多金钱，哪来那么多闲情逸致？这肯定很让现代人困惑。如今这条街走过的，大多是看客，而非真正的“玩主”。花鸟市场的生意，肯定远远不如清朝了。
西什库本是明朝储存宫廷御用物资的十个库房，至清朝则封闭了。它之出名，乃是因为西方利用十库旧址建造的教堂，义和团运动时曾遭拳民围攻。所以说起西什库，我们首先会想到那座颇有欧洲风格的带钟楼的教堂。此是一景。西什库往北，就是西皇城根，这一带最热闹的地点是厂桥。据说原属宫城范围的西付库，是挖开了一段宫墙，而与厂桥相通的——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味。老北京人把这一段叫做“厂桥豁子”。可见市井生活的诱惑力与穿透力之巨大，即使等级观念的铜墙铁壁也非坚不可摧。
东、西皇城根，遥相呼应，如同两条温柔的臂膀，拥抱着冷血的紫禁城。
皇城根富于人情味的景观，还有许多。东华门外，有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尤其是夜市，灯光与炉火交相辉映，合盘托出的是老北京传统的风味小吃：灌肠、炒肝、卤煮火烧、爆肚、杏仁茶等等，芳香扑鼻。我估计皇帝在时，若闻见的话，也会经不住诱惑而微服私访，迈着官步踱出宫墙。小贩是否会上前招呼：“客官，能饮一杯无？”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一墙之隔，就是民间了。
《四合院：中国的盒子》
四合院的造型与结构在我眼中有一种神秘的美。我常想，住在四合院里的人是有福的。
说起北京的民居，自然要说到四合院。其实所谓的四合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基本格局，但不知为什么就像跟北京有缘似的，一直是北京民居的代表建筑。北京现存的四合院，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住在四合院里，就是住在一种历史感里，等于守护着祖宗的遗产，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福气吗？也许若干年以后，想住还住不到呢。现代社会，住高楼容易，住四合院难。老北京常夸耀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抵是四合院里才能找到的陈设——再不留心，这种风景也快消逝了。
汪曾祺形象地把四合院比喻为“一个盒子”。为什么要造这个盒子，因为“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四世同堂，在一座天圆地方的全封闭式四合院里其乐融融——可算旧时代北京人对生活的最高理想。据说只有在那样的境界里，才知道什么叫天伦之乐，以及什么叫大隐隐于市。喜欢住在盒子里的北京人，他们的四合院大多分内外两院，内院用于居住，由正房、耳房及东西厢房组成；外院则用作门房、客厅和客房。还有大型的住宅，向纵深发展，增加几进院落，或横向发展，增加几组平行的跨院。虽然都叫四合院，但四合院也是可以分出贫富来。可以造得很简洁，也可以造得很繁复乃至豪华。这魔方般的中国盒子，里面究竟还藏着什么？
四合院装饰性的附属设施，还有景壁、垂花门（或屏门）、抄手廊、南山墙、后罩楼等等。只是经历了岁月沧桑，把它比喻为“盒子”的汪曾祺也不得不感叹——这个盒子已快磨损了：“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
纵然如此，北京的四合院在我这个外乡人眼中，依旧充满了神秘的美——仿佛那里面收藏着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古老的传说。或者说，它的神秘感就是它的美感，它的美感就是它的神秘感。这是一个可以无穷复制、放大的中国式盒子。我在北京寻访过许多遗留的王府、衙署，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四合院的结构；于是我读《红楼梦》时，大观园在我想象中也是四合院的模样——一座风花雪月的大四合院。及至参观故宫，觉得也是四合院的翻版与扩张，那不过是供皇帝居住的四合院。推而广之，清朝的整个北京城，乃至那个时代的中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都是一座全封闭式的超级四合院吗？我真担心四合院不仅是一种建筑，更是一种心理。
趁四合院还在，正是后人们参观、剖析这个盒子的时候。了解四合院伫守过的历史，就等于进入一只心灵的黑箱——会有思想曝光的。四合院是旧中国的影子，有一种颓废而令人心痛的美，所以我对北京的四合院总是百读不厌——它像线装书一样孤零零地横插在城市的书架上，周围全是钢筋水泥的新潮建筑。我甚至觉得，没在四合院里住过，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即使你自以为很了解它的现状了，也应该去四合院里补课。不了解一座城市的往事，绝不能算了解一座城市。在四合院里住过的人会有思想的，因而也是有福的。北京的居民，若按居住条件来划分，大抵可分为住楼房的和住平房的（多指四合院）。楼房一般带“双气”（煤气与暖气），平房则要靠蜂窝煤生炉子，所以冬天的四合院有一点点冷，但也能使你清醒地看见它的过去——过去的北京人在围墙里生活的情景。你可以坐在天井里晒太阳，想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心事。
很幸运我刚来北京时，在东城的某座四合院里借住过半年。可随着北京城区的改建，四合院快拆得差不多了，只怕21世纪的文人怀旧时想住四合院，要比住五星级饭店难得多。联想至此，我加倍觉得自己幸运。甚至想对四合院哼一首流行歌曲：让我再看你一眼……
北京确有星级饭店是模仿四合院建造的，即香山脚下的卧佛寺饭店。一律平房，带天井，室内不铺地毯，不设席梦思——代之以板床、藤椅，明清风格的木质家具。仿古的建筑，刻意呵护客人做一个传统的梦。我曾在那里开过一星期的会，却找不到住具正的四合院的感觉。看来这就是文物与赝品的区别。真正的四合院并不是一种形式，它更具有古老的内容。这只不起眼的盒子里装的东西可太多了。
《大宅门的故事》
老北京灰蒙蒙的胡同地带，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既有骆驼祥子一类贩夫走卒居住的破旧院落，也不乏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的豪宅。一路走过该怎么区别呢？主要是看它的门楼。因为刻意保护住户隐私的四合院是封闭性的，一旦大门紧锁则滴水不漏。即使宅门是虚掩或敞开的，你也很难认得庐山真面目——通常还有影壁作为第二道防线遮挡住外人的视线。
四合院的门楼，类别繁多，名称各异，譬如“清水脊”、“道士帽”、“花墙子门”、“洋门”什么的。但门的建筑形式分为墙垣门和屋宇门两种，墙垣式大门较单薄。无疑属于贫民的；屋宇门的空间更富于立体感（相当于盖一间房的面积），还有聊楹、门簪、门墩、石阶等具有装饰意味的附件。真正的在户人家的宅门，肯定属于后者。如果你发现哪座四合院的门前还设有上马石什么的，它原先的主人肯定是当官的。——不仅仅自用，还可以方便前来做客的同僚。武官在此上马，文官在此坐轿。只可惜现在，也一律门可罗雀了。
大宅门的门墩儿，又叫门枕或门鼓，分别是长方形的鼓形的，一般都是石制的（也有少数木制的），雕有形形色色的图案、花纹。偶尔能见到雕有石狮的门枕，说明这是昔日的王府。没有爵位的人家哪怕再有钱，也不敢请石狮守门的——那叫“越制”，会受到惩罚的，轻则抄家，重则杀头。
所以，即使过其门而不入，仅仅从宅门的规模与气势，也大致能判断出主人的家底与身份。当然，我指的是它的老主人。我谈论的是它的往事。
还需要强调一点：现在人们常随口说的“大宅门”（有一部正红火的电视连续剧就叫《大宅门》），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户人家的宅门”。“宅门”还有特定的意义，指具有垂花门等的多进院的住宅（即复合式的高级四合院），与只有东西南北房的一般的四合院相区别。大宅门，至少可分为前、后院——甚至更多的院落，豪华点的还有后花园呢。住在宅门里的，自然是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了。有的还“四世同堂”呢。
