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白鹿原》，总体上是满意的，却也不无遗憾
解放周末：您比我们先睹电影《白鹿原》，看后感想如何？
陈忠实：就现在剪定的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而言，我确凿感知到导演和演员的难能可贵。这部电影展示小说所写的时代生活是准确的，人物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轨迹和命运是富于时代色彩的，也各具个性化的特质。
解放周末：总体上是满意的？
陈忠实：对。却也不无遗憾。有一种遗憾是早有料定且心知肚明的——小说《白鹿原》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事件也多且复杂，而无论秦腔、话剧、舞剧和电影，都受制于有限的时空，不可能容纳小说里的全部人物和主要情节。即使如原先构想的做上下集，仍然要舍弃包括朱先生等甚为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不仅能理解，更尊重导演的选择。
另一种遗憾却是始料未及的。原先作为上下部的剪辑样片，约三小时二十分钟，和我一起观赏样片的作家朋友，评价甚高，我也有同感。后来剪辑到两个半小时的样片，大约结束在抗日战争日本鬼子飞机轰炸西安，距小说结尾的共和国成立尚有七八年时间，而且关涉几乎所有人物的结局都没有了，遗憾就发生了。
解放周末：当初想把《白鹿原》搬上大银幕的导演很多。据说您最初属意吴天明来拍摄？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刚面世时，身在国外的吴天明托他弟找我谈定拍摄电影的事，受制于说不清的因素而未能如愿。后来，王全安获得了拍摄《白鹿原》的批件。
解放周末：你们是否就改编进行过交流？
陈忠实：拍摄前他曾找我谈过，我向他阐释了作为小说背景的那段历史，也介绍了几位主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差异，利于他的电影制作。电影拍摄期间，我到两个外景内景地各去过一次，看看拍摄现场，和几位演员见面聊天，完全是“走马观戏”。我不懂电影拍摄，倒是开了眼界。
解放周末：现在看来，这部电影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陈忠实：可以说达到了我的预期，只是后来缩减到两个半小时的片子，颇为遗憾；更遗憾的还是王全安自己。
我写的人物我都喜欢，没有主次之分
解放周末：电影讲述的是清末至1949年之间发生在陕西一片黄土原上的历史。您觉得，城市观众能有兴趣、能产生共鸣么？
陈忠实：且先不说共鸣。1949年以前的黄土原上的、业已久远的生活故事的小说《白鹿原》，能否引发当今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曾经是我的担心。
小说出版后的畅销和近二十年来持续的长销，当属对我的最大也是最切实的慰藉。读者不仅对《白鹿原》所写的乡村历史故事不觉隔膜，且颇感兴趣。电影是依小说改编的，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同出一源。你说的“共鸣”，最好不要由我说话，倒是你我多听听读者的、观众的看法。
解放周末：《白鹿原》算得上是中国最难改编的小说，但奇特的是，不断有人试图搬上舞台、银幕，原因何在？
陈忠实：这同样是一个应该让导演们回答的话题。我想大约是对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感兴趣，才想把这些人物的人生形态以立体化的表演展示出来。
解放周末：众多人物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陈忠实：我写的人物我都喜欢，不受主次之分，即使出面一两次的非主要角色，我也努力让他在有限的文字里显示出不同别人的个性。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最喜欢的人物”，当属白嘉轩。尽管我尤其喜欢，却也浓笔重墨着他的腐朽的思想色彩。
解放周末：当您写《白鹿原》时，是否有种跟着人物走的感觉？
陈忠实：可以说是“跟着人物走”。对每一个人物在此情此景或彼情彼景下的行为和说话的个性化把握，要达到准确，只有循他或她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途径来实现，比中医把脉还准确。
解放周末：您从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角度，描摹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风土人物、性格心理、命运变迁。《白鹿原》预告片中则突出了“中国式欲望”这一主题，您认同这一概括吗？
陈忠实：你说的预告片是发在网上的吧？我不会用电脑更遗憾不能从网上获得信息。“中国式欲望”的表述，我对这一提法颇觉新鲜。
我理解，这一提法强调的是“中国式”，也就是区别于别一个民族别一个国家的“欲望”，自然属于中国人的独有的“欲望”了。所谓“中国式欲望”，是一种概括式的泛指，如果缩小到白鹿原上，这里所说的“欲望”却是种种形态。同辈人的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欲望”大相径庭，鹿兆鹏和白孝文的生存“欲望”也相去甚远；更不要说“代沟”式的巨大差异了。白灵和她父亲白嘉轩的生存“欲望”，不仅完全对立，而且闹到“就当她死了”（白嘉轩语）的地步。这里应当有一个时限，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为“中国式”，这需要读者和观众的认可。
