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朋友聚餐，没有任何正经话题，全是随心所欲，即兴发挥，难免东拉西扯，却多为逗笑开心的生活趣事逸闻。记不得谁说到自己幼年时期经历的艰难生活，为争食半碗锅底铲下的锅巴，曾和长自己两岁的哥哥动手厮打。这种锅巴我也喜食，那是用很细的苞谷糁子熬烧稀饭时，大铁锅底留下的一层沉积糁子，被烙得金黄，用锅铲铲下来，多成卷儿状，味道甘美且不论，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三顿喝苞谷糁子的情状里，吃不上面条，更见不到馍，这种半干的锅巴则耐得住饥饿；父母把这种稀罕吃食全让给孩子，孩子多的家庭，会分给每人半勺，或轮流吃……
由此引发出我有关吃饭的记忆，便凑热闹说了两三件有关吃饭的事，朋友们甚觉有趣，有人便说，你不妨把这些轶事写出来，挺有点意思。这话倒让我记住了，而且又触发出几则吃饭的事。我想，人一生要吃多少顿饭，吃过也就忘了；而吃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几顿饭难以忘记，这几顿饭就在人生行程中留下印痕；这种多属饥饿年代的有关吃饭的事，会让今天以营养成分调配吃食的读者感到好笑，也不顾忌了，索性让大家笑一回，何妨……
确凿记得是1967年五月末的事。这是“文革”派性闹得最疯狂的时月。我供职的公社（即乡镇）农业中学早已停止上课，学生虽然也搞成两派造反组织，却在本公社社区无甚影响，多数学生早回家了。七八个教师也是去留自便，常来的人没有谁夸奖你坚守岗位，常常不来的人也没有谁计较你失职。到了五月末，“靠边站”（即罢官）的校长突然挺身而出，通知所有教师返校，他要安排学校收割麦子的事。农业中学属社办公助性质，学校搞勤工俭学，在学校西南边的荒坡上开荒种地，播种了几亩麦子，还栽下不少果树。这方坡地在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紧依着汉文帝的倚坡而建的陵墓，史称灞陵，因坡根下流淌的灞河得名，白鹿原由此也称灞陵原。灞陵的坡形，东西两边有着几处基本对称的凸出和凹进的地形，活脱如张翅飞翔的凤凰，灞陵的民间名称为凤凰嘴。就在凤凰嘴的东侧，有农业中学师生开荒播种的麦田。这方地域向阳，又因坡高缺水，麦子便早熟了。校长尽管作为当权派被冷置着，却操心已经基本黄熟的麦子，着急了。
且不说这七八位教师怎样汗流浃背地收割麦子，再翻沟过梁人背车拉运送麦子，以及人做畜牲拽着碌碡碾打麦子，单说开镰之日的第一顿饭。教师们聚集在离灶房最近的一座教室里，炊事员老头把刚刚蒸熟的馍端到教室里，当众揭去大蒸笼里的垫布，一片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的馍晾现出来。校长宣布：大家割麦运麦要出大力气，这馍就随便咥（吃）。这个主意是我拿的，如果违反粮食政策被追查的话，我负责，处罚就处罚我，与大家无关。校长话音刚落，教师们便动手掂起纯麦子面馍咥起来，就着咸菜，喝着稀米汤。我也不甘落后，早掂来一个馍咬下去了，竟顾不得吃咸菜，白面馍本身香味的巨大诱惑，让我心无他顾，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馍吞咽下去了。大家几乎腾不出嘴来说话，自顾自地吞咬咀嚼着馍，教室里一片静寂，咀嚼馍块的或轻或重的吧唧声便突显出来。大约在大家吃到八九成饱的时候，才有人说起笑话，是以某位先生吞咬馍块的怪异表情为由头，随即引发笑声和互相调侃的轻松气氛。多少有点“文革”派别不同“政见”的隐性纠葛，在猛吃狂咥的放浪形骸的欢愉氛围里，暂且忘却了。
有人突然提议，各人自报咥了几个馍，并解释其意图，既不收粮票也不收钱纯属白咥，所以希望如实招来咥了几个。说完，此兄把眼光盯住了我，哈哈着命令：你先报！
我顺口报出：七个。
似乎稍有惊讶之音，却不强烈。随之一个个都报出数来，却没有一个超过我的，连持平的也一个没有，只有一个人报了六个。多数人都报了五个，男教师只有一个人吃得最少，四个。两个女教师都说吃了三个。我当了一回冠军，平生仅此一回。参加过几次篮球、乒乓球和象棋赛事，从来没拿过冠军；一顿咥七个馍的记录，在农业中学教师的范围内未曾被人打破，我自己后来也未能再刷新。
饭后便提着镰刀到凤凰嘴东侧的坡地上割麦子。我感觉到胃里很撑，也很沉。那时候的馍都习惯以二两为规格，再加一碗稀米汤，我的胃里至少装着两三斤重的食物，馍的计量标准的二两，是指干面粉，和水蒸成馍，不会少于四两。当我挥动镰刀割麦子的时候，感觉到了难受，也就伴之而生悔意，吃得太多了。这种因为贪吃而发生的身体负担以及后悔情绪，在我却是久违了的别一番感慨。许多年来，吃饭已经形成习惯，就是抑制住饥饿便罢手也闭口，很少有吃到一满饱的机遇。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我通常是以三四四来分配一天三顿伙食的数量的，计量单位是两。这样的配额，连半饱似乎都勉强，自我感觉就是仅仅“压住了饥饿”。尽管这样，三十斤粮票仍然维持不到月底，便从家里蹭来吃食弥补亏空……