什么叫垂花门——为什么构成宅门的标志？垂花门由柱端雕有莲蕾状垂珠的垂莲柱出挑屋檐组成，像一座典雅的亭榭，只不过安装有开闭的屏门。它之所以是宅门的核心，因为划分着内宅与外宅——普通的宾客是不允许穿过垂花门进入后院的（那属于主人家庭的私密空间），大多只能在作为外宅的第一进院里逗留。用现代房地产的概念来说，客厅归客厅，主卧室归主卧室，井然有序，泾渭分明。听行家赓昭详细解释过：“俗话说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就是指的宅门中的垂花门。垂花门用垂莲柱加深出檐不占地面很符合二门的功能需要。妇女们在此寒暄、行礼、殷殷话别需要一定的空间，如果两根檐柱落了地，那门前活动地面就要受到很大的局限，用不落地的垂莲柱，地面就宽敞多了，上面有遮阳挡雨的屋顶，再加上华美的垂花门的衬托，环境、气氛均极恰当……”
可见，没有垂花门，就称不上是大宅门。它是大宅门诗意最浓的部分，堪称是其灵魂。
外地人来北京旅游，别忘了到古朴的胡同里转转。但应该了解，什么是普通的四合院，什么才是真正的宅门。假如你有幸走进了一座结构繁复的大宅门，一定要找一找它的垂花门立在哪里，并且慢慢品味那绝妙的造型。哦，简直像一个尚未完全醒来的华丽的旧梦似的！
想把老北京的风味给琢磨透了，是要有技巧的：不仅需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应对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充满兴趣。最好是有备而来，但也不妨边参观边补课。
大宅门可比一般的四合院讲究多了。除了垂花门之外，四隅还有抄手廊曲折相连，雨雪天气也不影响主客通行。有的增加了好几组向纵深发展的跨院，最后面甚至盖有两层的后罩楼。加上鱼池，假山什么的，真是重峦叠幛，别有洞天。
“天棚鱼缸石榴树”，是四合院一景。可最有权势的大宅门，瞧不上石榴树了，种的是海棠树。也摒夺了小家子气的金鱼缸，而就地挖掘了仿真的池塘。贵族的作派，是市井人家没法比的。
大宅门啊大宅门，胸有城府，深不可测。因而藏龙卧虎。进进出出的皆非等闲之辈。在花开花谢的舞台上，演绎过数不精的繁华富贵、悲欢离合。也可以算作豪门恩怨吧。
老舍的《四世同堂》，应该发生在大宅门里。曹雪芹的《红楼梦》，同样是大宅门的故事——荣、宁两府，都是有资格安装石狮门礅儿的大宅门。虎坊桥附近，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今晋阳饭庄），属于文化意义上的大宅门——书香门第，这位颇受乾隆皇帝器重的清代大学士、礼部尚书在此写了著名的《阅微草堂笔纪》。至于恭王府、摄政王府什么的，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宅门。至于皇帝住的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呢，堪称大宅门中的大宅门了。
只不过，岁月无情，人事变幻，所有的大宅门，都已经饱经沧桑了。
温故而知新。要想了解这座城市的变化，要想重温老北京的生活，又怎么可能绕过胡同深处那一座座残存的大宅门呢？
《原汁原味的胡同》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为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虽然他们尚不很适应人烟稠密的都市生活，门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样可以“饮马北京城”。况且那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发现几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栏上有绳索长年累月磨损的痕迹——在岁月面前，石头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盖一个盖子，估计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藩。看着这些废弃不用的枯井，你会觉得是对胡同的名称最好的注释与追悼。当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无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我甚至于有个浪漫的猜测（考古学家们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开阔的天井，没准是为了方便蒙古人养马的，马匹是他们个人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天的自行车；他们即使移居都市，也习惯了以坐骑代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胡同修得那么直呢？天井是马圈，胡同是跑道，人马同居，是一种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饮马，又要养人，难怪蒙古人对此感恩不尽，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为胡同呢。宋朝时曾如此形容词人柳永在民间的影响：“有井水处皆有柳词。”妇女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梳妆打扮，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变的慢词。蒙古人取而代也、夺得江山之后，又是什么情景？应该是“有井水处皆有元曲”吧。关汉卿、王实甫成了当红的明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使元大都戏曲界鼎盛一时——元大都俨然已是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一曲传出，便在帝国的疆土上众口相传、不胫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有一条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称，元朝时就流行了。这确实是一条700多岁的胡同。得名来自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山门石额上至今仍可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过这条胡同的黄金时代：元大都城是北方杂剧的中心，而它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史书上所称“勾阑”、“瓦舍”地带），堪称“中心中的中心”了。豪华点的勾阑设有戏台、戏房（后台）、腰棚（看台）和神楼，可容纳几千人，热闹程度不亚于当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万人体育馆。即使简陋点的，估计也不比如今街头巷尾的卡拉OK歌舞厅逊色。元朝人爱看杂剧，正如后来清朝的八旗子弟爱看京戏，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也能看热闹。勾阑瓦舍地带，台上鸣锣敲鼓，表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够煽情的，使台下的观众流连忘返——据说曲终人不散，会有浓妆艳抹的歌舞伎依着阑干向台下抛绣球、抛媚眼，愿者上钩。不知关汉卿是否曾在砖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砖塔胡同肯定上演过他创作的戏曲，《窦娥冤》啊什么的。我曾专程去胡同里走了个来回，很纳闷：这窄窄的一条胡同，当年如何装得下那么多的作家、演员、琴师、乐手以及身份各异的观众的——帝王将相与布衣草民，是否会在这羊肠小道上撞个满怀？只是我忘了查找胡同深处，是否有一眼曾经含情脉脉的水井了。砖塔胡同，在元朝时相当于京城的演艺圈吧，不知那时是否有“穴头”，经纪人、媒体记者，或类似的人物？直到清朝，这里还是曲家乐户的聚居之地，“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引自清人震钧《天咫偶闻》）只不过这已是它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了。门庭改换，元曲也被京剧所代替。
