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成了作家了。
这是我读张艳茜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城墙根下》书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截然新鲜的印象。
这种甚为强烈而不无诧异的感觉之所以发生，概出于积久且已定型的旧有的印象，她是一个职业编辑，专注而卓有建树却默默为人做嫁衣的文学杂志的编辑，且乐此不疲。在我不太准确的记忆里，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张艳茜走出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门槛，便走进了陕西作家协会的深宅老院，坐在《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稿件堆积如山的一张桌子前，开始了她的职业编辑的人生之旅。在那个不无破败气氛的陈年老院里，聚集着一伙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走过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和诗人，还有一茬《延河》创刊的老编辑，大多年纪不轻，难免有老成持重里的沉闷。在先后进入这个老宅深院的年轻人里，张艳茜是唯一一位女性，不仅年轻，而且靓丽，性格又很开朗，响亮的笑声给那个老屋旧院平添了鲜活的生气，浮动着勃勃生机，与当时正在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不觉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张艳茜从编辑做到了小说组组长，又做到了《延河》月刊的常务副主编，无疑已是一位既富文学审美眼光又富办刊经验的职业编辑了。当年的年轻人已步入中年，而我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职位和年龄的变化，依旧习惯称呼她小张。许多年来，在一些报刊上零星读到过张艳茜的随感类散文，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对她的职业编辑的印象。《城墙根下》的阅读，张艳茜以作家的姿态站立在我的面前了。
我读《城墙根下》集子里的篇章，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个独立思考着的张艳茜，对生活世相、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别有一番独到而颇令我惊叹的深刻之处。依我的理解，作家面对现实，面对历史，及至面对自己，都在寻求着独自独有的发现，形成纯属自己的独特体验，发出既不类同前人也不混同今人的声音。决定这声音轻与重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当属至关重要的因素。道理再简单不过，思想决定着作家体验的深与浅，重与轻，独到与平庸。在张艳茜的散文中，领受那些独有的颇为深刻的体验，我感知到一种思想的锋芒。《那双褐色的眼睛》是一篇让我读完却不能放手的佳作，对其中的部分情节和细节再次品读，不是吟诵山水的诗性抒情，也非黑色或灰色幽默的情趣，更不是荒冢残碑前的呻吟，而是揭示出一种确凿令我惊悚到不敢相信却不能不信的情感隐秘。一个如花似玉的知识女性，却甘愿被一个霸道的已婚男人所占有，既不为官场升迁亦不为商场利益等任何欲念，纯粹着一种痴迷许多年的爱。在我，难以理解的是，她所倾心倾情的那个男人的独尊达到一种少见的霸道的程度，她是看得清楚而又明白，然而却丝毫也不在意，更不计较，且心甘情愿接受对方霸道行为带给她的某些屈辱。直到许多年后，她和那个男人在机场不期而遇，“突然感觉，他是一个多么平常的男人啊。”回家后便剪掉了为他一直留着的又长又粗的辫子。我读到此，不觉间呼出一口气来，一个美好的心灵终于自由了。张艳茜在这篇散文中有发人深思的议论，是从复杂的情感世界直接体验而获得的：“小叶抗拒庸常的同时，却又渴望着庸常。”对庸常的抗拒和渴望，是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构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呈现，往往很难阐释清楚。张艳茜从小叶的情感遭遇获得的这种生活哲理，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张艳茜从直接的情感体验获得的带有普遍性的生活哲理，是善于思考且富于思想力度的思考的结果。另，文中虽然着墨不多的那个霸道的男人，却被勾勒得活灵活现，让人看到一种天性里的恶与劣，还有相辅着的俗不可耐。我读罢此篇，掩卷而顿生奢望，以这样深层的人性体验写一篇小说，起码是别开生面的一页，小叶和那个霸道而又俗不可耐的男人都显示着这一个和那一个的生活真实的典型性。