再，“中国式欲望”会不会被我“认可”，着重在导演和演员是否对各个角色循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展示其心路历程。不同的角色的“欲望”，是各自文化心理的直观展现；如果展现得准确，让观众能看到各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及其裂变的轨迹，那就会感知到“中国式欲望”的根基和实指了。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式欲望”的概括，基本循着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演示着。
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居然都可以写成小说？我想那我也能写
解放周末：您上个月刚过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回顾您一生的创作历程，有哪些感受？
陈忠实：我的创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性的历程。从喜欢文学到走向“死胡同”，是第一个阶段。
解放周末：您的启蒙作家是谁？
陈忠实：赵树理。初中二年级，我在课本上学到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读完之后把我农村生活的经历一下都激活了。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都可以写小说，还能进入中学课本？！我很惊讶，我想那我也能写。随之就到学校图书馆里借赵树理的小说。我的文学兴趣就从这儿发生了。
解放周末：在此之前没有读过小说，更没写过？
陈忠实：都没有，就只有课堂上写作文。看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文学兴趣就激发起来了。随之就在作文课上写小说。
我第一篇小说是在作文本上写的《桃园风波》。我们家也有桃园，那时候正好是农业合作化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要将农民最后拥有的果园都收归集体所有，发生了很多矛盾。我每个礼拜天从学校回去都能听到很多这些事，于是就写了一篇。老师给我的评语居然写了作文本的近两页，都是让人心跳的好话。那时候计分制的满分是五分。老师给我评了一个五分，并且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加号。我就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紧接着，又写了一篇小说《堤》，写我们合作社里建大坝、蓄水灌田中的一些矛盾纠纷。老师又对我赞赏有加。学校提供两个名额去参加西安市的作文比赛。一篇就是我的这篇小说。
解放周末：结果如何？
陈忠实：最后没结果。这位老师非常热心，他将我的《堤》抄写一遍，投给《延河》。我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有文学杂志。老师跟我说，要是发表了会给你稿费。
解放周末：有多少稿费？
陈忠实：没发表。我那时候生活很困难，从家里背一个礼拜吃的馍到学校，学校还给我些助学金。老师说如果发表了，可以改善生活。这个老师特别好，姓车，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这个老师。
解放周末：从喜欢上文学到正式发表作品，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吧？
陈忠实：对。1965年初，我高中毕业回乡以后当民办教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叫《夜过流沙沟》。到“文革”开始，一共发表了六七篇散文，两首诗歌，都在地方报纸。然后“文革”开始了，老作家都被打垮了，像我们这样的业余小作者就更加不用说了。
到“文革”后期，报纸有副刊了，文学杂志也开始恢复了。大约1973年前后，《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他们要扶持工农兵作者，一个和我要好的业余作者向《陕西文艺》的编辑推荐，说西安东郊有一个作者叫陈忠实，这个人写得不错。他们约我，我就将我的一篇散文给他们，在《陕西文艺》第一期上发表。紧接着，我写了我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在《陕西文艺》上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由于我那时候已经在公社工作，后来又被提拔成为公社副主任，分管很多工作，整天在生产队跑，但写作这个兴趣还是压不下去。
解放周末：您的小说都是工作之余写的？
陈忠实：对。有一次办了个两三个礼拜的学习班。相对就比较轻松，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到1974年，我去了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半年，利用节假日、晚上，我又写了第二篇小说。
我把我的创作转到接受真正的文学，第一次完成了“剥离”
解放周末：十年浩劫后，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
陈忠实：1978年夏天，我正在给家乡的灞河修建防洪河堤，有天晚上，打开《人民文学》，躺在地铺上看一篇小说《班主任》。我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的阅读中竟然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小说敢这样写了！
1978年末，我调离公社到文化馆，我感到，文学创作可以当做事业来干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当时我比较担忧的是我所接受的文学概念。尽管我读过很多世界名著，但接受的主要是极“左”的文艺思想。
