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是1959年4月在《延河》首发。当时我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离毕业大概还剩下两个月。那个时候的乡村学生上中学，绝大多数都是背馍，就是家里把馒头蒸好，我们当地人都叫馍，背一礼拜的馍，礼拜六吃完再回家去背。家长一个礼拜给我两毛钱，买咸菜或者辣子酱、副食。一周六天吃的都是从家里背的干馍，大部分都是杂粮，就着咸菜或者辣子酱，喝开水。从报纸等媒体上知道《创业史》要在《延河》连载的时候，我就把那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只吃干馍喝开水，赶到纺织城邮局买了一本《延河》。我直到现在都很清楚地记得，首发的《创业史》是那个《题叙》。那个题头插图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刚才展示的刊物有点远，我老花眼也看不见，但到现在这个印象仍然在我脑海里。首发时不叫《创业史》，叫《稻地风波》，题头画的是稻田和稻田水渠上的一排白杨，白杨迎风舞摆。我一看到这幅图画就想到我家门前就是这景象。我家门前是灞河，一道一道的灌渠，灌渠上就是一排一排的白杨，少有柳树，也有稻田。读完《题叙》之后，我心里最欣慰的，或者说当时觉得最可安慰的，是把这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赚了，而没有任何受苦的感觉。然后一直到念完初中毕业回家，后来断断续续的就买不全这本杂志了。后来我上了高中，听说《创业史》要在《收获》全文载出，当时托了在西安当工人的老舅给我买了一本《收获》，送到灞桥的三十四中学去，我才完整地读完了《创业史》。初读《创业史》还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当时仅仅只是一个初中转入高中的学生，但几个人物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不能忘记，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改霞。这一茬人物，我在我们那个村子一个一个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形象。我的这个村子和柳青的那个村子相隔大概也就是六七十里路。越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到后来对文学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的时候，才明白了柳青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
《创业史》这部小说我前后大概读过九本。《创业史》单行本出版时，我首先买，仍然是托我舅买的，因为我舅有工资收入，我没有钱。我记得，“文革”时，气势之猛，令人很恐惧，我把我存的书（当时宣布是黑书），全部都当废纸卖掉了，唯一保存的一本就是《创业史》，尽管当时《创业史》也被批判，但我偷偷把它保留下来了，后来也不知叫谁拿走了。另一次记忆犹新的是1973年末至1974年初，我上南泥湾五七干校去锻炼，规定必须要带“毛选”，另外我偷偷带了一部《创业史》，外面套了一个“毛选”的塑料封皮。在南泥湾的窑洞里，晚上十时统一断电熄灯，我自制了一个油灯，同窑里的人睡了，我在油灯下读《创业史》。好在我们那个窑里的人没有谁说陈忠实读黑书。后来不知道谁把我这个书发现了，悄悄拿走了，再没还我。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本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的阅读史绝无仅有的现象。
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早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晚上，是1982年的春天，我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当时叫公社），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驻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大约快到凌晨一点了，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1982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生活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那么《创业史》（包括柳青的写法）存在的意义如何？我以为很有探究的必要。作为柳青一个忠实的读者，截止到今天，《创业史》里头的那个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梁生宝、徐改霞，依然在我脑子里栩栩如生，作为中国乡村的典型人物，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能把这些人物掩盖了，更别说抵消了。柳青和他创造的生命的意义，我想就在此。这就是我的理解。
2010年1月23日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