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想要探索这种危机的根源的人，必须阅历真理的失地，以收复这块失地；必须穿越困惑的重重迷雾，以达到关于他自身的决定；必须剥出掩盖真相的种种虚饰，以揭示真正隐藏的东西。[1]
——卡尔·亚斯贝斯生态文学不是一种传统的写作方式，不能把传统文学中关于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和动植物题材的写作称为“生态文学”。这是因为生态文学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取向，它的出现与现实自然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的危机，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现实根源和思想理论依据。
命名（nennen）是一种道说，亦即一种显示，它把那个可以在其在场状态中如其所是地得到经验和保持的东西开启出来。命名有所揭露、有所解蔽。命名乃是让……得到经验的显示。可是，如果这种显示必须远离于要命名的东西而发生，那么，这样一种对遥远之物的道说，作为进入遥远的道说，就变成召唤。[2]
——海德格尔人类生活总体上是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结果，自然界任何一次大的改变，都决定着人类发展演进的方向和进程。因此，自然生态问题从来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大问题。文学是作家面对现实的思考，是作者生命体验的表达。人类在自己漫长的发展中一直依靠大自然来获得生命的存在和文明的进步，人类也因此一直对自然满怀感激、敬畏和深深的依恋之情。自然在中外文学史上一直都是作家主要的意象来源和表现对象，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情感的表达普遍存在在各民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信仰及文化习俗中。从各民族早期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其他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的形式和最高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都处在同一层次上。”[3]然而，自然意识不等于生态意识，传统文学中对自然和生态的书写，不等同于今天的生态文学写作，因为这样的写作还缺乏一种全面的生态理论思想基础的支持，还不具备自觉的生态写作立场和现实生态危机的迫切语境，它的写作是在自然未受大的污染破坏、自然与人关系整体处于和谐的背景中展开的，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生存智慧和关于自然生命的情感表达，生态意识只是作品内涵的一个构成，或是一种精神的向度，没有提炼和上升到一种写作的立场，更缺少对文化的整体思考，思想基础和现实背景与生态文学写作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题材和内涵的挖掘上也狭窄得多。
从现实背景上看，20世纪生态文学的出现是以生态科学的发展和现实自然生态灾难的显现为背景，较之于传统的生态意识，今天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认识既是生命体验的结果，也是理性和科学认识的结果。现实生态的巨大破坏已经直接对人类和生命的存在产生了危害，人类在大自然中的生存受到威胁，甚至由于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大自然已经丧失了为生命提供支撑的能力，成为没有生机的污秽和苍凉之所。因此，自然生态的保护成为今天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从人类生存方式的总体态势和人类的内心情感观念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疏远，人类生命体验中自然的缺失使大自然与人类的生命一体感正在消失，自然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神圣感和异己的外部环境，只是一个为人类提供资源的客体对象。更重要的是，当人类试图恢复大自然的生机、活力，唤醒人类已经沉睡的自然记忆时发现，在自然生态走向险境的过程中，人类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是由于被物质和欲望左右的人忘却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丧失了对自然的一体感和家园感，疯狂的攫取、盲目的开发、过度的享受，人生的价值被错误定位，人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生态和谐相疏离，才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如今，支撑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的自然生态在恶化中日益丧失了对生命养育、呵护的能力，甚至成为外在于人的可怕力量来回应人类对它的恶行：荒漠化的草原、干涸的河床、漫天的沙尘、僵硬的泥土、污浊的江河、光秃的山地、肆虐的台风、正在消失的动植物、被污染的空气和食品……作家的目光被刺痛了，内心涌动的激情被愤慨充塞，他们的书写姿态迫切而真诚，悲悯的情怀指向所有的生命，话语的锋芒指向对人类文化的反思，目光超越个体的悲戚而投向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是站在当代生态科学话语和生态文化整体上的写作，他们以鲜明的生态立场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视野。
当这类写作在20世纪以自身的存在开启了创作的新局面后，人们试图想通过专门的界定概括出这种写作与传统写作的区别和其所独具的特征，开始用具有特定内涵的术语为它命名：“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生态文学”、“自然书写”、“自然文学”、“绿色文学”、“人与自然写作”……在中国，创作者和研究者似乎不太统一：研究者基本认同“生态文学”这个术语，如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都使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批评”。而作家似乎更习惯用“环境文学”这个术语，如目前的“中国环境文学丛书”、“中国环境文学协会”、“中国环境文学奖”，等等。尽管其内涵指向基本一致，但笔者却认同“生态文学”这个术语，因为“环境”一词带有明显二元论的意识。著名的生态批评先驱格罗特费尔蒂敏锐地意识到二元论思维的危险。她在其新近著作《生态批评主义读者》（The Ecocriticism Reader）的序言中说道：“因为‘环境的’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暗示着我们人类被非我族类的一切事物、被环境包围着。相反，‘生态的’则意味着彼此依赖的群体、结为一体的系统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4]