解放周末：比如，文艺是为专政服务的，正面人物“高大全”……
陈忠实：对。我就意识到我需要真正接受一次文学的洗礼。我暂时没有动手写作。我借了一些文学名著来读，以真正的文学来荡涤我已经形成的极“左”的文艺概念。
最后我选择了两个作家，一个是莫泊桑，一个是契诃夫。我把文化馆所存的这两个作家的短篇集都找来，最后在这两个作家中选择了莫泊桑。为什么呢？因为契诃夫是以人物为结构来谋篇布局的，我觉得我当时的水平还达不到。莫泊桑是以情节来谋篇的，每个短篇都有一个很好的情节。所以我在莫泊桑的短篇里又选择了十到二十个短篇，反复阅读。
解放周末：一种解剖式的学习？
陈忠实：对。就是一种解剖式的读法，是一种纯粹的学习，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经过一个冬天的阅读，1979年到来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增强了。我就开始写我的短篇。1979年，我写了近十个短篇，其中一篇《信任》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这就进入了我的第二个写作过程。我称之为“剥离”。
解放周末：怎么个“剥离”法？
陈忠实：我是从西安郊区一个搞种子研究的人身上得到的启示。他要不断淘汰劣质的植物品种，就要搞种子分离。联系到写作上，尤其我自身的创作上，我觉得人的精神也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但稍有差别，我称之为“剥离”——剥除旧的观念，不仅思想上而且艺术上。
我把我的创作从“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念转到接受真正的文学，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了“剥离”。后来，“剥离”的概念不断升华，从短篇到中篇、到《白鹿原》的写作之前，我写了五六十个短篇、九个中篇。写作量不是太大，但保持对生活、创作的理解继续着“剥离”的状态。这应该是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直到《白鹿原》的创作，对生活、生命，包括革命、历史，包括我个人的艺术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过程，这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另一面就很残酷——大树底下不长苗
解放周末：您刚才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莫泊桑和契诃夫。
陈忠实：不。影响我的作家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是赵树理，紧接着是柳青，后来是山西籍的王汶石。1950年到上世纪60年代初，王汶石在全国都堪称是短篇小说大师。他的短篇把陕西关中的风情、人物的个性描写得太精到了、太漂亮了。
柳青的《创业史》是我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书。我前后买过九本《创业史》，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就带了两本书，《毛泽东选集》非带不可，另一本就是《创业史》。
我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一发表，居然在陕西文化圈产生很大影响。有人议论：“哎呀，怎么柳青的文章给换了一个陈忠实的名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陈忠实，大家都猜测是不是柳青“文革”之后改名字了，因为太像了。
解放周末：这种“像”，是有意识的模仿还是无意识的深受影响？
陈忠实：那是喜欢，喜欢到不能摆脱。柳青获得声誉其实是在《创业史》之前的《铜墙铁壁》，写陕北的解放战争。这个小说我读过几次都没有读完，陕北方言我读不进去，战争题材我也不太喜欢。我读《创业史》是初中三年级，那是1959年开始在《延河》上连载，我去邮局买了一本，一读一下子就进入了。
解放周末：因为小说描写的是您熟悉的生活？
陈忠实：太熟悉了。他把关中乡村生活写得那个到位，包括语言，包括人的性格。那个时候我家每个礼拜给我两毛钱买咸菜吃，我都不吃咸菜了，开水泡馍，用两毛钱去买一本《延河》，一直买到初中毕业，还没有连载完。紧接着我上了高中，听说《创业史》要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全文转载，我求我在城里当工人的舅舅在西安给我买了一本《收获》送到学校，我才把《创业史》全文读完。那个印象是几十年都不能摆脱的。
解放周末：热爱到不能自拔。
陈忠实：对。太喜欢了。后来就是一种随意性的阅读，随便把《创业史》打开到哪一章节都可以往下读。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的。到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语言风格受到了很大影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我才意识到，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倚靠它可以获益匪浅；但另一面就很残酷——“大树底下不长苗”，尤其文学，必须形成自己的个性。就像我刚才说的“剥离”，除了思想观念，在艺术上也要有一个剥离过程，要从大树的阴影之下寻找自己的天空、阳光。
解放周末：这和其他艺术是一样的，从模仿到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一种“剥离”。