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是鲁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湾后，即改住砖塔胡同，并且在低矮的北房里写下《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砖塔胡同，会记得他的祝福的。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比关汉卿要厚重——虽然他们一今一古。他是不会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处的那尊青砖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枪、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师的证人。鲁迅是藏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
由于砖塔胡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含量，我个人想把它命名为北京城里的1号胡同。因为像这样自元代保持名称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数了。胡同胡同，如果依然叫着元朝时的旧名（或曰乳名），仿佛才是最正宗、最有资历的。许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时给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东厂胡同，因明朝永乐十八年在此设东厂署而得名，东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而且由太监直接指挥，设诏狱、兴厂刑，腥风血雨——这胡同名称因有东厂二字，令今人读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绕道而行，想来那孽债太重、阴魂不散。又如东单迤北路东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500多年前这里有明代天顺年间忠国公石亨大将军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领禁卫军杀入皇城，拥戴英宗发动了“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废掉景帝，这场宫廷政变使石亨一举成名、权倾朝野。皇常赏赐的这套豪宅比一般的亲王府还要奢侈。可惜若干年后又被皇家收回——石亨因有“谋反”迹像被沙家并死于牢狱。“石大人”成了“小人”，石大人胡同的名称却一直这么叫下来了。清末又在石亨旧第新建外交部的迎宾馆（相当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国宾馆）。袁世凯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在此办公。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北京，即下榻于迎宾楼——这也算是袁世凯表面上做出的欢迎姿态……
东皇城根北街有一条弓弦胡同，本没什么名气，但这里面有个半亩园却吸引着文人雅士——这是清初中丞贾汉复请李渔设计、修筑的私家园林。李笠翁自然是大手笔了。半亩园因李渔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亩园而出名——说到底，北京城里的许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这人是胡同的主人呢？还是客人。人与事，才是胡同潜在的主题。
跟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而这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这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铃铛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签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有关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里发生过的人与事一样，举不胜举。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馆，胡同是其最公开、最生活化的展览品。
铁狮子胡同属于比较宽阔的胡同了，也有极“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这名称是很形象的。还有钱市胡同，最窄的地段只有0.4米，最宽处也不过0.8米，据说明清时是极繁华的金融市场——真让人难以相信，银行会开在这里面。至少今天，运钞车是开不进去的。
二十世纪（尤其是解放后），胡同纷纷改名换姓，能保持原有名称的胡同越来越少了。譬如将新街口附近猪八宝胡同改为珠八宝胡同，将大哑巴胡同改为大雅宝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小羊宜宾胡同……难道真的非改不可吗？这无异于让老头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裤。改了之后，也许字音字义上好听一些，但也破坏了原有的俗俚风采。大俗才是大雅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能像古人那样脆蹦蹦地叫着胡同的名字。我还是偏爱土里土气的胡同，原汁原味的胡同。
《牌楼的沧桑之美》
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如今消失得最彻底的也是老北京街道上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皆是著名的闹市，我们却不知如何理解这地名的含义。当年可不是这么称呼的，它们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可见是因为此地有牌楼而得名的。后来，牌楼作为建筑物被拆除了，地名中的“牌楼”二字也就省略了。念起东四、西四等，也就不知所云。不知它是用来形容牌楼的数量或顺序。念起来方便了，理解起来却困难了。同样被拆除的还有许多曾深深烙印在老北京市民记忆中的华美的牌楼，譬如正阳门大街五牌楼，堪称是北京面孔上颇威风的胡须。还有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相当于双耳或鬓角……至于东单牌楼和西童牌楼，无疑属于眉毛的位置。仿佛一夜之间，北京的脸被刮干净了，变得年轻了，但也失去了那种沧桑的味道。朝阳门外神路街南面，孤零零地屹立着一座带圆穹的石头牌楼（上面镌刻有文字），属于硕果仅存的一类；跟两侧的豪华商厦并排站在一起，如同穿在生锈铠甲的武士，不言自威地陪衬着锦衣华服的绅士淑女——这种鲜明的对比是多么有意义啊。我每次骑自行车从牌楼的穹门内穿过，都恨不得下“马”深深一拜——激动的心情，不亚于目睹于雅典的那座古希腊神庙遗迹。这一座临街的牌楼无论如何要保留，后人中会有更多如我这样的怀古者，面对它那被风雨摧残的遗容脱帽致敬。向它致敬，就等于向岁月致敬。保留这一颗散发着沧桑之美的美人痣吧。