我现在的工作点有餐厅，在我看到吃剩的大半个馍和小半碗干面条或米饭被倒入垃圾桶的时候，常常会泛出曾经咥过七个馍的往事来。且不说可惜了粮食这种陈年老话，我也不无庆幸，中国人不仅告别了如我四十多年前丑陋的食量和吃相，而且可以随意扔掉吃剩的馍、米饭和面条，连眼皮也不会眨一眨。
大约是我被抽调到公社（乡或镇）协助工作的第二年冬天，我跟一位领导到白鹿原北坡上的一个村子去驻队，还有当地驻军（军校）的一位教员和一个战士，四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单项任务是重建生产大队一级的党组织——党支部。“文革”把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全部搁浅了，现在要恢复重建。这个村子派性比较复杂，更深层的渊源是三大姓氏的由来已久的积怨。如何化解矛盾，争取在上级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党支部重建的任务，说来话长，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说一件轻松有趣的一顿饭的事。
下乡驻队在我已经成为习惯性工作，且不说公社机关对干部下乡纪律的严格规范，单就常识而言，到农民家吃派饭不能有任何要求，农民日常吃什么，也就给我等下乡干部吃什么。其实许多人家在轮到为下乡干部管饭的一天，总要比自家平时的饭食做得更好一点，他们平时多吃汤水面条，给干部做一碗干面条；平时他们多以包谷面做馍，给干部吃的馍里，总要掺进一些麦子面粉。这是当地传统习俗，不能慢待客人。每遇到这种优待饭食，我便对主人说，下顿不要这样了，却收效甚微。这回下乡搞建党支部的这个村子，地理环境缺水，每遇干旱便难保收成，村民的粮食多数吃不到新粮下来，我们工作者的几位干部也就更自觉地接受粗食淡饭了。
关中乡村自古一天三顿饭，与别的地区无差异，差异在吃饭的时间。农民天明便起身下地干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之前的个体经营时期是这样，农业合作化集体经营时期依旧遵循着这种生产和生活秩序，干活大约到九点十点（冬夏差别）回家吃早饭，午饭大约在两三点钟，晚饭就是天黑收工以后才吃的。我和工作组的人也是入乡随俗，改变了在公社机关早晨起来先吃早点之后才上班的习惯。这一顿记忆颇深的饭是一顿早饭。
我们四人分成两组，主要考虑农民家庭一次管四个人吃饭负担太重，我和领导为一组，从村子西头到东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两位军人为一组，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无论吃得好吃得差，我们从来不议论，其实没有谁规定不许议论吃食的好坏，也没有人提醒，却都闭口不提，似乎是一种忌讳。那天早晨到早饭时，一位穿戴整齐的青年来叫我吃饭，干净整洁的中山装，浓密油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谦和的笑容里显示着彬彬有礼，截然区别于农民，尽管难以判断其职业，却可以肯定是一位吃商品粮挣工资的公家人。在靠挣工分生活的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中，谁家有一个能有固定月工资收入的公家人，就意味着这户人家在普遍贫穷的村民中优裕的经济地位。我和我的领导——工作组组长，跟这位公家人去他家吃早饭。
一个老式方桌，周围摆着条凳，我和组长坐下，陪坐也陪吃的就是这位公家人。组长说，让家里人一起来吃嘛！公家人说，你不用管，他们吃他们的。组长也不再勉强。我却有点敏感，大约是为我们做了好吃食，却不多，只供我和组长以及公家人吃，其他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姐妹兄弟都不上桌了，是为着节省。这种情况遇见过不止一户人家，也确实令我吃着不自在。公家人先端来一大碟酸菜和一盘红苕，又端来两大碗包谷糁稀饭，继之又为自己也端来一碗稀饭，热情地招呼我和组长，吃！快吃！天冷得很，小心饭凉了。我先喝稀饭，稀饭稀到筷子上挂不住包谷糁。我再吃红苕，全是如同未剥皮的花生那样大的堪称袖珍红苕。