陈忠实：一样的。我是从自然界受到这种启示，开始寻找自己，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从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我这个转变经历了二十五年
解放周末：您刚刚说的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是时代对作家的创作和命运起到很大影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就停笔了。“文革”后，在“解放思想”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一些新的思潮和新的观念的兴起，进行“回嚼”或“反思”，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剥离”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精神上的新生和艺术上的回春。
第二点是，创作还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像您，最早就是一个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农村干部。从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
陈忠实：从1957年到1982年，二十五年。
解放周末：您这个身份的转变，花了二十五年。人们对如今的作协把一些作家养起来的做法有质疑，您怎么看？
陈忠实：养起来也是一种办法，但作家必须要解决写作和生活的关系。陕西作协这点做得比较好，成为专业作家之后，让作家兼职。像我，1982年，作协让我在灞桥当基层干部，我就可以在那一片随便跑。
解放周末：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直接参与进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陈忠实：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农村改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被分配到渭河边上给农民分土地，把土地、牲口从集体分到一家一户。这是很深刻的体验。
我们就两个人做这项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就在一个村子搞了试点。我记得，当时牲口少、农户多，没有办法平均，于是采取抓阄的方式。分完牲口以后，矛盾还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一直做了两三个月，才把土地分好。
分完土地之后，深夜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回住处，到莲池旁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跟柳青构成了“反动”——柳青当时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去宣传农业合作化，一家一户地说服农民，把私有土地和牲口收上来，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二十多年后，我在渭河边上，说服农民，把柳青当年合并的土地分还给农民。
柳青是我崇拜的作家，而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做的刚好是相反的事情！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而且这思考和一般干部落实工作任务不可同日而语，和领导表扬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直接的生活经验。
解放周末：直接参与生活，参与社会发展，参与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创作热情。
陈忠实：对。直接获得一种生活体验，然后进入理性的思考。
我把作家的思想喻为炼钢，磨砺思想锋芒是很费工夫的
解放周末：上世纪90年代，您进入了个人写作的第三个阶段。《白鹿原》问世后，震动非常大，被称为难得一见的史诗性巨著。您在写作时，是否带有一种为民族作史诗的使命感？
陈忠实：我曾经在多年前说过，《白鹿原》的写作是为自己死时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这主要是为着从幼年就喜欢文学的那个至今难得改易的兴趣。
在《白鹿原》的构思阶段，我粗略计算了一下时间，到完成这部小说时，就接上乡村人习惯上所划的老汉的年龄界限——五十岁了。我对人生中的生命短促的紧迫感发生了；伴之而来的是一种压迫感——从喜欢到迷恋文学大半生，没有写出一部自己完全满意的小说，这是任何荣誉和金钱都难以补偿的缺憾。
在一次和文学朋友喝酒喝得亢奋时，朋友问到这个话题，我把在心中沉郁许久的话说了出来：“我想为自己写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依此可以作证，这部小说的写作，完全是自己对文学创作的一种宿愿，是指向自己的。至于后来产生的较大反响，起码超出了自我宿愿实现的目的，我自然获得慰藉。
解放周末：有评论家认为，作家每写一部作品，都要从良知出发，都要有一种使命感，作品才能对人民对社会有用。
陈忠实：“使命感”这种东西，有则更好。关键在于寻找个人创作的突破口，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独特性，还有包括文字这种表述的基本功力在内的艺术形态，都得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否则，“使命感”不仅构成一种压迫心理，而且很可能落空。