牌楼即牌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种典型。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它虽属于起点缀作用的装饰品，但也相当于“门面”；书要封面人要脸，牌楼就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我们自己不珍惜牌楼，但在外国人眼中，它是中国建筑景观的文化符号，清末访问过北京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只要有石头的地方，沿途你就会看到一些横跨主路的纪念性拱门。这些建筑就是经过官方许可后建立的名闻遐迩的‘牌楼’。人们以此纪念某种行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只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学士死后才能受此殊荣，那些荣立战功的兵士死后却享受不到这样的礼遇。牌楼中门两侧各有一个或两个与中门样式十分接近的小门。所有的门都十分精美。由于结构牢固的牌楼可以耸立几个世纪，还由于建立这样的纪念物是那些博爱的中国人的几种原始的资金消费方式之一，因此，牌楼越积越多……”可见牌楼相当于西方的纪念碑，只不过带有更浓郁的民间色彩。
北京的牌坊成百上千，只有一座是为一个外国人立的。仅此一座，已构成国耻了；它简直是大清帝国的耻辱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参与镇压义和团而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趾高气扬地于4月20日路过东单牌楼，因言行专横触犯了众怒，被当地军民打死。德国以此为借口向清廷施压，先是要求高额赔偿（以及许多苛刻的条件），后来据传还是靠与洋人有交情的名妓赛金花从中斡旋——她跟克林德遗孀说我们中国人一般是为死去的大人物立牌坊的，这是死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德国最终提出在克林德被打死处立一石牌。清廷只得满足其无理要求，在东单总布胡同西口修筑了屈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而中国属于战胜国的阵营，才挽回了点面子，并将这块颠倒黑白的纪念碑改名为“公理战胜”坊。1919年将石牌坊从东单闹市区移至中央公园（现为中山公园）。解放后又将此坊再次改名，叫“保卫和平”坊——由郭沫若题字。这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庑殿式牌坊，全部以汉白玉石为材料，铭记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耻辱与自尊。
与之相比，西四牌楼则是古老得多的牌楼。这个如今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在明代却是处决死囚的刑场。明末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一书提及：“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据说当时还立有一根极高的木柱，用来挂起被砍下的人头示众。高耸的牌楼，还见证过太多的冤假错案——如果你从西四牌楼被处死刑的一串黑名单里，发现了于谦、袁崇焕等民族英雄的名字，请不要吃惊。岳飞的风波亭，可比西四牌楼早得多了。袁崇焕蒙冤受死，等于是明朝“自毁长城”——可在他被千刀万剐时，聚集在西四牌楼的观众们却不明争相，争相掏钱买其肉食之，以解心头之恨。这个历史的误会可闹得太大了。西四的牌楼已拆掉，谁能为过去那腥风血雨的岁月作证呢？谁又能以历史的错误为我们的现实乃至未来敲一记警钟呢？清代的刑场，由西四牌楼转移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说实话，我知道菜市口，还是因为谭嗣同等六君子在那里就义的。
大大小小的牌楼拆得差不多了。北京城内幸存下来的牌楼，主要是坛庙寺观门前的——像地坛的牌楼，重新刷上了鲜艳的油漆，反而显得媚俗了。之所以尽拆街道上的牌楼，主要为了交通的缘故，马路要拓宽，车流量要增加，不得不为之。这顶旧时代的帽子显小了，戴不上了。但我总以为，应该把那些被拆的牌楼，转移到一个更开阔、更安全的地方，重新组装、恢复原样，集中起来展览，并一一标明原有的名称、原先的地址，供大家参观。一方面可以凭吊其昔日的风采，一方面可以揣摩其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应该开办一所露天的牌楼馆！这可都是些宝贝啊，照此下去，若干年后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多可惜啊。若干年后，孩子们将不知牌楼为何物了，更无从想象自己的祖辈，是在高耸的牌楼下行走并且生活的。老北京的牌楼哟，难道真的只能在旧照片里见得到？至少目前，它们甚至已从地名里消失了。
《塔影与人影》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誉，湖心的琼华岛又叫万岁山——当年元世祖最喜欢住在这里（有点像金庸小说《射雕》里盘踞桃花岛的东邪黄药师）。忽必烈汗的这座广寒殿（相传又是辽甘肃省太后的梳妆楼），于明万历年间忽然倒塌了，琼华岛顿时显得失重而又荒凉。好在清顺治八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飞来般出现在山巅，填补了空白——并且构成风景中的风景。按照前寺后塔的建筑原则，白塔的脚下自然还有一座依山势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从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们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没有这座塔，会是什么样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标志了。
这种白塔其实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里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轮廊：丰满的肩膀、收紧的腰围、盘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华盖及塔顶，更是预示着一张无比权威的面孔——这张脸正从神秘的云端俯瞰着芸芸众生。隔水相望，你看见的是一座线条流畅的塔呢，还是一尊盘腿打坐的佛——包括他的莲花宝座？由可以鉴别出你自身的悟性与诚意。当然，风景也许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个无神论者，也照样会因湖光山色而变得温柔。对于云水一色的北海来说，白塔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为之补充了无穷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灯塔，不仅使人间的苦渡感受到希望，而且锦上添花般地为风景照明，使美变得更美……尚勇先生曾如此诠释：“北海白塔是宗教建筑与园林景观巧妙结合的典范，其作为园林名胜的点缀，审美价值远胜于初建者寄予它的宗教意义。这也是它在失去了作为宗教建筑存在的意义之后，仍然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因而我们可以说，北海白塔是喇嘛塔用做风景塔的最成功的范例。”文革期间，宣扬破旧立新，许多宗教建筑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譬如法源寺、卧佛寺等等），却没有哪位红卫兵小将想过把永安寺的白塔连根拔掉——那无异于拔掉了老北京的门牙。我以为这该算作风景的胜利。野蛮可以摧毁美，但最终仍将为美所驯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面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份量的镇纸。