读着《城墙根下》散文集中的篇章，关于思考的话题逐渐凸显出来，张艳茜总是对社会世相发生着思考。我首先习惯性地想到善于思考或勤于思考这些常用词汇，却明显感觉到用在张艳茜身上不大恰切，前者是偏重于一个人喜欢思考的意指，后者则偏重于要多多思考的强调，或重或轻都带有应该如此的意向，而张艳茜的思考几乎是本能性的心理反应。她的眼睛看到的各色男女和社会世相，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远的或近的，动的或静的，都会引发那根敏于思考的神经的颤动，更不必说诸多亲自参与的各种公事和私事触发的种种思考了。她住在东城墙根下的时候，常常在护城河边的环城公园跑步，不仅健壮身体，更在缓解某些“灰暗的日子”造成的心理挫伤。即使在这样多有障碍的心绪里，那根敏于观察也敏于思索的神经依然敏感，对于司空见惯到眼熟能详的城墙的一抹白雪，依然生发着诗性的感触，“层层灰色的墙砖落上了洁白的雪花，衬托出城墙威严之下的典雅与少有的柔美。”当是这种诗性的情怀化释消解着被挫伤的心境里的灰暗。她看到我也熟悉的文学朋友田长山舞剑的雄姿，忽一日却发现这个人从城墙根下消失了，及至他不幸谢世的惨事发生。读到这些文字，引发我的竟是恍如隔世般的沧桑。我也见过田长山在城墙根下舞剑的英姿。我依然存储着灰色古砖的城墙根下一身白衫白裤舞动长剑的田长山的鲜活形象，不料由张艳茜的文字诱发出沧桑感来。我更赞同张艳茜对田长山“是真正的勇士”的归结，我再补充一句，在他的生命里呈现着一个文学圣徒的道德和良知。张艳茜对田长山的人格人品的敬重，自然映现着她本身的审美倾向和道德判断。
张艳茜从东城墙根下移居西城墙根下，尽管继续着“孤寂冷清的日子”“拉长了的折磨”，那根敏感的神经导致的思索却依旧活跃。正在修葺的西门城楼开始显现的“鲜艳的色彩”，竟然发生出“不舒服，与两侧城墙的沧桑、古朴很不相称。”由此引申到关于家庭、关于新旧、关于人与人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之间的和谐或者说磨合的重大命题，需知这是一个正在持续着精神和心灵“折磨”的人的思索。张艳茜在西城墙根下的散漫游走中，多次在同一地点看到一对拥吻的恋人，几年后又在同一地点看到携着一个小孩儿的夫妻，便联想到曾经多次看见的拥吻的恋人，并从心底祝福这一对终成亲眷的有情人。一个自身遭遇着家庭不幸的人，如此深情且虔诚地看待并祝愿着有情人进入美好的情感殿堂，也见出张艳茜心底温馨善良的土壤。我便获得一种理解，当是这温馨善良的心灵质地，更有那种天性里的习惯性思考，抵御着也消解着持续的“孤寂冷清的日子”给她的“折磨”，尽管不可避免“折磨”里的伤害，却减轻了伤害的程度，没有沉沦，更没有垮塌，终于走出了“折磨”困境的泥淖，赢得了新的精神世界。我便想说，有思想好，有思考好，这是人的精神脊梁。
张艳茜眼里的生活世相，总是带有审视和拷问的或重或轻的力度。她几次到医院看望就医的二姐，却勾勒出病房里一幅又一幅生动逼真的人物素描，“一个个头不高，长相凶悍，大腹便便的男人”，粗劣的行为和冷漠的态度，让我竟然替那位临产的妻子操起心来。病房里再换了一个手术后的女患者，侍候她的“废物男人却默不作声，手里拿着个苹果咯叱咯叱地吃着，发出老鼠啃啮食物的闹心声音”。仅有的一笔，便把这一个没心没肺的“废物”男人的废相描画出来，而且不忘那位刚刚做完手术的女患者的再三申求，想要换一张价码更便宜的病床，让人顿生一种并不陌生的贫穷里的窘况，即使重病状态下，依然是不能摆脱的心理压迫。由此可以见出目击者张艳茜看人看事着力的焦点，对弱者的关爱和怜悯。《能否坦然走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张艳茜关爱弱者的情怀，在路边，在车站，甚至在她的工作室里，面对乞求的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送给对方一块或几块钱的，而向来不在意求乞者诉求话语里的虚假，且不说欺骗；她对一位找到她工作的编辑室里借钱的陌生人，也没有拒绝，事过一月这位借钱的人来还钱的时候，她竟被他的行为感动了，竟然自责当时借给他的钱太少了。我读到这篇短文，顿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今天的生活世相远远不是鲁迅先生所处时代的风气了，单是以种种假象搞欺骗性行乞的事频频发生，张艳茜自然不会耳目清静到世外桃源的隔离，她明知其中可能有诈，却依然向求乞者递上钞票。她只专享于一点：“我只图我心里那一刻的踏实，别的随他去吧。”这种面对行乞者的心态，是一种善的自我的完成，而不在意求乞者的真与假。她也许在某次给予的过程中被骗了，却避免了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过后的自我谴责。张艳茜的这几件小事，正显现着她以善和怜悯面对弱者的情怀，当属一种令我敬重的境界。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些谁都会遇见的小事，处理的方式各不相同，张艳茜的方式显示着的，不仅仅是个性，更在前述的那方心灵土壤的质地。
在我的也许偏颇的意念里，散文是一种直接展示作家思想、感情、情趣、审美等的文体，作者的个性化气质全部都昭然于文字之中。即使是那些虚情假意或无病呻吟乃至心里想着黑却表达着白的文字，也只能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瞒不过读者的眼睛的审视；而那些体现着作家独自发现、独特体验的散文，无论是深刻到惊世骇俗的大思维，抑或是屑小细微的一缕人生情趣，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不同层面的读者的阅读回应。如果说虚假的小说还有一定的蒙蔽现象，而散文却很难产生这种效应。这样说来，被看作好写的散文是一种误解，好的散文的写作同样不易。
