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世界上有鬼，和知道有狼一样，都是在少不更事的愚顽时期。晚上玩得颠狂不能安生睡觉，母亲为了节省灯油，好话规劝无奈，往往就用绿眼长牙凶相毕露的狼来吓唬我，却从来不说鬼，这已成铁定的忌讳。然而，她不说鬼却有人说鬼，谁家屋里昨晚闹鬼了，一个看不清面目的黑衣女人从院中飘到房脊上；隔不了三五天又有鬼事发生，某人在村人回家歇工的正午时到坡地上寻找丢遗的烟袋，看到乱葬坟堆里有二三人影，均无头，他咳嗽一声便消失了；某妇人走娘家回来，看到不远处的柿树下有一位老妇人在哭着诉着，便加快脚步想劝慰其节哀，不料竟眼睁睁看着那人隐去了……我的这个不过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隔不过几天就有鬼事发生，当天便传得家喻户晓，两人一堆，五人一伙，说得如同亲见一般生动翔实。夹在她们胯旁的我听得头发倒立毛骨悚然，却仍忍不住想听。相对于狼而言，鬼更可怕，狼一般在夜深人静时才到村子里偷叼猪羊，鬼却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游荡；狼活动在山野荒坡，鬼却天上地下荒野宅院任由出入，防不胜防，想躲更难。年少时我不仅不敢独睡一屋，甚至不敢走进空无一人的自家院子，心里总怯着房顶上、过道里或屋梁上会隐藏着一个鬼。
我只说我经历过的几次鬼事。
有月亮的夜晚，往往是村里孩子聚合玩耍的天赐良机。我平生仅有一次碰见过的鬼，就发生在一个冬天的月色朦胧的村巷里。我跟着比我稍高一点的哥哥到村子东头去玩耍，刚走到离家门不过百十步的一户人家的围墙口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不许我跟他走了。眼睁睁看着他和几个伙伴往前走去，我很失落地转身回家。就在刚转过身的一瞬，看见不过五步远的一个茅厕里有一个怪物，体形像一头半大的牛，又像一只超大的猪。出奇更在不是我每天都能看见的活牛生猪，而是如同过年时乡村集市上叫卖的纸扎的动物造型的灯笼，从头到脚涂饰着红的黄的绿的色彩鲜艳的圆形和方块形的图案，似乎还有一缕亮光透出。好奇心驱使我停住脚步，那纸扎的“四不像”的怪物竟然走动起来。那时候的乡间茅厕，多是三堵半的土墙围成的一方避身遮丑的小小空间，那怪物笨拙地移动着纸扎的躯体，竟然还扭过头来看着我。恰是在这一瞬间，我的毛发倒竖，后脊发冷，恐惧顿时攫住了我的心，腿都软了。我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也不记得母亲后来施用了民间的哪种措施为我驱鬼除邪，随后似乎也未遭遇什么灾祸或病痛。然而，那个纸扎的却会移动的“四不像”的怪物的身影，却铸成永久的记忆，及至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描绘出曾经眼见的形态和色彩。
我更多经见过的鬼事，都是发生在村子里这家或那家、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
村子里以及周边最爱闹鬼的地方，是距村子不过一里路的一座孤坟。这座孤坟在很窄的一畛地的南头，倚着矮矮的一道地坎。这畛地的北边有一条两步宽的土路，是我们村子通向外部世界的主干道，离那座孤坟不过十来步远。这里埋着一个不幸死去的年青男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村里某个女人或某个男人在这里撞见了鬼，有的人在夜里撞见，有的人竟然在大白天撞见，还有早起赶路的人在微明的晨光里，也撞见过鬼。有人撞见的是有身躯却无脑袋的鬼，有人撞见的竟然是有头有脸四肢齐全的走动着的鬼，还有人竟然看到坐在孤坟不远的路边发出呜呜哭声的鬼。谁都会想到，这是孤坟里那个年青男人的鬼魂再现。
我记不清从这座孤坟旁走过几千上万次了，却一次也没有撞见那个被许多人都看见过的鬼。然而，每一次走过这座孤坟旁的进村路时，我都不敢扭头去看土坎下的那个小小的长着荒草的坟堆，而且头发便倒立起来，头皮感觉到一缕凉意。小时候不敢单人走过这里，即使和家人或伙伴大白天走到这座孤坟旁，仍然抑制不住头发倒立头皮生凉的反应。及至成年，我自信已经成为不信神更不信鬼的唯物论者，每当单人路过这里，头发照旧倒竖头皮仍然会生出一缕凉气，甚至连自己都忍不住暗暗自嘲。有一回我和自己较起劲来，当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反应发生时，我索性停住脚步，点燃一支烟，直对着孤坟抽起烟来；似乎这样还不足以把劲较足，干脆走到土坎下的孤坟堆前，转过去又转过来，抽着烟转了三圈，又伫立在坟堆前，直到倒竖的头发不再倒竖，头皮上的凉气消散，我才离去。我以为经过这次最近距离的心理抗争之后，当会中止往常生理反应的惯性，结果却依然故我。说来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住在原下老屋写作《白鹿原》的最后一年，难耐每天停笔歇工之后的无聊，迷上了下象棋，本村的棋友如若凑不到一起，我便到东边或西边的邻村去找棋友，常常玩到半夜方可尽兴。关键是去西边邻村下完棋回家时，满天星光，走到土坎下的孤坟旁，仍然头发倒竖头皮生出凉气，须知我已经是年近五十岁的准老汉了。幼年时因为这座孤坟野鬼的传闻而发生的恐惧，由恐惧而引发的头发倒竖头皮生凉气的生理反应，竟然成为一种惯性，直到准老汉的年岁都难以消除，也就只好任其发生罢了。