我想，即使是疯狂了的红卫兵小将，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视下长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谁不曾在北海公园里划过船呢？上世纪五十年代，产生了一首众口相传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出现的“白塔”（有一句是“水面倒映着远处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它好像是某电影的插曲。我一直都记得那镜头里的北海：推开波浪的小船，系着红领巾的水手，玩具般精致的桥梁；岸上的白塔，还有绿树红墙……据作曲家刘炽介绍：当时他领着一大群少先队员在北海划船，头脑中忽然有旋律不请自来，于是赶紧弃舟上岸，趴在琼华岛的一块假山石上记录下来——是北海给了他灵感，是白塔照亮了他！同样，当我还是个外省的学童时，就在音乐课上练唱这首歌了，我因之而知道北京有个北海，北海有个小胖子般的白塔。第一次亲眼目睹白塔，我已成年，可还是感到无比亲切——耳畔总有熟悉的旋律伴奏，那是记忆的回响。潜意识里误以为这已是重逢。北海的白塔，是我来北京后遇见的第一个熟人！我爱你，北京的小胖子。
因为漂浮在一首永远的儿歌里，白塔很旧，又很新。它无形中担任了许多人童年记忆的证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着淳朴与童贞。白塔作证，歌声作证：我们都曾经有过一颗玉璞般不事雕琢的纯洁的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双桨，也失去了天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海的白塔颇类似于杭州西湖的雷峰塔——作为历史或传说的证据，勾起人无穷的联想。而且它们都是“水塔”：有名的水上的有名的塔。只不过，白娘子的雷峰塔早已倒掉了（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吗？）北海的白塔则在现实中乃至歌声中同时屹立。白塔有着无数的影子。白塔是不会倒的。……在西湖漫游，我无法忽略雷峰塔的缺席。而北海则远远比西湖幸运。因为绿树丛中的白塔就像永远的哨兵。
其实白塔并不只是北海的这一座，在阜成门内还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应寺白塔，高50.9米，系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远在辽代，这里属辽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寿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释迦佛舍利塔，后被毁。元世祖忽必烈将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内，并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新营造一座用以“坐镇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为核心修筑作为皇室在京师佛事活动中心的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讲究“以佛治心”，颇受其青睐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权和神权之象征于一身，不仅佛光普照，而且皇气逼人。况且它在体刑上也算元大都城内罕见的巨人，不可一世，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帝国的尊严（有点相当于当代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这座喇嘛塔是因通体洁白被称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间俗称为白塔寺。虽然明朝把它改名妙应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习惯以白塔寺相称——公共汽车的站牌上也以此为地名。
假如说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应寺白塔则绝对是大胖子：塔基面积1422米，底部有高9米共三层的方形折角须弥座（由佛祖莲花宝座演化而来），上承覆钵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叠的十三层相轮和垂有流苏的华盖，华盖以上还有高约5米、重达4吨的鎏金宝塔形的塔刹（俗称金顶）。真称得上是雍荣华贵，倾国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围，被大商场和巨幅广告牌所包围，已无当年鹤立鸡群的感觉。站在车水马龙的阜成门内大街，我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见那曾经脱颖而出的白塔金顶。是北京城长高了，还是白塔变矮了？
位于黄寺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同样以白塔金顶的美景著称。据说从北三环中路中间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汉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闪耀的垂带。它是班禅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来北京给皇帝祝寿的班禅染病圆寂于黄寺，皇帝很悲痛，下令建造清净化城塔院以示纪念，塔下安葬着斑禅六世的经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创建于乾隆初，则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塔身洁白，覆钵上镶嵌着黄色琉璃环带，再加上蓝天白云掩映的金色塔刹，简直完美无缺——被称为“融合了汉、藏和印度诸风格于一体的巧妙建筑”。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遥相呼应，如同云河间的双子星座，系颐和园西部风景。
中原地区以及南方流行的佛塔式样，大多为楼阁式、亭阁式或密檐式。而这种覆钵状的喇嘛塔，却遍布北京（仅现存的就有百余处）。譬如大觉寺的性音和尚塔、潭柘寺的舍利塔，都堪称其代表。这恐怕跟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定都北京有关。元朝把在蒙藏地区广泛传播的喇嘛教奉为“国教”，喇嘛塔自然也就很容易在北京地区扎根并且繁衍了。清朝同样很重视藏传佛教，东黄寺、西黄寺（合称黄寺）是清初极有名的喇嘛庙。西黄寺系为迎接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所建，故又叫达赖庙——从此西藏来京官员和喇嘛都喜欢住在这里，相当于“西藏驻京办事处”了。有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点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面所说的北海白塔，即是顺治年间的创举。北海在清代属皇家禁苑，顺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盖在了自己的后花园。但这种充满异域情调的宗教建筑（中国喇嘛塔的造型系由尼泊尔传入）出现在北海，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种纪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时就是忽必烈的宫寝，而忽必烈曾亲自下令在辽永安寺遗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否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气？还是渴望恢复元大都的辉煌？甚至连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样地叫做永安塔。清代的这座白塔，仿佛元代的那座白塔的另一个化身：不仅是宗教精神方面的因袭，而且象征着文治武功的重振……