吃红苕一般要剥去薄皮，这小红苕捏在指间，尤为难剥，我索性连皮吃了。这些未发育长成的小红苕，内里多丝，那丝如同纤维，韧性很强，咀嚼不碎，又不好意思吐出，我便囫囵咽下了。我吃饭的心情有点不好。我家也在农村，每个村子都种植红苕，因为红苕产量大，可以充饥，在困难时期的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扩大了红苕种植面积，家家都挖着一口储存红苕的地窖，从初冬一直可以吃到来年初夏即将接上新麦。乡民说，一年到头，红苕坐庄。更有说得损的话，红苕是救命的爷。生产队大量种植多产的红苕，不仅成为村民锅里碗里的主食，红苕的叶子可以窝制酸菜，红苕的蔓和根是喂猪的上佳饲料。我在公家人餐桌上所吃的袖珍红苕，其实是红苕根上不值得采揪的舍弃物，通常都是和根蔓一起晒干粉碎后喂猪的。我猜想这些袖珍红苕的来路，是从生产队分配给他家作饲料用的红苕根上摘下的，或是从挖过红苕的地里捡拾的遗弃物。可见这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公家人一直陪着组长和我吃饭，不断地招呼我们吃饱吃好。直到我们放下筷子说吃好了，他仍然礼让我和组长再吃几个红苕。
出了公家人的大门来到了村巷，组长说要到老支书家说事，我便跟着他走，谁也不说这顿早饭吃得如何，已成习惯。走进老支书家的大门，迎面看见他正跷着腿坐在方桌旁，捉着一根烟袋抽旱烟，走近了又看到尚未收拾的碗筷和菜碟，还有一盘馍。未等组长开口说事，老支书抢先问：吃好了没？我和组长异口同声说，吃好了。老支书很惊讶地说，哎呀，算你俩有福。我能听出他话里的异味，却仍然说，好着哩好着哩。他哈哈一笑，说，自解放到现在，来到村上的干部，在这家管饭时，谁也甭想吃一顿好饭。组长也笑着说，好着哩。老支书说，不好你也不说不好——你有纪律哩。老支书说，曾经在某年有某个下乡干部在这户人家吃派饭，喝的是挂不上筷子的稀溜溜包谷糁子，还没有馍，干部喝了一肚子稀汤，不到午饭就饿得撑持不住，跑到他家来，二话不说就伸手在装馍的笼子里抓馍吃。他说他曾经提醒过这户人家的主人，却不奏效，后来便不让他家给外来干部管饭，人家还不依。老支书解释说，干部吃派饭交钱又交粮票，仍怕村民吃亏，生产队给管饭的人家再发一份补贴粮，少则每天一斤，多则二斤，会有余头的，所以村民一般都争着给下乡干部管饭。说到这儿，老支书又问：有馍吃没有？我觉得既不好说没有，也不宜说谎说有，比我老到的组长笑着把话题转移开来，说起工作的事项。老支书还不尽兴，继续说，这户人家在村子里是日子过得相对窝逸的，家里大人都不少挣工分，又特别节俭，尤其是有一位挣钱的公家人，“文革”发生前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听说在六十块上下……组长再次把话题岔开。老支书末了还说，这是这家人的家风，我说了你俩就不见怪了。要是肚子饿了耐不到晌午饭，就到我这儿来拿馍……午饭和晚饭依旧，无需赘述。
顺便说一下这位老支书。这是解放后乡村里发展的最早一批中共党员，历任乡村各种干部和支部书记，刚刚进入中年，俗称老支书。老字不指年龄，而是指任期比较长久，“四清”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仍为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结束不到一年，“文革”又开火了，他又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这个人性格中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智慧，面对灾难善于自我解脱，便是自己调侃自己：“四清”运动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拽起来；我还没站稳哩，“文革”又把我日倒了……组长心里有数，这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非他莫属，关键是化解派性，做好党员和群众工作……喝一顿太稀的稀饭吃一些过碎的红苕，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嘛。