解放周末：您似乎很少谈作家的“使命感”。
陈忠实：我大约没有说过“使命感”的话。这不是我清高，而是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
我从初学写作到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越来越相信作家生活体验的独特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进入一种生命体验的状态。我越来越相信，决定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思想。
我曾把作家的思想喻为炼钢，深刻而独立的思想有如最先进的炼钢设备，能够把矿石冶炼出精钢来；而肤浅平庸的思想有如低劣的炼钢设备，面对同样的矿石却只能炼出粗钢。磨砺思想锋芒，这是很费工夫的事。不然，很难实现“使命”。即便说，也是空喊。
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培养”这个词
解放周末：除了“使命感”，还有一个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都十分关心的话题——文学天才。
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天才，确实是一个颇为神秘的话题，也是在我喜欢上文学便感到困惑以至压迫的一个话题。
创作需要天才，又如何验证自己是否具备创作的天才呢？无法验证。我看到外国和中国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多是在青年甚至少年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自然对我形成压迫，如果自己不具备创作天才，用功将成为白费，可能连适合自己能干的事也耽误了。
解放周末：“天才”问题也曾困扰您？
陈忠实：是啊。但我尽管心里存在天才这个阴影的压迫，却无法舍弃或改变这个爱好，即使在“文革”对文学创作几乎一扫而光的严酷背景里，我仍然偷读意外获得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等，哪怕放弃了文学写作的业余爱好，纯粹是一种欣赏性阅读。
解放周末：您现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文学天才？
陈忠实：我后来对困惑自己的文学天才，有了一个物质化的理解，即某个被称作文学创作天才的人，生来就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少小年纪接触到文学语言，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就兴奋起来，促成他的偏好，以至成为终生难以改变的追求。
依此可以推想，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华罗庚能成为大数学家，当是那根对数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当然不可或缺钻研的勤奋。这样，我就能够理解，生长于同一书香门庭的兄弟姊妹，可能有人对文学发生兴趣，有人对机械发生兴趣，有人对什么事都缺乏特别的兴趣，决定因素便是那根神经的有无或偏向。
解放周末：所以您曾说，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一个词“培养”。
陈忠实：从来不用，如果作家能培养，我为啥不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作家？
据我所知，现当代作家中，子承父业或子承母业的现象不是没有，而是一个极小的比例。仅就离我最近的陕西文学界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中国文坛的十余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们的儿女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而画家和书法家，还有秦腔等地方戏曲的表演艺术家，子承父业、女承母业的人却不少。我便想到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很难说培养。
我又看到另一种现象，许多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甚至是文盲，没有书香的熏染，却从小对文学发生兴趣了，以至成为当代文坛的骁将，比如路遥、邹志安等。他们是文学创作的天生之人才，生命里注定要选择文学创作。
生活和文学的自然法则，容不得任何人投机
解放周末：您是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领军人物。也正是在90年代，金钱裹挟下的欲望开始泛滥文坛。文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名词，从痞子文学到身体写作等等。
陈忠实：你所说的这种种文学现象，前些年发生着的时候，我在媒体上都看到过，也看到对这几种小说写作的议论和评价。我基本保持着这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正常现象乃至必有现象的看法。
解放周末：包容的态度？
陈忠实：不是我包容，而是基于对小说创作的理解。不同的作家，对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差异很大，生活体验差异很大，思想差异也很大，笔下所展示的文字差异就很正常了。即如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时期，有鲁迅等直面民族精神和命运的奠基性史诗的写作，也不无风花雪月等形态的作品。