北京的塔，并非只有喇嘛塔一种。同样是在元代，也建造过其他式样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砖塔胡同的那座“元万松老人塔”，那是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可以为证。昌平县北部银山的原古延圣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时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檐式砖石结构。当地还流传着“银山佛塔数不清”的说法，因为除了这五座金塔、两座元塔外，山巅坡谷还散布着大小数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但也有楼阁式砖塔。可见自元代以后，更非喇嘛塔的一统天下。“银山铁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历朝积累的塔林令游客嗟叹：时光流逝，而宝塔长存……
东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灯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传说系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创建，中经唐尉迟敬德维修。……近年来通过考古鉴定，其实是辽塔。清康熙十八年曾被震圯，只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在原基座上修复了塔身与顶：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共十三层，高约48米，围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归来，坐在运河的龙舟上，发现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数百米的运河水面，无比惊叹，写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诗句。
北京金代以前的白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毁了，所剩无几。崇文门外原有一座建于金大定年间的弥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为法藏寺塔。这座高十丈、共七层的空心塔，可供游客顺着楼梯攀爬——站在顶层，一直能望见香山，即从北京城的东南角望到西北角，视线毫无阻碍。可惜坚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座苟延残喘的古塔还是被拆除了——因其笈笈可危，布满裂痕，而且像比萨斜塔一样站不直了。房山云居寺，令人钦敬之处，不仅在于它珍藏着历时千余年的隋唐石刻经，还在于其拥有北塔——在这座八角笋形的唐代舍利塔四角，又名有小唐塔一座，分别建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太极元年（710年、712年），和唐玄宗开元十年、十五年（722年、727年）。我去云居寺参观，抚摸着冰凉的砖塔，有梦回唐朝之感它是有福的——居然像唐诗一样流传下来了，战胜了时间！与北塔相对，原来还有一座南塔，系建于辽代天庆七年（1117年）的压经塔。只是北塔尚存，南塔却不幸地毁于劫乱。
建筑学家梁思成，是很反对对古塔的破坏的。西长安街上，原有金代庆寿寺双塔，非常漂亮。可惜解放后扩路时还是将其拆除了。梁思成感到无比痛心：“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双塔的消失，在他心中就如同老北京的两根肋骨被抽掉了。
如今的北京，还剩下多少座古塔呢？还剩下多少根老骨头呢？
林语堂认为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惟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也亏他能想得出来——把宝塔比喻为东方的花瓶。只是这花瓶的存在并不是插花之用，而是为了供奉圣徒的遗骨，抑或收藏佛经（通常压在塔基的地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西方教堂的尖顶具有同样的神圣性与号召力。”塔是中国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高阁式建筑，底宽边窄，但与阁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居处，而用于表现佛学。“当然，外来的佛教思想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因而产生了那种经过变形与修饰的楼阁式佛塔或密檐式佛塔，有着纯属装饰性的不透光的窗户，悬挂在翘檐下的风铃，圆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种形状……林语堂觉得这种类型的佛塔有两个绝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尤其后者（乾隆皇帝于1748年命人修建的佛塔）”，是同类建设中最为完美物，共十三层高，登上塔顶尽可远眺北京城。
林语堂同样也很关注北京的一些印度支那风格的舍利塔，把北海白塔列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与妙应寺白塔堪称“绝妙的一对”。他谈论妙应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认定它状如意大利红勤地酒瓶——这是北京城里一瓶古老的洋酒？他还感叹：“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场。”民国期间，白塔寺的庙会确实很有名：小商小贩们在庄严的白塔底下念着生意经。只是解放后就取缔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欢热闹呢，还是喜欢清静？
在林语堂眼中，北京的塔要么像东方的花瓶，要么像西洋的酒瓶。总之，这种宗教建筑带有器皿的性质。一种被放大了的富于审美趣味的器皿，一种神圣的仪仗。
《陶然亭》
旧时人去陶然亭，一方面是看风景，另一方面则为了访墓。陶然亭一带，名士与百姓的坟墓颇多，所以风景也带有某种感伤的味道。古往今来，总有人喜好寻味这份悲剧之美——如果死亡算得上最大的悲剧的话。陶然亭的风景虽然像是经过过低调处理，但那一抹若隐若现的灰色恰恰最能触动来访者的衷肠，令其念天地之悠悠。张中行如此点评：“陶然亭重点在北面，几处满生芦苇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围着一些荒家，一派萧瑟景象。”但陶然亭之魂魄，全集中在这坟头草青青的既颓废又动情的画面里了。亡灵们的世界是最富于神秘感的。