因此，“在目前纷繁混乱的术语使用中，有一个趋势却是明显的，那就是：由于‘生态批评’已经获得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可，加之人们对生态思想的要义理解得日趋清楚准确，并逐渐认识到‘环境’这个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开始使用‘生态文学’这个术语。”[5]厦门大学的王诺老师在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中通过对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的考察和研究，进一步规范了这一文学形式的称谓。其实，命名争议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创作思想的混乱和理论认识的差异：“没有一种文学是没有立场的，重要的是它站的是什么立场。”[6]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作家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站在各自的立场来描述社会的面貌，然而，一旦作家的思考和表达是站在自然生态危机的现实中展开，作家的写作已经融合了当代生态科学关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原理，认识到了自然生命竞争的法则和食物链等依存的相关性，并进一步由自然生态危机展开对人类文化和科技文明的反思和批判，那么，这样的立场和角度就是生态的。这样的写作超越和突破了传统文学关于自然和生命在一般意义上的描写，注入了当代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知识和观念。因此，“生态文学”一词最为恰当地概括了这一创作取向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并从时间上避免了混淆，同时也更具科学性、包容性，指向明确清晰，它突破了环境文学的范畴，上升到人与自然的普遍关系和人类文化反思的层面。这里，新思想立场的确立和新名词的诞生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这是文学创作思想的变革，也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映照。
“文学是一种价值追问，探索、展示价值迁移，引领、参与价值重塑是文学的本体命义。批评是对价值的价值批判，对思想的思想反思，应当用价值的力量为文学命名。”[7]立场的确立直接影响到作家题材选择、主题开掘、情感态度和审美取向等创作因素，站在生态立场写作的作者，必然把生态保护、环境危机等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旨，通过各种叙述策略和表达方式在文本中传达自己的生态思想，为自然和生命的价值呼唤，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的追忆、奋斗和守望来感动、激发大众的生态意识。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获得的是与自然生命惺惺相惜的情感，打开的是关于生命与存在共振的世界，在自然的脉息和生命的跃动中感受到万物一体的生命活力，在诗意中澄明生命的尊严和存在的本质，引领着我们重新回归到大地和自然中。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学是穿越遗忘之乡返回存在之乡的写作。
当然，生态文学不等于文学和生态的简单相加，它的立足点并非生态科学，“生态”一词也不能和“环保”、“自然”、“绿色”之类的字眼等同起来，生态较之其他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就“环保”来说，环境保护是生态构成的主要内容，环保的目的是维持整个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因为只有保护好人类和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自然），人类和生命的存在才有前提和基础。生态学（Ecology）和环保学（Environmentalism）的联系非常紧密，生态诉求和环保运动的主要着眼点都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遵守和维护生态的动态平衡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因此，环保运动也常常成为生态运动的主要表现方式，在生态思想观念的确立过程中，环保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生态的内涵较之环保要大得多，环保的理论是建立在生态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希腊语中，生态指的是生存居所与持家之道，而现在大多数人说的只是外部环境。其中的偷梁换柱在于，将一种包含伦理、家政在内的自然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具性的环境外壳。这样一来，环境就成为达尔文所说的，只是‘独立于人类及其他物种之外’的存在。”[8]生态立场指向的是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活方式，它不仅是对现代生态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把握，也不只停留在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关注上，它还包含着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仅是一个环境事件，更是一个文化现象。生态问题不是单一的，它打破了自然与社会的分离，超越了局部的文化现象，在自然情感和自然观念中清算人类对自然罪责的同时不断唤醒人类的失忆，寻求新的出路。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自然伤痕累累的身躯已经无力负载人类强加给它的巨大压力，它憔悴不堪的模样似乎在悲怆地向人类发出无声的控诉。在人们对自然与人等环境问题的反思中，生态学突破和超越了自身的学科类别，成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在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普遍的学理基础和依据。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不断为其他学科与生态理论的结合提供了支持，因为“生态系统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大自然不可以简约为独立和分离的部分的总合。