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年，刚过完春节上班不久，我被公社（现今的乡或镇）派到一个生产大队（村子）去驻队，任务单纯，调查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打倒开除党籍的前支部书记的案情。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我被任命为组长，另两位组员都是公社党委从农村临时抽调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是一个村子的现任党支部书记，男性，比我长几岁，另一位是回乡高中毕业生，年龄虽小，有一定文字能力，是作笔录等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人手。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小组，是受上级（市和区）的指示作出的，对“四清”运动中被整被打倒被处分的大批干部选几个对象，重新调查其案情，作为试点。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三人小组刚刚入驻那个村子，便惹起一片风声，纷传陈某人要给“四清”中被打倒的某某人翻案了。任谁都能想到这村那寨“四清”中受到打击和处治的干部对这件事的关切之情。
就我亲历的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风风雨雨而言，一直留有一种也许是偏颇的印象，“四清”运动对集体所有制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破坏程度，不仅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后来的“文革”。“文革”的矛盾焦点主要指向公社以上的政府机关，农村里村村都有造反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和大队长，而主管生产决定春播秋收和粮食分配多寡的却是生产小队，造反派一般瞅不上生产队长那个太小的官位。野心大点的造反派先夺公社的党政大权，野心更大的造反派头子再夺区或县以至市和省的大权，绝大多数男女社员依旧干农活儿挣工分过日子。“四清”运动之前，对乡村社会破坏最厉害的是大跃进吃大锅饭，直接导致“三年困难”民不聊生的惨景。然而经过中央及时而又务实的政策调整和纠正，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多数生产队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呈现出毛泽东此时写的一首词里所说的“莺歌燕舞”的气氛。然而，好景不长，莺尚未歌到尽情处，燕亦未舞到尽兴时，“四清”运动由试点到全面很快推开，大兵团的人马浩浩荡荡进驻到大大小小的村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包括会计出纳在内的干部全部被推上被斗席。历时半年的“四清”运动结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至少十有七八都被整下台去，撤职不算最重的处罚，更有被开除党籍，还有被经济退赔时连房子也折价抵账的惨事，且有人自杀。我后来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遗症，许多村子的生产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和损失，这个时期被打倒被处罚的干部，尤其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多是从解放初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主宰农业合作社的优秀骨干，能力弱或品行差的人早淘汰了。“四清”运动的最后结局，用农民的一句话概括，把那些好干部“一竿子全扫光了”。农村比不得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可以调换领导干部，而一个村子要成长一个主要的树得起威望的领导干部，确非易事。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村子在“四清”后安排的新干部，因为能力或品行太差难以胜任而自动辞职；有的不甘辞职却指挥不灵，村子里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搞得一团糟。这种局面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改变，说遗患无穷似不过分。我到这个村子来复查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原支部书记的案情，在我确是一种踊跃心态。