去陶然亭，无法绕过石评梅和高君宇这一对烈火情侣之墓。据说庐隐的小说《象牙戒指》，描绘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我以矛盾而生，矛盾至死”，最能标志“五四”时期才女石评梅的典型性格。高君宇烈士安葬时，作为未亡人的石评梅题写了这样一段墓志铭：“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这简直是一首肝肠寸断的好诗；死者对生者的遗言，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全包容在那铭心刻骨的字字句句里了。生死两茫茫，唯有泪千行。等到石评梅的泪水最终流尽的时候，毗邻而立的她自己的墓碑则极其简单，除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这一句碑文，留下的则是空白与无言。除了高君宇，还有谁更能了解她、慰藉她呢？跟他们两位的剑胆琴心相比，梁祝化蝶的传说，也显得过于婉约与虚无了。当然，它们都命中注定无法摆脱悲剧的基调。石评梅的同乡青茵在《陶然亭访墓记》中有较客观的评价：“石评梅的爱情的象牙之塔是建筑在新旧时代的边沿上，她的希望写在水上，她的理想筑在沙上，她聪明而又多愁善感，她是一位‘情痴’和唯情主义的女儿，珍重爱情而轻视生命，但是重要的关键是在这里：她珍视爱情却又不能控制爱情，因之，她不是爱情的主人，而是爱情的奴隶。从某一个场合来说，她像是一股从地狱里喷出来的火焰，但是这火焰在未烧毁那些旧世界的囚枷之前，却首先烧毁了自己。”访墓之余，能推人及物地对爱情作出如此辩证的判断，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陶然亭西侧小丘坡上丛冢中，较有趣味的还有鹦鹅家，醉郭墓以及香冢。尤其香冢，是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的。碑铭写得颇传神：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张中行来陶然亭踏青时偶遇此冢，读铭读诗，以为黄土之下确有其人，甚至联想到法国的茶花女之类。后查资料，才知这位所谓的晚清”义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坟，全是当时一位姓张的御史伪造的。为并未存在过的人造墓，且虚构一段才子佳人的凄婉故事迷惑了众生——香冢堪称陶然亭一绝也。幸好张中行对此挺宽容：放眼历史，这样来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苏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扩大些说，唐人传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类。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理想化的爱情大多只能埋葬在一块黄土里——作为无法再被破坏的完美结局。或者说得更彻底点，它只能埋葬在人们的想象中。在这种情况下，这类虚拟的坟墓相当于富有逼真感的露天剧场——为感动观众而营建的。对那些口耳相传的可歌可泣的剧情，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吧。
香冢是假的，赛金花的墓倒是真的——她确实安葬在陶然亭。她也是妓女出身，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还出了点风头：给一位德国将军当上情妇，后来还去欧洲晋见过维多利亚女皇和威廉皇帝。赛金花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念起来总有点拗口——或许，这就是耻辱的感觉吧？她在历史上惹的是是非非我们姑且不议，一切都已交给黄土来评价——但是三尺之下，她会对自己的一生作何感想呢？西方的诗哲说过“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只是对赛金花这样的“弱者”，我们在谴责的同时却不敢寄予丝毫的同情。青苗在半个世纪前的《陶然亭访墓记》中，倒是有勇气说了些温和的话：“赛金花的坟墓，就斜对着陶然亭，没有松柏，没有白杨，一片寂凉的荒野，我相信，那位名媛的孤魂在这荒凉的地方会觉得寂寞的吧。”生前最热闹的人，死后常常最冷清。那时候，赛金花的坟茔虽座落下不毛之地，但至少还能寻找得到——至少还剩半堆黄土和一块残碑吧。如今我再去陶然亭，按图索骥，发现这位著名的交际花的荒冢早已被夷为平地，原址已没有任何标志。当初那些曾经“惊艳”的高官巨贾（包括她本人在内），是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代名花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所以陶然亭虽确有赛金花之墓，但已名存实亡。
陶然亭之侧，还有个松柏庵，荒冢密布，杂草丛生——辟有六十多亩的梨园义地（公墓）。最初是程长庚大老板，于1871年倡议买下了一块地营建“安苏义园”，动机很明确：“我们这些南方的艺人，一旦客死都下，连掩埋七尺之躯的一块黄土也难得。从皇上到那些权贵大人，只看台上取乐，不知台下寒苦。多亏我们乡里同舟共济，置办下这块茔地，从此艺人们得有长眠之处了。”后来梨园子弟又继续筹资，使公墓的范围不断扩大。民国初年，京剧界三巨头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率先登台义演，集资增设了梨园先贤祠堂。后来，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安葬在这里。只是像金少山这样的一代名角，临终时连副棺材都买不起，全靠同行捐助才得以安葬。这也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一个例子。生前的荣花富贵，皆是过眼烟云。陶然亭啊陶然亭，什么话也不说。
扪心自问的陶然亭。守口如瓶的陶然亭。
《北京的桥》
北京非水乡，不像苏州、扬州有那么多的桥（“二十四桥明月夜”至今仍是扬州一景）。但北京的桥承载着极厚重的历史的影子。譬如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世人皆知，堪称是最有权力与威信的桥了。五座精雕细刻的汉白玉石桥横跨金水河，中间稍宽的一座系为皇帝专设又称御路桥，属于天街御衢的一部分——它是明清两代皇帝出入的必经之地，只允许万人之上的龙靴游走，像一只尊贵的宠物横卧在天子脚下。桥头有两对石狮及两座华表，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与蓝天白云相映衬，使并不高大的金水桥显得皇气逼人。每次看见金水桥我会联想到李后主的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曾作为封建时代天下第一桥的金水桥，心情复杂地送走了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清废帝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紫禁城，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容凡人践踏一步的金水桥，终于对民众开放了——迎来了新主人。不管哪一天，你到天安门前，总能观察到数不清的外地游客轮流站在金水桥头摄影留念。崦每天清晨和黄昏，国旗护卫队的仪仗兵，会迈着正步浩浩荡荡地跨过金水桥，去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或降旗仪式。金水桥，几乎成了露天的T型舞台，来自天南海北的老百姓，就像欣赏时装表演一样热烈地围观仪仗队的军容。我抚摸着金水桥冰凉的汉白玉栏杆，热血沸腾：正如外白渡桥是旧日上海滩繁华梦的象征，金水桥，是古老北京城的玉腰啊。我是在搂着这千古美人盈盈一握的玉腰，目睹着她像洛神一样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举世瞩目的卢沟桥，则有“铁马冰河入梦来”之势——它是因为“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而出名的，如今建成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其实，卢沟桥本身就是一座无字的纪念碑。如果说金水桥曾是弱不禁风的宫娥（曾分别遭受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异族铁蹄的蹂躏），卢沟桥则是扬眉剑出鞘的巾帼英雄了。我一直记着一幅老照片：一排肩挎大刀、手端步枪的中国士兵，倚靠卢沟桥的栏杆向外射击——他们顶着冲天的炮火作殊死的抵抗……卢沟桥，一座战神的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血染的功勋。仅就建筑本身而言，卢沟桥也是北京及华北地区古桥中规模最大的联拱石桥。它横跨在永定河的下游卢沟河上，因而得名——永定河的上游叫桑干河，女作家丁玲写过一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桥头东侧有“卢沟晓月”的石碑，系好风雅的乾隆皇帝题写的。“卢沟晓月”乃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古人喜欢站在卢沟桥上看月亮——此处的月亮是否显得比别处圆一些？