真正致成我心里创伤的鬼事，却是发生在1962年。
这一年，我高中毕业，高考的作文题有两个，一为“雨中”，一为“说鬼”，前者无疑是记叙文，后者亦无疑为论文体。依我自己而言，选择叙述文体的“雨中”为宜，因为我在初中的作文本上早就写过几篇小说了，颇得语文老师好评，记事的叙述文体当胜过论文一筹。然而，我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说鬼”。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说鬼的，也不必说我把鬼论说得如何，致命在于我没有写完。考场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的紧张在残酷的铃声里完全失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我完了。看着监考老师从我桌上收走考卷，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走出考场和设置考场的中学的大门，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时才意识到已经尿湿裤裆了。
后来自我检讨，之所以选择我并不擅长的论文体去写“说鬼”，原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发生判断的失误，说穿了是自作的小聪明所致成；再扎实说来，是不无投机心理的。我读高中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不仅风靡全国，而且成为高中生的必读物，是政治课的补充教材。后来才知道出版并要求党政干部和高中以上学校师生阅读这本书的社会背景，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国际关系中，兄弟般的苏联和中国，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面临翻脸成仇的地步，视苏联为修正主义，简称“苏修”。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被喻为鬼。国内的背景是庐山会议关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造成灾难的事，持这种观点的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是鬼。无论赫鲁晓夫，无论彭德怀，两大事件尚没有向国民公开，先以打鬼运动造成舆论。我那时候似乎在私下里隐隐听到一点风声，便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论文“说鬼”的题目，以为正合拍于社会的大命题，肯定要比“雨中”这类抒情的叙述文更切社会热点……不料却栽倒在“说鬼”上。那个年代的高考语文试卷，问答题占六十分，一篇作文占四十分。我的作文无疑为零分，我便觉得完了。
我回到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才切实感到曾经热烈到热切的人生梦想彻底破灭了。上初级中学时，关于人生前途还粘粘糊糊，而一当坐进高级中学的教室，便想着某所大学，几乎再无第二种意向。我是我们那个小村庄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我回乡务农的事实开了一个念书白念也白花钱的糟糕先例。当然，关键还是对我自身的挫伤，“说鬼”没有说完，更遑论完美，这个意象里的鬼便刺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单举填表一例。从我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几十年来不知填过几百成千次表，无论什么用途的表，不可或缺“文化程度”专栏，我都填写“高中”。每一次写着“高中”这两个字时，心底便泛出“说鬼”这道作文题目来，几乎没有一次幸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递增，“说鬼”泛出的心理滋味渐渐淡化；尤其是得幸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了一些作品，“说鬼”没有说完全的那种无以言状的挫伤感基本平复，然而仍缺失不了填表每遇“文化程度”栏目写着“高中”俩字时，便泛出“说鬼”的事。那情形极其类似每过村子西边土坎下孤坟时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生理反应。孤坟野鬼致成的是纯粹的恐惧，由恐惧致成的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纯粹生理反应竟然成为根深蒂固的生理惯性，即使成为无神无鬼的唯物论的信徒，仍抑制不住生理惯性的发生。相对而言，“说鬼”写作的失败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我人生历程中可以用致命来划档的三两次最厉害的伤害之一，且是第一次。