相反，整体不是由单个的生命组成的存在或有机体，它是一个由生命和非生命成分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集合……一个系统的结构就意味着该系统中诸多部分如何关联。”[9]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认为，大自然具有自己的运行节奏，所有的群落、社会的生息都遵循着某些庞大的、在自然中无处不在的节律，植物群落，如森林、草原、灌木、植物结合体等，只是气候及其他存在于自然中的或大或小的节律的生态产物，否定自然和其他生命的存在，也就等于把人自身的存在连根拔起。生态学的拓展不仅让人们对生命的关怀从人类扩展到动植物和大地等整体存在之中，重新赋予了自然情感的合法性，而且引入了人类行为的反思和文明批判的因子，“生态”一词也成为包容着绿色、生命、自然、和谐、环保和自然与人、生命与环境、精神与物质等一套完整意义的观念系统。生态学者大卫·铃木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增强我们对“生态”一词的理解：“今日我们看到新思维——生态学——的诞生，它将世界视为关系网络，而非分离的各部分。一般人想到树，总是认为它就是矗立于地面的绿色或棕色之物。如果我们把埋在地底的根算进去，它就构成了‘一棵树’吗？吹拂树的风呢？支撑树木成长的土壤呢？肥沃树木的昆虫呢？帮忙汲取养分的真菌呢？与它共生的一切生命形态呢？树木的存在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体，还是各种连接关系所构成的‘存在过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正确答案，因为树木模型就算惟妙惟肖，我们还是一眼就可看出它不是真正的树！真正的树远超过文化与科学的定义，生态学家的工作就是收编科学语言，为我们勾勒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图像。”[10]
到了20世纪，由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的深化，生态学几乎涉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同时也几乎被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纳入自身研究的范畴之中，形成了很多生态学的分支学科，这是因为生态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以普遍借鉴的观念。其中，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从而使生态文学的写作得以建立在更加开阔、坚实与深邃的理论视野之上，毕竟“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生态学出发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生态学还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对待自然，它是以向自然索取为前提的，因而对自然的保护是有限度的。只有在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的高度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何以可能，这就需要有一个哲学的解释，也就是说生态美学需要有一个哲学基础，以便从根本上说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主体间性，只有主体间性哲学才能为生态美学确立一个坚实的基础。”[11]
因此，作为在生态时代和自然生态危机境况下的写作，生态文学作家在继承传统文学关于自然意象的生态内涵和对自然生命的原初情感的同时，从早期基于人与自然总体生态和谐背景下的环境书写过渡到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对立冲突语境下的生态书写，这是一个从自然到自觉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科学和相关的哲学、伦理学、美学思想深化了作家对自然生态问题的理解，现实的生态困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生态文学写作力求寻找到与大众交流契合的通道，让大众聆听到自然和生命发出的低语，感悟到作者对存在的领会，让文学在现实与心灵之间自由地穿行。这种写作，不仅是言说姿态的调整，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是对世界的态度和方式的根本改变。被遮蔽的存在和缺席的意义的重新走上前台，支撑存在和意义的自然和生命的价值构成了其意义的深度。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书写，是基于对现实生态的朴素认识、对生命和自然的神秘不可知、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自然生态还处于不受人类干扰的自为状态的创作背景下，与今天受到人类掠夺和破坏后陷入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人的物质需要空前膨胀，因科学的进步而自大，对自然和生命缺乏敬畏感激之心状态下的写作背景完全不同。早期的生态意识往往和信仰习俗连在一起，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是建立在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性认识上，更具超越性和精神性特征，有关神性自然和生命的话语多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生态意识大多混杂在其他声音中。而浪漫主义的出场虽然不乏对城市文明和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态问题的批判，但作家写作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的不适应和失望的逃避而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之境，在根本上还不是基于生态问题的认识关注，也没有现代生态科学关于生命一体、动态平衡、平等和生态链等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对大自然的歌咏主要是出于对人类情感的转移和寄托，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中对生命和存在的歌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浪漫者“他们意在使生活诗意化。他们并不反抗生活的不公正，他们只反抗生活的散文”[12]。