这位复查对象，原是本公社的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到“四清”运动发生之前，他早已是在本区和西安市都挂了号的模范干部。我做乡村民办教师那几年，已闻知他的大名，却难得接触，不料在他被打倒十余年后，由我来复查他的案情。我也明白，对此人案情的复查，是上级抓的一个“点”，不仅关涉他一个人的命运，更关涉无以计数的“四清”运动中被处治的“四不清”干部的命运，我不仅踊跃，更为谨慎。正是在这次长达两三个月的驻队时月里，我吃了一顿至今难忘的饭。
在公社工作已有十个年头，每个村子都吃过派饭，无论吃得好或差的饭，吃过也都忘记了，我可以自信的是，我从来没有弹嫌过谁家的饭不好吃，倒是对有些特别照顾而做的好饭，我提醒主人不要为我浪费白面。记得有一次吃派饭，竹篮里盛着香气弥散的纯白面锅盔，男主人陪我吃饭，女主人和孩子却不闪面，我也不在意，关中风俗多见如此，自然属男尊女卑的封建遗风。喝完一碗稀饭，还想再喝半碗，陪我的男主人要去为我舀饭，我二话不说便自己闯入灶房去了，眼前的景象令我吃惊：女主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灶房里围着一个小桌吃饭，手里拿着纯苞谷面的馍。我的心里就撞了一下，我舀了半碗包谷糁子稀饭出了灶房，便把装着白面锅盔的竹篮再端进灶房，让两个孩子吃锅盔。两个孩子瞅着白面锅盔，又瞅着他母亲，又瞅着跟脚进来的他父亲的脸，却仍然不伸手抓锅盔。无论男主人和女主人怎样礼让，我已坚决拒绝再吃锅盔，甚至影响了我的食欲。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这种完全类同的情景，轮到我家给下乡的某位干部管饭，也是由父亲陪干部吃专门待客的好饭，只有在干部吃罢告辞之后，我才得以分享剩下的白面锅盔或馍。似乎不完全是好面子的事，是说不清从哪朝哪代传留下来的乡风民俗，在越是穷困的生活里，总要尽力让客人吃得好一点……我说此事似有自我表扬之嫌。其实，不单是干部自律，还有我小时候的那种隐秘的记忆，却在这一户人家里重现了，竟有某种触碰的痛感。
又到乡村早饭时辰，一位中年男人来叫我们吃饭。进村不少日子了，这位男人却显得陌生。他家在村子东头，没有围墙也就没有门楼，敞院里坐西向东两间厦房，台阶上放着镢头铁锨等几样常用的农具。进得厦房，男主人招呼我们三人坐下，是三只粗陋不堪的小木凳，没有小饭桌，一碟自家窝制的酸菜和一碟辣椒摆在脚地上。我在坐下前，或者说踏进厦屋门的一瞬，便颇感惊讶：家徒四壁，一览无余，厦屋北头是连接着锅灶的土炕，西墙根有一个用砖块垫着的破损的木柜，再不见一样家具。锅台有一块案板，上边摆着几个碗和擀杖。男主人从操勺的女主人手里接过舀满稀饭的大碗，再一一端给我们三人，然后自己也端着碗在一边陪吃，坐在一块破砖头上。我把稀饭碗搁在不大平整的脚地上，先掂起馍就着酸菜吃，心里却在猜想，这家人怎么把光景过得如此恓惶？这是一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生产大队，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有机井保证灌溉的平地，种植着各种时令蔬菜，定点供应西安的某家蔬菜公司，尽管属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营，收入远非那些以粮食和棉花为主业的生产队所可比拟。粮棉队几十个村子，工分值高不过五六毛钱，差劲的许多村子仅只一两毛；而几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村子，工分值最低也不下一块，况且，这些蔬菜生产队由国家供应至少半年的粮食，不愁碗里的稀稠和有无。那些相对贫穷的粮棉生产队的女孩，托亲靠友多想嫁到优裕的蔬菜生产队。这户人家的惨淡光景，是我们进入这个村子近月以来最令人惊讶的一户。我一时想不明白，他们夫妻二人不残不呆，看模样也不会是偷懒怕干活的人，只要出工干活，就有工分，就会分红，怎么弄得这样一副穷光景？我便和他拉家常，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只说半句，后半句没说出来就不再说了。从木木的神情上判断，他不仅不善言语，确凿属于木讷短语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出工干活挣工分。我想问他的身体状况，刚开了口，他不回答，突然转过身，把端着小碗蹲在我和他之间的小儿子抱离开去，我看见小家伙蹲过的地方留下一摊稀屎。