北京还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也数不清”。各个朝代记载的石狮数目都不统一，一方面因为雕有石狮的281根望柱时有损坏，暂未替换的就影响了总数；另一方面因为护栏上的石狮，有不少是母狮抱负着子狮——《帝京景物略》载“石栏刻柱头，狮母乳，顾抱负赘”，稍有疏忽便会数错。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不信这个邪，进行过一番盘点，查明共有大小石狮498只（除了望柱上的，还加上华表与抱鼓的），终于大白于天下了。498只啊，让一个人用肉眼数一遍也够累的。元朝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里关注过卢沟桥的石狮（不知他是否也数错了）：“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又有柱，狮腰承之，柱顶别有一狮，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栏，其状皆同。”雕刻这么多狮子，需要多少位石匠啊——而这些石匠必须以绣花的心情，才能使大小狮子活灵活现，憨态可掬……
和卢沟桥并称为拱卫京师四大桥的，还有马驹桥、朝宗桥、八里桥。其中八里桥即通惠河上的永通桥，跑通州州署八里而得名。建于明代，为京东八城咽喉。桥洞高阔，当年经北运河向京城运输粮草砖木的货船驶过，甚至不必免帆。“长桥映月”，属古代通州八景之一：“虹腰八里卧晴川，画舫摇从用窟穿”。它也是关系到京师安危的战略要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兵临城下，经过八里桥时遭到当地军民的浴血抵抗，据说桥身都被染红了，桥下的通惠河水也为之赤……
什刹海河套与清末摄政王载沣府宅相连处，有一水洼，上有一青石板小桥——今人很少提及了。可它却是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密谋埋藏炸弹刺杀载沣之处。汪精卫后来虽成了汉奸，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却做了一回少年英雄。他携带从孙中山之处所得炸药潜入腥风血雨的清政府老巢北京，多次察看地形，拟在什刹海小桥（载沣出门必经之路）埋设土法炮制的炸弹。于某日深夜独自雇人力车前往，打发车夫走后，他躲在桥下掘土布置炸弹、引线，后因有人持灯来往而未成事……汪精卫（兆铭）被捕后，在供词中颇有“好汉做事好汉担”之劲头：“今所询问兆铭埋藏炸药，意在牺牲性命振奋人心，并非预备暴动，亦无人事后为之接济，至所埋炸药从前未经试验，不知实在力量大小，此事秘密为之，同谋并无别人，即黄复生在二月廿四日以前尚不知情，罪只兆铭一人，望勿株连。”第二年辛亥革命事起，汪精卫获释。汪精卫是在北京当刺客而出名的，可惜这个未死的荆轲，后半生却成了秦桧——抗战胜利后，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坟墓（死人也留了个心眼，用钢筋水泥浇铸），还是被工兵炸开，掘尸暴晒，惩其罪恶，毁其晦气，遗址前今立有汪精卫、陈璧君屈膝下跪之石像，令人联想到西湖岳飞坟前秦桧夫妇长跪谢罪的雕塑。什刹海那座青石板小桥的光荣，也被冲淡了。路过这座小桥的市民，可能不知其惊心动魄的典故；而知道这个典故的，恐怕也说不出小桥的名称。这座曾令举世皆惊的无名小桥，渐渐荒废了，甚至连一块记事的石碑都未享有。我读过单士元的一篇文章，猜测它可能叫甘水桥，因为单先生成长于什刹北岸南官坊口胡同，是小桥的邻居，记忆犹新：“途经甘水桥，真时水洼青石板小桥尚在，水洼近枯，石板荒落，先君曾指此桥对余辈告知，昔日革命党在此小桥下曾埋炸弹谋杀摄政王……”
北京较知名的古桥还有北海桥，颐和园的玉带桥和十七孔桥，中南海蜈蚣桥……另有御河桥、江米桥、宣武桥、甘石桥、马市桥等等，因城区改建，都已埋入地下，有的桥洞已改作下水道，有的虽夷为公路——两侧却残存着原有的拱券或石栏。至于繁华的天桥、虎坊桥，皆以桥名，却找不见桥的踪影，原因也在于此。查阅史料便会发现，以桥为地名之处，基本上确实有过桥的存在，只不过名存实亡罢了。而今，我们也只能按图索骥了。
流行歌手蔡国庆，唱红过一首《北京的桥》——所谓现代派的桥，主要指交通要道上的立体交叉桥了，昔日北京的九大城门楼，除前门与德胜门外，都拆毁了，如今改由立交桥取而代之：西直门桥、东直门桥、安定门桥、阜成门桥、复兴门桥、朝阳门桥、建国门桥……立交桥也了北京的新城门。环城道路，已像年轮一样扩充至三环、四环，沿途的立交桥，都有着响亮的名字（如燕莎桥、长虹桥），快让人数不清了——就像卢沟桥上的狮子一样。北京的桥啊，有着最古典的意境，也有着最现代的风景。立交桥是桥梁中的新生代，桥下行驶的不是舟揖——也没有河水，而是车水马龙。我用卞之琳的名诗作为结尾吧：“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是作为北京最早的使馆区而出名的。明朝时接待各国来京的外交使节及留学生的宾馆就设置于皇城正门以南的东江米巷，邻接着中央各部署衙门集中的办公区（包括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礼部和鸿卢寺）。清朝时纵然奉行闭关守国政策，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还是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东江米巷一带开设使馆，形成比较集中且初具规模的外国使馆区。为追求地名的审美效果，东江米巷也就根据谐言改为东交民巷。但东交民巷被正式划为使馆区，文字记载还是见诸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签订的屈辱的《辛丑条约》，明文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外，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这一区域的清政府名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迁，各国使馆还建立了驻扎本国军队的兵营，并构筑了耀武扬威的炮垒与界墙。这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擅入”的禁区。
据说义和团运动时各国就以保护使馆为名，抽调大量兵力入京，在东交民巷各路口张贴“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的布告，并无辜枪杀过路百姓。这导致了义和团攻打使馆达五十六天的战斗。东交民巷也就在《清史》里留下醒目的一笔。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东交民巷才真正地收归国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与世界各国陆续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的使馆区在建国门附近的雅宝路及三里屯两处平地而起。印象中三里屯的使馆区以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居多数，而美国、苏联等国家使馆都驻设在雅宝路。记得中苏关系紧张时，我还是个外省的学童，却听过许多大同小异的反间谍故事——开头总是说“从夜深人静的苏联使馆大铁门里，悄悄驶出一辆神秘的伏尔加轿车……”阴森的故事氛围使作为听众的我浑身发冷。成年后来北京了，偶然路过前苏联使馆，发现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神秘。那些道听途说的克格勃故事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国使馆，据说每天清晨等待办理签证的人群能排成长阵了。出国热愈演愈烈，十几年来，那么多人顶风冒雨排队去美国，还不禁令人想到闭关自守的清朝——恰成鲜明的对比，那时候国门是被撞开的（自外向内），现在则是主动开放的（自内向外）。这是门的两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