大多数作家只是由于个人生命的有限以及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使他们常常陷入忧郁与怀乡之中，想要以有限的物质生命去追求和超越无限的精神生命，从而寄情于山水田园，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他们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批判更多的也只是停留在表象上。而今天的生态文学写作则基于现代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和环境问题等基础之上，是现代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激化的产物，其生态意识源自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理性认识，作家在陈述和质询生存情境和事件中，通过对生活的细节和场景中蕴藏的大量生存信息，强化作者对现实的敏感和关注，创作直接指向破坏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的生态问题和在背后隐藏的文化痼疾。生态文学超越了个人自我的视界，把目光投向所有生命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长远图景，在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审视中通过敬畏生命和感激自然实现了对自然生命的礼赞，对人类存在的自然生态的呵护和人类精神生态的重建，因而生态文学写作与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化的建构是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向文学的渗透实际上昭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诞生，预示着与之相对的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之间明显的差异和冲突，它是生存观念和我们认识世界、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改变。生态文学的出现不仅是文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思想的深刻变革，它将审美和思辨的目光转向了自然、生命、存在，延伸和打破了我们业已熟知的很多习惯和思维方式，用生态的眼光解读荒野、解读自然、解读生命，赋予自然和非人类的生命以权利。因此，只有当作家的创作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指向生态，而且其创作背景是居于现实自然生态危机，理论和思想依据是建立在现代生态观念基础之上，写作立场是极为鲜明的为处于生态危险中的世界而写作时，才能命名为生态文学。
所以，生态文学直到20世纪末期才获得对自己的命名。它并非是一种传统写作，生态文学是文学写作和历史现实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它的命名方式可以让我们把生态文学和非生态文学、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和现当代生态文学写作区别开来。命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更直接地了解事物的特性，把事物带到我们的面前，因为命名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通过命名，事物才获得自身的身份，方能呈现出自身的独特面貌。命名并非可有可无，也不是附庸风雅。在21世纪这个生态的时代，似乎任何事物都可用“生态”或“非生态”来加以限制和修饰，这固然可以看到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普遍警觉，但我们同时也要小心这个词的滥用，小心“生态”这个字眼对生态的欺骗和遮蔽。时下已经有很多人因为“生态”的被滥用而把生态的内涵简单化为原始、自然或片面扩大到无所不及的领域。因此，我们首先要通过命名来展开对生态文学的理解。
作家们正是在现实的生态灾难和各种生态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自觉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以文学的名义加入生态灾难的探索和拯救中。因此，笔者认为获得命名的生态文学写作是在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和生态哲学思想的介入和影响下站在生态立场上的写作；仅仅描写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无论是文学视野中的生态之思还是生态视野中的文学表达，生态文学都应是文学与生态的自觉融合，其落脚点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生态问题。如果创作的立足点不是站在生态的立场上而只是在写作中具有一定生态向度或涉及生态保护的话题，那不是真正的生态文学。当然，既然关于自然生命写作的传统古已有之，文学史上也不乏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因此从生态文学获得命名的依据上看，它既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也得益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态意识的积淀，更受到18世纪以来生态科学和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启示和影响。尽管有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生存与环境的关系等并非只是现代才遇到的问题，尽管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湮灭和历史的动荡都和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污染的程度和速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当生态的局部危机扩大到今天全球性的危机，并继而扩张到社会和精神生态的危机，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态问题决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本质话题。生态的危机，更是文明的危机时，生态话语也就成为普遍的时代话语，渗透到政治、宗教、哲学、道德、法律、经济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成为普遍的艺术话语，表现在文学、绘画、建筑、影视等各种艺术中。尤其是作为人学的文学，可以通过文学语言全方位地从人类生命存在体验和审美感受等角度来探寻这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自然成为生态思想和情感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之一，生态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命名的可能。