我不便再看，男主人的一个举动却把我惊住了，他顺手从墙根下抓过两只破旧的布鞋，从两边刮擦到中间，把那一摊稀屎刮到鞋里，三两步跨出屋门，扔到院子里去了。我瞥了一眼，用鞋刮过的地方还留着一些稀屎，刮在鞋上的稀屎滴溜在脚地上。主人的这种举动是少见也少有的，一般家庭里多有小孩随地拉屎的事发生，大人通常用一把灶灰掩盖，再用铁锨铲除，很干净的。这个木讷的男主人此时才想到用灰撒到残留的屎摊上……我已经感觉到胃里有反应了，隐隐有点恶心。我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包谷糁子稀饭喝了下去，企图把胃里的恶心压住，似乎收效甚微。我当即采取断然措施，让那两位同伙消停吃，我已吃饱先走一步。
走出厦屋门，很快便走进村子中间的主街道，胃里有了更激烈的响动，我越是用心压制，响动反而越是厉害，走到一个堆积牲畜粪的很大的粪堆旁，便爆发出声音很大的呕吐。刚刚吃下的一个馍和一碗包谷糁子稀饭，全部倾泻出来。我擦了嘴，警惕地往四周看了一圈，倒是没有人，我才放心地走回房东家的住处。待那两位组员回来，见面问我怎么吃得那么少，我含糊其辞地岔开了话题，更没有提呕吐的事。我担心由此事演绎出陈某吃不惯贫下中农的饭食，这可是感情甚至上纲为立场的大问题。
空着肚子工作到午饭时间，我们三人一起到那户人家去吃午饭，熟路熟门又是熟人，仍然是坐在小木凳上，盛辣子的小蝶和盛盐和醋的小碗仍摆在脚地上，是纯粹的白面做成的汤面条，我连着吃了两碗，感觉到一种满足。出门的时候，似乎胃里又有隐隐的响动，我和两位组员说笑话，企图把注意力岔开，把胃里的不好反应抑压下去。在走到村中那个粪堆旁，胃里一阵天翻地覆的搅动，哇啦一声又倾泻而出，把两位同行的组员吓得一愣，忙问怎么回事。我谎称胃出了点毛病。待我定睛一看，正是早饭后呕吐的那块地方，早晨呕吐的残痕仍在。回到住处，两位组员担心我空着肚子耐不到晚饭。我说胃里空一空也有好处。关中农村的晚饭都是天黑时吃，两位组员提醒我该吃晚饭了。我推辞不用，并说胃需要再空一空。他俩不信。近月来三人一起吃饭，没发现我的胃有什么毛病嘛。连着追问之下，我便说了缘由，担心吃了晚饭再吐可受不了。他们便张罗如何解决我的晚餐，想到离此村不过三四里地有一家工厂，厂里有一家小门面的营业食堂，他自告奋勇要去为我买两个烧饼，我坚决制止了。我怕由此惹出事来，说陈某人吃不下贫下中农的饭，吃了呕吐，到食堂里买饭吃。资产阶级作风和感情的帽子谁戴得起。我不仅坚决制止了他去买烧饼的举动，而且提醒他们两人坚守秘密，不许把我两次呕吐的事道及外人。我开玩笑说，空着肚子再熬一夜不算什么问题，我已经有“三年困难”饿肚子的抗饿功夫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好事接着发生了。公社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干部突然登门，说是周六放假回家顺路来看我。我这时才想到周末，为了赶规定时间办完此案调查，我们自觉放弃了休假。朋友闲聊间，一位组员向这位朋友说了我饿肚子的事。这位朋友不由分说，便拽着我到他家去。他家和我驻队的村子是邻村，不过两里路。我们三人装作到他家走闲的样子，进门便由他给老婆下令做饭。来不及发酵面团，用死面烙了一张饼子，我吃得确如狼吞虎咽。饭毕，大家约定，不向外人道及老陈吃饭的事，以免造成挑食的不好影响……
调查那位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的案情如期完成。这位被冤枉了十余年的老支书被宣布平反，恢复党籍。此后不过两三年，“四清”被整被处分的干部几乎全部平反了。我其实在做了那项调查之后的第二年夏天，调离了工作过十余年的家乡，到西安南郊的文化馆工作。我已感知到文艺复兴的令人鼓舞的气氛，创作的欲望潮涨起来了。
许多年后，和那两位组员以及那位公社干部偶然相遇，便说我的吃饭的故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邀第一次访问美国，在耶鲁和哈佛有两次文学创作讲座，算得上正经事，其余时间便是游山逛景了。一个神秘了大半生的美国，在自东往西的车轮加脚步的匆匆一览里，自然说不上深或透的了解，神秘的帷幕却还是扯去了。姑且不说观后感，只说一顿难忘的晚餐。