解放周末：消遣小说、“尿布文学”等等，也是一种形态的作品？
陈忠实：这种东西社会也需要。他的生活经历可能就局限于这种生活体验，他只能写这种作品而且乐在其中。
解放周末：但文学创作不应该与时代的脉搏相连吗？
陈忠实：肯定是有扣着时代的脉搏写作的人。但是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可能有一天，他写“尿布文学”不满足了，他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了，去进入社会了。
现在就我能了解到的，大多数的作家写作还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还是在思考时代命运的。队伍里出现一些另类写作，也不奇怪。“身体写作”前几年比较热，现在基本也没什么影响了。这是生活本身，包括文学本身，一种自然的、无情的淘汰。这个法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靠色情去俘获读者、提高发行量的话，这是写作者的悲哀。
解放周末：法则会教育人，生活会教育人。
陈忠实：生活和文学的自然法则是容不得任何人投机的，投机了一时但不可能永久。
解放周末：所以我们的文学还是要忠于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陈忠实：这是已经被国内外的文学大师无数次证明了的。
解放周末：证明了文学还是需要“心脏”的。
陈忠实：当然。没有文学的心脏，跳动是不持久的。
不可能大家都去写《百年孤独》，如果这样文学就太孤独了
解放周末：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影视之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成为当下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
陈忠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作家写出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导演希望以一种比较形象化的表述来展示给观众。这样就对小说家所要张扬的东西给了一个更具象化的表述。
这和文字阅读是两种感受。文字阅读，是包括读者自己的想象的。而具象化的表述，把所有人物都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张丰毅就是白嘉轩，白嘉轩就是张丰毅。电影有它自己的优势。它把文学圈里的阅读扩展到整个社会，市民、农民阶层能进行直观的欣赏。这应该是对小说创作的扩展和延伸。
解放周末：改编成影视后也有利于扩大作家的影响力。
陈忠实：包括一些原本在读者中没有太大反响的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产生了非常大的效应，这也不在少数。
解放周末：如果某些作家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快速进入商业通道，会不会对文学带来伤害？
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可能会有，但不会是全部。有为影视改编提供方便的现象存在。但影视的诱惑不会影响作为作家的坚持，大多数作家还是坚守文学的风骨。就像是张贤亮，给他再多利益，他也不会为了改编成电影而写小说。而且，社会有时候也还需要这些东西。
解放周末：不可能大家都去写《百年孤独》。
陈忠实：那是不可能的。否则，那就真的太“孤独”了，文学太孤独了。应该有适合不同兴趣层面的读者的写作。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写《百年孤独》。
实际上，有些人，就算文学再神圣，他也孤独不起来，他进入不到孤独的境界，只喜欢娱乐性的电影、电视这种写作。作家之间的差异很大。反过来，利润再丰厚，诱惑再大，马尔克斯也写不了纯商业的东西。一个是他不愿意，另一个是他可能就做不来。
文学的本质，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
解放周末：更进一步说，您认为商业化时代会对文学带来多大的影响？
陈忠实：商业时代汹涌的商潮，会对文学产生冲击性影响，但不会改变文学的基本属性。
其实这种影响业已发生，在泛文化尤其是艺术界，商业利益驱动的低俗平庸乃至不堪入目的影像、表演等，早已司空见惯。文学领域也很难独清一池，娱乐性、猎奇性和色情性的写作，应商潮而生，而且很有市场。
欧美地区似乎早已如此，然而并未影响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和出版。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美国有两次乘火车的经历，在火车进站口有一个售书台，出售多种报纸、杂志和书籍，尤其是那种包装简陋售价很便宜的小说，专售乘客在火车上的消遣性阅读。我看到有男性和女性在火车上的阅读，也看到他们到站下车时，便把读本顺便丢在车厢门口的纸篓里了。
后来我得知，有不少专写这类读物的写作者，据说收入不菲。然而，并不影响美国出现一个又一个优秀作家。他们神圣着的纯文学精神依然神圣，文学的本质不仅未见异化或改变，而且更深化了。欧美的市场经济已过两百年，纯粹的文学依然发展。
解放周末：您理解中，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陈忠实：我所理解的文学的本质，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用一种新颖而又恰切的表述形式展现出来。所谓独特体验，就是独有的体验，而且能引发较大层面读者的心灵呼应，发生对某个特定时代的思考，也发生对人生人性的理解和思考。