高考落榜的那年暑假，我不止一次于半夜里惊叫着翻跌到床下。父亲大约担心我会弄成“神经客”，却也只有一句平常的话来劝慰：天底下农民一层人哩。正是这句平常到平庸的话，遏止了我的慌乱无着的情绪的恶性发展，我的人生参照是中国最庞大的人群——农民，我的悬空的心便落到了鸡鸣狗叫猪哼哼的村巷里了。然而，“说鬼”里的那个纯属意象的鬼，尽管没有村子西边土坎下孤坟里的野鬼可怕，却远远超出其伤害的重和深。有一年我被邀出国访问，办公室王主任让我填写出国申报表时，笑着为我建议，在“文化程度”栏目里填上高等学历，至少应该填成大专学历。他替我操心，怕我以往所填的中等学历会被洋人轻视；他又为我释疑，反正也没人查验毕业证书。我拿着表格回到自己办公室，犹豫之后，还是填写上“高中”二字。这一回，“说鬼”里的鬼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较大，办公室王主任好心替我出谋划策的时候，这个意象里的鬼就在心里泛浮出来，一直盘旋在心头，直到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直到我犹豫不决的一段时间，直到我终于拿定主意写上“高中”二字，那鬼才隐去……村子西头孤坟里的野鬼和高考作文“说鬼”里的鬼，竟然几乎伴我一生，我至今辨不清有幸或不幸。
还遭遇过更严峻的鬼事。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段写作《白鹿原》时，涉及田小娥被杀后变鬼的情节，有二，一是田小娥的鬼魂附着在杀死她的公公鹿三身上。关于这个情节的合理性和我写作的原意，且不自白，以免自我阐释之忌讳，单说出处。
乡村中的层出不穷的鬼事，有一种便是鬼魂附体，即刚刚死去不久乃至死去多年的某个男人或女人，其鬼魂附在活着的女人或男人身上（女性居多），说出他或她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甚或冤情。被鬼魂附体的人往往处于失去自我的半颠狂状态，说出的事乃至说话的口吻，都很像死鬼生前的神态。
我小时候看见过被鬼魂附体的人，成年及至中年也都见过和听过。印象深的是一个接近成年尚未成年的女孩，昏倒在灞河岸边的浅水里，被午后出工的人发现救回家中，恢复知觉后便自说自话，竟然说什么他被淹死灞河的事，亏了什么他的妻子养大了孩子……云云。那口吻显然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说话的习性。她说着说着又昏厥过去，围着的女人们便往她身上扣一张簸箕，用桃树枝条抽打簸箕（桃树枝条驱邪），她竟又苏醒过来，又自说那些鬼话。我看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写田小娥鬼魂附着鹿三的情节，得益于许多年前亲自目睹的鬼事。
然而，让我敢把这种可能被认为是“宣扬迷信”的情节写进小说，却是得了马尔科斯的启示，他敢让他的人物长出尾巴，我何必要忌讳写鬼。再说，他让人物长出尾巴等情节属拉美魔幻。我面对至今也不能消除的乡村鬼事，自审依旧属于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范畴。好在基本没有人批评我“宣传迷信”。
二是田小娥的鬼魂不散制造瘟疫，朱先生和白嘉轩修塔镇压的情节，却出了一点麻烦。关于这个情节的合理性，同样不作阐释，我已因评论家和读者的评说深感欣慰了。麻烦恰恰出在关于这个情节的写作上，有一位批评《白》的评论家说，这是模仿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那座镇压白蛇的塔而写作的。如实说来，我从构思到实施写作这个情节时，确实想到过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我最终没有回避，是以为此塔与彼塔还是有区别的。再者，储存在我记忆里的塔，有记不清的许多座，而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才知道的。单说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不仅有四座敬神的庙，敬着关公敬着佛爷（不知谁），还有一座仅为一间房的马王爷庙，那是为保家畜安全而修建的最小的庙。此外，还有四座镇邪驱鬼的高低和粗细不同的塔，分别建在村子的东头和西头。
