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却刚刚拉开了序幕。
邹容（1885～1905年），重庆市巴南区人。民主革命家。1902年赴日本留学，投身民主革命，是与秋瑾齐名的著名革命演说家。1903年，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一书，旗帜鲜明、通俗易懂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中华共和国”二十五政纲，系统地阐发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们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掘，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借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在当时，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主。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成立于英属香港。
孙文，汉族，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因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
同治五年（1866年），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杨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断发改装的孙中山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中山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后发觉一切不过是清廷的一个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中山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期望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合影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1911年（宣统三年）5月所成立的内阁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5名是皇族，该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样的结果更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也因此种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并支持革命。
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基础，终于奠定了。延伸阅读：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亦称“筹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预备立宪的最初步骤是，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查后归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并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很赏识载泽的意见，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这道谕旨中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还是清末“新政”的内容。清政府要求天下“臣民”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
清政府“预备立宪”既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密切相关，又包含压抑革命派的用意。在立宪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迅速加以实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并进一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当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即围绕“预备立宪”展开了大论战。立宪派不但盛赞“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还把“君主立宪”看作是救民于大旱之及时雨。革命派则著文立说揭露“君主立宪”的欺骗性。有的革命党人如吴樾，还身怀炸弹去北京车站谋炸出洋的五大臣。
“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立宪运动也由宣传推动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国内立宪派建立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湖北的宪政筹备会（会长汤化龙）、湖南的宪政协会（会长谭延闿）、广东的自治会（会长丘逢甲）等。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10月（九月），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诱动鼓舞下，立宪运动逐步进入高潮，立宪派发动了几次召开国会的请愿。清政府于1908年8月为拉拢立宪派，采取欺骗手法，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事实上仍同封建专制没有什么区别。11月，慈禧太后、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死去，溥仪继位。1909年改元宣统，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同时下令驱散各地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民主革命更加高涨。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又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挽救自己，但已无效。
清末的不平等条约
《中英烟台条约》又称为《滇案条约》、《中英会议条款》，是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清朝与英国在烟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滇案”，但也使英国得到了入侵中国西南边境“条约权利”。
1842.8.29清政府在英国军舰
上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
《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和约》、《李巴条约》，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清朝与法国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在条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2.法军退出台湾、澎湖。3.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4.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5.以后中国如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马关条约》为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签署的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俄、德、法三国在华的侵略权益。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提出照会，并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同意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向清政府勒索白银3000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
第49节革命烽火遍山河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
袁世凯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科考失败之后投靠李鸿章，并在总督朝鲜的有效的遏制了日本与沙俄对朝鲜的渗透，是极为出色的人才。
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袁世凯扩练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他升为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但仍主持练兵。
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世凯没有对慈禧太后下手，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政变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且袁世凯告密无确切证据。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虽然，袁世凯的决定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被镇压。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诛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相传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了六君子。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在当时，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开战（日俄战争），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原来的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的诉求著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的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的态度正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的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衞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衞、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阶层和群体支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最为积极。不少革命组织都是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
宣统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内阁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其中还有5名是皇族，该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样的结果更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也因此种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并支持革命。
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基础，终于奠定了。
延伸阅读：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置。亦称“筹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预备立宪的最初步骤是，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查后归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并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很赏识载泽的意见，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这道谕旨中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还是清末“新政”的内容。清政府要求天下“臣民”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
清政府“预备立宪”既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密切相关，又包含压抑革命派的用意。在立宪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迅速加以实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并进一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当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即围绕“预备立宪”展开了大论战。立宪派不但盛赞“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还把“君主立宪”看作是救民于大旱之及时雨。革命派则著文立说揭露“君主立宪”的欺骗性。有的革命党人如吴樾，还身怀炸弹去北京车站谋炸出洋的五大臣。
“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立宪运动也由宣传推动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国内立宪派建立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湖北的宪政筹备会（会长汤化龙）、湖南的宪政协会（会长谭延闿）、广东的自治会（会长丘逢甲）等。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10月（九月），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诱动鼓舞下，立宪运动逐步进入高潮，立宪派发动了几次召开国会的请愿。清政府于1908年8月为拉拢立宪派，采取欺骗手法，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事实上仍同封建专制没有什么区别。11月，慈禧太后、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死去，溥仪继位。1909年改元宣统，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同时下令驱散各地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民主革命更加高涨。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又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挽救自己，但已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