譬如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于他从通常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而深刻到不能承受之轻，不仅是他独有独特的体验，而且从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了。这种体验引发的心灵呼应，不仅是本国读者，而且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不仅是有过此类生活经历的会发生心理呼应，未经历过此类生活遭遇的读者也会发生关于生命思考的心理呼应。
解放周末：一些文学作品脱离现实，在一个虚无的基础上展开故事。这样的作品能不能算是文学？
陈忠实：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个否定性的结论，这是文学常识。
我要说的是，在我不无偏颇的关于创作的理解，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需要展示，这是文学创作的原始动因。诗人触景生情便有歌吟，李白面对庐山瀑布，发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诗句；杜甫面对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相，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小说创作更是如此，无论面对现实生活，无论面对已成昨天的过去的生活，抑或甚为久远的历史，作家发生独有的体验、生活体验或难得的生命体验，便激起不可抑止的创作欲望，就有令读者感动以至杰作出现。这是创作的基本路数，似难违拗。
缺少高水准长篇小说，主要在于思想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烟云的力度
解放周末：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小说都是垃圾”，另一种是说“中国小说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您怎么看？
陈忠实：说中国小说都是垃圾，显然以偏概全了。他可能主要是指当代小说，他起码不敢说鲁迅的作品是垃圾吧。他应该对中国小说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的文学创作能成熟到什么程度，能被外国读者接受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再讨论。
解放周末：更极端的是，有人甚至说“文学已死”。比方说，文学杂志越来越难以为继。像《大家》杂志甚至用同一个刊号出版两种期刊，收费登载各种论文。
陈忠实：就我知道的，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还都存在着，停刊的很少。现在文学刊物普遍采取的生存方式是为财团做一些服务性的宣传，财团提供资金，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生存的资金。单纯靠发行赚钱的文学刊物，少之又少。
解放周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学刊物风靡一时，像《萌芽》杂志都要排队去买。那时，文学成为时代的号角，现在，文学似乎进入了平常化状态。
陈忠实：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过程的——这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毕竟我们经历了“文革”十年，很多人受迫害，话说不出来。这时，文学成了一个时代的先声，理论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将民众的积怨抒发出来了，所以他赢得的是人的心灵的呼应，这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的文学欣赏。
解放周末：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普遍意义？
陈忠实：不具备。那个时期，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听说哪篇文章如何如何，都去争购作品。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政治上把很多东西都解决了，很多受冤枉的人都平反了。大家一口气出了，心里就平静了。
解放周末：文学也归于平静了。所以不能用那个时代的突然热闹来和现在比较。因此，您对当前的文学现状并没有过多忧虑。
陈忠实：我所知道的文学创作态势，是空前繁荣。前几年每年有两千部长篇小说出版，近两年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突破三千部。有人做过统计，“文革”前十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足二百部，参照对比，当今中国文学创作繁荣到超出想象的景象了。“文学已死”的话，起码不符合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态势。
解放周末：但是，在“量”的繁荣中，有没有“质”的提升？
陈忠实：中国是缺少高水准长篇小说的。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作家独立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所以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对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想都不想
