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产阶级，开始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不甘心于国家的沦丧，而自发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虽然他们远称不上强大与成熟，但却足够忠诚。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清政府很大的触动，当时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在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辅助下，开始谋求和祖法不同的解决之道。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康有为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予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有为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第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开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4月25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打算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有为以主事、梁启超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7月20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但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与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
第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4月28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有为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原本官气较重，因为自国子监、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后，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使北大呈现了完全崭新的气息。北大呈现出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从此日新月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5月12日、6月1日、7月3日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二是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4月23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5月15日颁谕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此正式开办。22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第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谕令，包括如下内容：①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②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③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④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⑤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⑥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
第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安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年）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7月14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二是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6月15日、7月17日、28日光绪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8月6日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
纵观整个百日维新过程，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从政经验不足，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当皇帝无法给予他们庇护的时候，整个变法运动便在空前的阻力之下粉碎了，从此，求变求存的他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光绪皇帝的死因
1898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戊戌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颐和园。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傍晚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驾崩，年仅38岁；第二天下午，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断了气，终年74岁。因仅隔一天，其死因引起许多猜测。
光绪之死是上世纪初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光绪的死因却众说纷纭，成为近代史上的一桩谜案。有人认为，慈禧不愿意光绪在自己死后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有人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光绪，怕慈禧死后遭光绪报复，于是贿赂太监下毒。还有说是太监李莲英下的毒，因为他得悉光绪日记中说慈禧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但也有人认为光绪是身体虚弱病死。
为解开“光绪之死”这一历史谜案，从2003年开始，“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专家们历时五年，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研究和缜密的分析。
经科学测算，光绪的头发截段和衣物上含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而其腐败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约201毫克。据相关研究，常人口服砒霜60～200毫克就会中毒身亡。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但关于毒死光绪的凶手，还尚待进一步研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