我能在村子里玩耍的年纪，常和伙伴在其中的三座塔周围游戏，至于这三座塔因何故而修建，不甚了了，而第四座塔却是我眼见着修建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村子发生过牛的瘟疫，作为农户半个家当的犍牛和母牛一头接着一头死掉了，我父亲养的一头黄色皮毛的牛也未躲过。第二年又有一种儿童传染病流行，村子里夭折了六七个娃娃。接连发生的灾难，搞得村子里一片悲伤的气氛，便有人出招，应该找一位能禳灾驱祸的阴阳先生来，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被请来的阴阳先生很认真，把我们村子东部和西部的坡地踏察了一遍，最后把脚步停驻在村子西头稍微偏后的小台地上，说，给这儿修一座塔。据说他给村里干部说明修塔的原因，是村子东头有一道深沟，村口已有一座塔，避了邪气妖孽，邪气妖孽却从村子西边的沟里钻进村子来施虐了。村里干部召集全体村民议事，得到一哇声的拥护，家家户户都交去了该分摊的粮和款，这座青石垫底料礓石砌身青砖镶顶的塔很快垒成了，塔的高度和塔身的直径，都是严格遵照阴阳先生设定的尺码修筑的。这是我眼看着平地而起的一座塔。
我家在村子西头的倒数第二家，距这座新修的也是村子里最高最粗的塔，不过百十步距离，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学高年级学生，似乎隐隐也感觉到了驱邪避灾的安全感。其实，何止我们那个小村子，在我走到过的大大小小的原上原下的村子，都有敬神的庙，更有驱邪避祸的塔，有的且不止一座。
乡村里后来经历了一场连一场的运动，传承了许多代人的敬祭神灵的庙会废止了，香火也断了，庙里神像的色彩也渐渐褪色，以至褪皮，再也没有谁敢张罗重塑，却也没有人搬掉神像，而是一任其垮塌。塔更无人问津，风吹雨淋，村东村西的四座高低不同的镇压不同来路鬼魅邪恶的塔，先后倒塌，了无痕迹。这些敬神驱鬼的庙和塔的消亡，主要是多种运动扫荡的结果，也包含着乡民对神和鬼之事看法的变化，通常说觉悟提高了，起码对神鬼这类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的事是如此。我在高中政治课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时，又有附加教材《不怕鬼的故事》，自信已基本确定为既不信神又不信鬼的唯物论者，回到村子听到鬼事时，我便向乡民宣讲纯属迷信的道理，年轻气盛到不能容忍鬼事继续迷蒙乡人。尽管如此，直到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回看白鹿原前半世纪的生活演变时，那些沉潜在记忆深处的庙和塔里的神和鬼，以及我亲历的听说的鬼事，竟然也都浮泛上来了，而且不仅只是封建迷信的概念，而是和原上原下的男女人物的心理结构中的文化色彩大有关系……无法排除神，更无法回避鬼，尽管知道法海用雷峰塔镇压过白娘子，仍然让白嘉轩把田小娥的尸骨压埋到塔下，不惜犯模仿这种写作之大忌。唯一让我可以强词夺理的因素，便是原上原下那个时代里的真实生活的难以回避的世象，白嘉轩面对田小娥的鬼魂，除却修塔这种惯用的也是极端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达到彻底解决的目的。
生活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年代，科学思维以迅猛之势连续冲决政治概念上的个人迷信，无疑给人鼓舞，而传统习惯里的封建迷信却在刚现宽松的社会氛围里死灰复燃。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家乡的一座业已拆除多年的古庙又得以重建，引发了不大不小的社会舆论。这座古庙位于白鹿原北坡西段，曾经是西安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庙会，每年农历二月二俗称的龙抬头的吉祥日子为会日，人山人海。大约在“文革”前两三年已被拆毁，倚坡而挖的敬着多路神仙的窑洞也被挖掘机械毁掉了，那儿刚刚建立了一家机械生产砖瓦的国营工厂。二十多年后，当地乡民串通联手，捐资捐粮，在原坡上很快挖出新窑洞，窑洞里又塑成了神像，二月二烧香拜神包括乞子的庙会又红火起来。当地政府曾经力阻而不能止，随后就任其自然了，直到现在红火依旧。我曾在事发之初，理智和情感上都不能接受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曾写过一篇随笔类短文发在当地报纸上，不惜惹恼乡党。然而谁也不在乎我那篇小文章，庙会每年依旧红火，我也只能随其自然了。
说了这些鬼事，似乎想图得一缕抛却的轻松；回头一想，其实无论镇鬼的塔或记忆里的鬼事，早已失去分量，仅留下习惯性的生理反应；写罢这篇谈鬼事的文章，不知能否除去头发倒竖头皮发凉的生理反应，还有“说鬼”没有说好更没有说完全的心理亏损，也只能随其自然了。
2010年8月8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