解放周末：至于“诺奖”，早已经成了文坛的一个情结。我们离它真的不远了么？
陈忠实：“诺奖”吵吵了好多年了。且不说“诺奖”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偏颇看法，在我的印象中，“诺奖”是很难让人预料的。每年“诺奖”一公布，记者采访获奖者。每一个获奖者都表示“出乎意料”，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解放周末：据说，诺贝尔文学奖依据六条标准来评价：是否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否表达了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否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写出了人类面临的困难和命运，或者特别突出了人类的精神困惑等等。这是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陈忠实：这六条标准，并不陌生，可以说是作家们耳熟能详的创作命题。就我有限的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其中这个或那个甚至不止一个两个命题。
这六条命题，是作家面对生活必然会发生的思考。如果不涉及这六条命题的思考，那就只有娱乐功能的地摊读物了。关键在于思考的深或浅的层面，这决定着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自然决定着作品的质地和品相。鲁迅先生未必知道这六条标准，而他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所形成的体验，铸成狂人、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依旧鲜活在读者心里。
面对这六条并不陌生的命题，我想应该不断深化思想，形成独立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才可能有独秀一枝的作品产生。创作者尽可能完美地展示自己的体验，别想那个“诺奖”。每年“诺奖”公布之后，获奖者谈到感受时，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到“没有想到”。可见他们原本不是瞅着“诺奖”写作的。
解放周末：所以，中国的作品离“诺奖”远不远也很难说。
陈忠实：对，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就索性不要想，他给更好，不给我们就继续创作。
解放周末：也就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陈忠实：让人家去评吧。
解放周末：这几年“诺奖”的获奖作品您都看吗？
陈忠实：大部分我都看过他们的代表作。我觉得都不错，都有特点。
解放周末：在您眼中，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陈忠实：都是各成一体，很难看到他们之间有类似或者相同的东西。这是对我很大的启示。今年年初，我读土耳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的写作就很不一样。一个人一道艺术风景，很难看到谁跟谁近似的东西。他们的个人体验、生活体验差异性非常大。这给我们的启示很大——就是要写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生活体验，甚至生命体验。
解放周末：有人说，《白鹿原》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是中国最有希望得“诺奖”的。
陈忠实：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写了1949年前的那五十年我对那一段中国社会和生活的理解，受到读者的喜爱对我来说都非常安慰了。对于“诺奖”，我想都不想。
解放周末：您是否会写一部自传或出本传记？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或让我口述，由人代笔，我都辞谢而未做。我对某些自我评功摆好以至自吹的自传，阅读的感觉是无言，警示我别做这类蠢活儿。
解放周末：忽然想到，您这个“陈忠实”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吗？
陈忠实：这是我父亲取的。我家那个村子叫“西蒋村”，但没有人姓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姓陈的。我排到了“忠”字辈，所以我父亲给我取个“忠实”。
解放周末：父亲给您取“忠实”，是想让您做一个真实、实在、踏实的人。
陈忠实：但是这个名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我不喜欢。为什么呢？我从上小学到初中，常遇到一个问题，包括老师也会跟我开玩笑：“你名字叫陈忠实，那你忠实不忠实呀”。
这尽管是玩笑，但从很小的年纪就警示着我不能说谎，必须诚实。别人可以说假话，我不可以，因为我叫陈忠实。包括同学之间开玩笑，“你这个陈忠实，你不忠实呀”。虽然是玩笑话，但是这个比毛主席语录还有作用。
解放周末：作为生活中的陈忠实来说，是要忠诚老实；作为作家的陈忠实来说，则是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陈忠实”？
陈忠实：谢谢你的理解和表扬。
2012年8月25日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