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光登上皇帝之位时，爱新觉罗家族在下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此时的大清帝国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的强势君主，需要的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掌门人，可惜，道光却不具备这重素质。他只会注重小节，而无法左右大局。历史选择了道光，而道光却无法改变历史，这对大清帝国和爱新觉罗家族来说，是一出悲剧。
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国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富有四海，但道光皇帝却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
道光即位后，首先想到提倡节俭，力戒奢靡，希望满族臣民都能“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风俗，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以俭朴为荣，从而使国库丰盈，恢复祖宗的盛世。于是，他决心挺大，带头从吃、穿、用上提倡节俭。林则徐像从吃上，取消皇帝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的惯例，每天每餐最多准许做4样菜，有时，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如此节俭，开始文武百官将信将疑，直到道光两次大宴群臣，亲眼目睹的赴宴官员才相信道光是来真的。一次是皇后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大臣，大臣以为皇后的生日应该不会马虎，定能一饱口福。谁知面前就放着一碗打卤面，搞得赴宴文武官员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班师回朝，文武百官认为道光高兴，定会好好庆祝一番，谁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搞得百官不敢动筷。从此，百官上朝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道光问及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竟说因自幼患有“胀气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从穿上，道光服饰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实属罕见。以前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以为“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因此想改制。谁知，官员却上奏“改制罩衣，需要白银一千两。”道光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上谕给当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的人。为了节俭，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给他补上一块圆形补丁。于是，大臣们也尽力“节俭”，不管是真破了还是假的破了裤子，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间，套裤打补丁之风盛行。
从用上，取消为皇帝准备御用砚台40方的惯例。御用毛笔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道光觉得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令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的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简直是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身体力行，如此节俭，却事与愿违。表面上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奢侈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经康乾盛世之后的奢靡之风业已形成，要再想吃惯了满汉全席的文武百官再回去挖野菜，谁也不愿意，为了给道光一点面子，只好装模作样，“俭外奢中”。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文提到的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第一信任和重用的大臣，也是当朝的头号人物，他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是他官运亨通的秘诀。他非常善于揣摩道光的意图，知道他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因此，处处投其所好。
科举是自隋以来中国帝制时代最重要的一项人事制度，明清八股取士已经难以选拔人才，但到了道光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曹振镛多次主持过科举，只以不违反政治原则为标准，看重文章的细枝末节，而真正有创见、有才华的人反而无法录取。由于道光喜欢楷书，当时的殿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结果，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道光皇帝倦于政事，再加上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政务，于是，曹振镛建议他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皇帝“察及秋毫”，变得畏惧、恭顺、不敢言。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导致“中外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因此，大臣们几乎都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甚至劝诫本应直言敢谏、弹劾权贵的御史：“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继曹振镛执政的是穆彰阿，人称其“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曾国藩上奏批评道光时代：“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
道光皇帝与曹振镛的确是一对完美的君臣，彼此相知相契，可惜，他们共同创造的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的时代。时人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貌似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文人、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就连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光执政的第十九个年头，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而告终。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职责是规划一个国家的长远战略发展，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琐碎无聊的小节，更不能因小节而危害大局。提倡节俭，也许可以起到社会表率的作用，但在一个不合理的体制下，却会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个可笑的滑稽剧——出现五两银子的补丁，二两银子的鸡蛋。在这些方面，道光恰恰体现了自己的平庸、昏匮，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道光处于内忧外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按理说要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具有足够胆识去开拓未来，他却偏偏“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在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空前危机之际，道光不进则退，他的庸碌、琐碎、气器狭小的个性和作为却倒行逆施地恶化了整个政治环境，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平庸乏味、扼杀人才的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