文学表现的题材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说，文学没有不涉猎的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单独对生态的文学书写命名呢？“为一个东西命名就是创造‘身份认定’，名字显示东西的价值，说明它的功能，赋予它生命，让它和其他所有东西有所区别。在某个程度而言，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当我们在拥挤的房间里听到有人呼唤我们的名字，似乎觉得那几个字就是我们！语言编制了存在的世界，赋予所有的东西意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刀，如果我们把森林称为‘木材’、鱼儿叫做‘资源’、野地叫做‘原料’，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就会是如此！”[10]生态文学不仅是涉及生态题材的写作，它作为作家主动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其中还渗透着作家的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生态伦理和生态的焦虑，更渗透着作家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它是存在之思中的诗意言说，或者说是生态之思的诗意昭示。“生态文学家和生态研究者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大错，才导致如此之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自然与人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自然？人类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才能有效地缓解直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才能保证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持续生存？”[5]现代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不仅是对传统生态意识的继承，更是超越和重构。在现代生态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中，生态思想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在文学中从人类对世界的生命体验中展开，在审美的激荡中通过审美关照沟通自然与人的关系，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生命的脉息和律动，进入生命一体的共感中，人与宇宙、自然、生命共往来，人们的心灵得到自由和解放，让沉浸在物欲享乐和被科技霸权引向生态蒙昧的人们有所领会和觉悟。“不仅在个体层次上，而且在属的历史层次上，艺术也许都是最显而易见的‘被压抑物的回归’。艺术想象形成了对没有成功的解放、被抛弃的诺言的无意识记忆。”[13]因此，获得命名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5]的文学。当然，这一定义也许还有待完善，但它基本上概括了生态文学的内涵。这样，生态文学在新的文化视野中进行文学性表达的同时通过继承和整合其他生态话语的合理内涵，成为生态思潮的重要产物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获得了自身命名的同时也显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
梭罗和卡逊可谓是早期生态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梭罗的写作正是大自然大规模遭受人类暴行开始的时代，梭罗最早感受到了这种破坏和践踏即将带来的危机，并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作品表达了他对自然生态恶化的忧虑及他对自然生命依恋、沉醉、感激、敬畏的情怀。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缅因森林》、《科德角》等作品完美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最为亲近和细致的了解。跟随着他的足迹，一幕幕大自然简单、真实而动人的图景让读者的心灵激荡，与自然一体、简单而美好的生活超越了物质和欲望对人的束缚。梭罗带领我们直接进入森林湖泊、高山峡谷、荒野海岬的最深处去体会大自然生命的韵律、丰富、无私、力量和舒展，他对自然的热爱建立在他对自然最直接的了解上，他把自己的生活融合在自然中，通过躬耕自食的简单生活享受着自然的化育和与其他生命为邻的生活，同时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和破坏中忧心忡忡。尽管梭罗的生态思想还处于感性阶段，很多看法未能超出超验主义的范畴，但他对自然精神的领会和审美发现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的反思和实践成为生态文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生态文学的先驱。
西方经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短暂恢复和重建得到了快速增长，在疯狂开发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在历经四年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在这部作品中，卡逊用充满忧患之情的语言向无知的大众讲述了DDT等杀虫剂对生物、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在宣传生态污染和危机意识的同时质疑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寂静的春天》或许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其生态启蒙的作用是极为重大的，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带来了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启，卡逊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真正从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角度创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