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条马路的街口——这是日本人的遗产——我见到一幕险情：绿灯一亮，车如箭射，或左转或直行。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不顾信号，横骑。车从她身边嗖嗖驶过，一辆车凄厉刹闸，后车差点追尾。阿弥陀佛，女人安全骑到自行车道上。我吐出一口气，终于没见惨象。
到了对面，见到那女人。她骑得很慢，看不出有什么着急的事。她穿一件红毛衣，长得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我反复看她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几乎被轧死的人仍在平静行进，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非好色也，好生使然。然而，惊栗在我，她像真正的大师一样安之若素，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的确什么也没发生，街很平，马路牙子是新换的抛光雪花石，树绿了，楼房还是高的高矮的矮。而这女人像千千万万普通女人一样往家赶，回到家，看到家里熟悉的一切，包括所有破烂。
人真是不可思议。譬如，在平静的生活中，一个人查出绝症，感觉天崩地陷，然后治疗。钱啊物啊，哗哗往这个无底洞填。这时候，每一个偏方都被认为是转机，医生的笑容被看作上帝的笑容。说到感激，此境中人特别爱感谢，每天都感谢这感谢那，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恩人和准恩人。而如果这时医生宣布此病误诊——有一个资料说，许多抗癌英雄实为误诊患者，当然这可能是个玩笑——病人及亲属将欢天喜地卷囊而去。然后是谢谢，不是谢谢误诊，是谢宣布误诊和误诊前的精心治疗。在其他一些关乎生命的事件中，这情形被称作“危难时刻”，比如沉船之后被捞上来，在倒塌的小煤窑里靠信念和饮尿自救，充满传奇和悲壮色彩。
人们也许太喜欢传奇。我觉得种种化险为夷的故事都不及刚才所见妇女逃生的场面更不可思议，但没人感动和讴歌，连她自己也不感动，更不用说她的家人。那么，假如用荒谬的立场推导一下，生命的宝贵性也许依赖于下列要素：
一、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后波平。
二、时间性。太短了不行，譬如我见到的妇女历险仅十多秒，没有长度就没有铺垫、高潮与引人人胜的结局。
三、感动性。有人从中感受到情绪上的起伏。
这个结论实在越说越荒谬。生命难道在故事里才显出珍贵吗？可能人们太麻木了，离不开故事。或者说，陷身于故事的人生才显得不平庸？它仅仅对别人有可看性。
这里说到感恩。人在平静的生活中大多拒绝感谢别人，置身无助才谢个不停。这种感谢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上，事件的主人公一定是弱者，一定回天无术。除此之外，人们想不起感谢什么，忘记了生活得以延续的许多因素，比如法律的存在。不打官司，没听说谁在感谢法，也没有人感谢司空见惯的保障性事物。
谁发明了斑马线，让人们行走安全？
谁发明了青霉素，人均寿命提高几十岁？
谁发明了刹车装置，使大多数行人都没有死亡？
谁发明了饮用水清洁系统？谁发明了止血钳？谁发明了人工呼吸……
这个单子可以长长地写下去，出版一本10个印张的书，既然没人感谢，就不写了。我见到的那位逃生的妇女甚至不感谢自己竟有这么大的造化。为什么？不为什么，习惯了，麻木了。这是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假如电视台搞一个街头调查，问每个人需要感谢什么，人大约疑惑，想不起来谢谁。如果问他们抱怨什么，多了，收都收不住。
人活着，忘记了感谢，却忘不了抱怨。生活会在抱怨中变好吗？没人想这个问题，依然在抱怨。这也是多数人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