这顿饭是一位姓杨的女士邀请约，我没有推辞，概出于她和陕西关中一种非同寻常的亲情渊源。此前一年或两年，她到西安时曾得以谋面，她说到来西安的意图时，且不说我惊诧之类的夸张的话，确凿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她说她是来寻根，更是拜祖。初听这些话时我毫不惊讶，国门打开之后已有多年，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湾同乡回来的人络绎不绝，在我已司空见惯。然而，杨女士说明她寻的祖宗时，我当下竟惊讶得回不上话来。她所寻的祖宗，竟然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杨坚是五岳之一的华山脚下华阴县人，早已了无踪迹，墓葬在关中西府的扶风县。她虽然没有看到有关始祖杨坚的蛛丝马迹，却也未见多少遗憾，心里早有预料，着重在想感知作为皇帝祖宗曾经生活的一方地域的地脉天象。同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五方乡，却有为杨坚开创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的文武全才的杨素将军的坟墓。杨素不仅善于统军打仗，且是一位诗人，隋朝建立后被隋文帝杨坚封为赤泉侯。然而，杨素和杨坚虽都姓杨，却无血缘宗族脉络，杨素的祖宗上溯到西汉时代的杨喜，曾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大将军。五方乡的杨素氏族，现存十八座坟墓。这些有关杨姓两家的简况，是我后来获知的。我更惊讶杨女士的乡土情结，从隋朝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们一代一代祖传着关中华阴这个“根”；单是她自己，从台湾再到美国，成为美籍华人，却终于实现了到皇帝祖宗诞生的华山脚下走一回的夙愿了。
我按时赴约，是一家中餐馆。我看一眼已经到齐的人，竟然全部都是女性，多为中年，自然都是华人。她先介绍我之后，便一一介绍由她约来的朋友，几乎全是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文化人，多数都出版过散文、小说和诗歌集子，只是名声尚不及我认识的於梨华。都是喜欢写作的人，气氛很快便轻松活跃起来，有人说到她喜欢大陆某作家的作品，有人说到她结识的大陆某位作家，自然也免不了说到她们读《白鹿原》的事。在轻松的气氛里，不觉间过去了近两个小时，饭早已吃完了。在散席前发生的一幕，让我不仅出乎预料，而且惊诧了。
杨女士说了句“那就到这儿”意思的话，在座的女士们，有的翻手提包，有的掏口袋，把一张张美元掏出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面上，杨女士自己也不例外地掏出钱来。我在短暂的发愣的一瞬间便明白了，这顿饭是由进餐者分摊其花费的，也就赶紧掏自己的口袋。杨女士坐在我右边，压住了我往桌子上放钱的手，笑说：你是我们大家请来的客人，你绝不能。在我据理辩解的几句话还没说完，她打断说，在大陆你可能不习惯这样分摊餐费的方式，在这儿（美国）却是通常的事儿，大家想聚会了，或是接待一位朋友，都是这样做的，唯有被请的客人不能付款，这种分摊餐费的方式，说明你是大家的朋友……
我在回到住处后，心里仍不能淡忘每位进餐者纷纷掏钱包的情景。除了杨女士说的“你是大家的朋友”之外，我又想到她们可能没有报销的途径。她是一个民间文艺团体的主事人，没有公款，她的会员可能只交象征性的一点会费，只能作公务性的开销，更多的却是显示对自己参与的这个文艺团体的尊重。我没有问她，仅是我的猜想。
这种猜想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是随后在另一家华文文化团体搞过一次创作讲座，讲完后听众就散去了，留下十来个团体的骨干人物，和我共进午餐。就在讲座大厅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和通道上，十来个男女朋友纷纷拎来自己的提袋，从里面掏出早已备好的菜和面包，每人都带着盒装的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好带来的，几乎没有重样儿，一齐摆到桌子上，任由各人挑拣品尝，不时暴出某男或某女大声的惊叫，说某种菜太好吃了，虽不无夸张，却酿成一种即使高档餐馆也难得的融和气氛。我被重点照顾，让我尝一口这种菜，再尝那种菜……我很自然想到，这个文化团体同样没有经费来源，要搞什么活动而避免不了共餐，便是这种办法……回去的路上，我和同行的朋友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平生吃过多少回饭，粗粮野菜也罢，鱿鱼海参也罢，多不记得了。上述几顿饭却总也难以忘记，如实写来，供有兴趣阅读的读者一哂。
2011年8月25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