如上一番感慨，是由张艳茜的散文阅读所触发的。我在上述的文字里，表述了我在《城墙根下》的散文中看到了颇觉陌生的张艳茜，即习惯性思考着的张艳茜。然而，这只是张艳茜个性秉性里最主要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便是她的情感世界，在她的散文中展示得真实动人，更凸显出不同别一个的个性里的丰富和生动。文集中的《海上琴声》和《我要寻找的朋友》两篇，是写她少年时期生活的两篇散文，不是常见的捉蚂蚱、打水仗、偷杏桃乃至恶作剧的童年情趣，而是至今依旧不能释怀的忏悔性表白。《海上琴声》展示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眼里的“文革”时期的景象，逼真的环境、逼真的生活氛围和逼真的人物形态，都是不可重演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景观。作者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忆印象的再现，着意是在一位从上海被贬弃到山沟小学的音乐教师，几笔文字便把一个遭遇灾难且独立禀赋的小提琴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更着力在作品中“我”对音乐老师的误解和可以想象的伤害。情节很简单，跟着音乐老师学习小提琴的“我”，听信了家长们关于音乐老师有过“作风问题”的传言，不仅断然舍弃了小提琴的爱好，而且视音乐老师为最令人不齿的流氓而唯恐躲避不及了。凡经历过那个非常年代的人，谁都知道“作风问题”会使一个人处于怎样活不如死的状态，对于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儿的如此决绝的举动，当不会问责的。然而张艳茜却和自己过不去。当“文革”灾难结束，尤其是她接受了文明的观念，却对自己幼年的行为可能对音乐老师造成的精神伤害耿耿于怀，足以见得张艳茜心灵世界的纯粹了。《我要寻找的朋友》一文，更为强烈也更为感人地显示着作者纯粹无染的情感世界。初中一年级时，一位来校搞军训的牛排长喜欢为歌唱队打拍子的张艳茜，接触稍多了点，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的牛排长又教她写字……不可思议的猜疑便发生了，音乐老师（新调来的一位年轻女性）找她谈话：“我好心提醒你，不要和牛排长走得太近，要注意影响。”任谁都会想到所谓“影响”的不堪内容了。甚至包括母亲都郑重地向她发出警告性的训示。她又一次陷入困境，尤其是“我觉得人们看我的目光总是有些异样”的无形压迫之下，断然划开了和牛排长的界限，连正常不过的招呼都没有了，连对视一眼都回避了。同样在她成年且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自责便日复一日强烈起来，而且无所畏惧地寻找牛排长，要当面致歉，以抚慰那位被伤害的军人，自己也获得一份心灵的安慰。寻找不见，她又按照打听到的住址给当年的牛排长写信，没有回应，便只有借一纸笔墨倾述难得消解的愧疚了……我读到此，除了感动，便看到一个人纤尘都不容污染的情感世界；即使被迫发生污染，也绝不接受，这是张艳茜个性的又一面。
我最后想说关于“瓜女子”这个话题了。这个话题不完全是阅读《“瓜女子”的坚持》这篇散文所触发，更多的是出于我对一个人的理解，以及新的认识。
我记忆中有着“瓜女子”的说法，却从未当真。不仅不以为张艳茜是个“瓜女子”，而且也不完全是同事间的玩笑，却是一种赞扬。这里用到她头上的“瓜”，实际是含有正派和真实的褒扬意味的，强调着的另一面，自然是虚与假，更不必说算计诡计之类了。这种“瓜”在当今多所浑浊的生活潮中，确属难能可贵。可贵在一种精神品格的坚守，且不为世风所动。
我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即前文已涉及的令我发生陌生感的另一个张艳茜，而不是“瓜”或“不瓜”的事。在我的几成确定的印象里，张艳茜是一位职业编辑，而且专注到某种以命相托的痴情到痴迷的状态，无论是在漏雨的老房子里，无论是在新办公楼的编辑室里，她面对的都是一摞一摞稿件，面对的都是一本生存愈来愈艰难的《延河》，却从来也没有跳槽另投到一家更能获益的门庭。尽管这种可能的诱惑不止一次有过，她都没有动心。这是我熟悉不过的张艳茜。当我读完《城墙根下》中的散文，顿然意识到这个职业编辑的另一副面孔——作家。这个作家的个性化特质，是习惯性思考的人，她已形成自己独立的绝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对生活世相颇具穿透力的思想，才使我有陌生的感觉。何“瓜”之有？
一个天性里习惯思考的张艳茜，已经进入人生的黄金阶段，她的思想不仅成熟，更会发展，必然会发生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必然有不同凡响的作品创造出来。我期待，且相信。
2010年12月26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