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经常来往于繁华的城市和偏远的山村之间，我常在闲暇之余细细回味城市和乡村带给我的不同感受和体验。城市的忙碌、拥挤与它的丰富、便捷是相对应的：霓虹闪烁的大街，往来的人群车流，摆满各类商品的店铺，医院、图书馆、影剧院、车站、机场、公园、宾馆、餐厅、大学、幼儿园，还有机器的喧嚣、昂贵的住房、冷漠的面孔、细致的等级和分工、各种各样的污染……充满机会和挑战、欲望和诱惑、竞争和压力，这是城市的风景；而山村的单调、闭塞与它的宁静、质朴同样是相对应的：山林小溪、田野菜畦、炊烟繁星，乡里乡亲的亲切、顺应着农事时令的悠然，同时也有贫穷的处境、生计的艰难、落后的医疗、卫生、交通、教育……
为了收集民族民间文学，我常去少数民族地区寻访那些民间歌手和艺人。生活在云南南部的普洱和西双版纳一带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民族个性和信仰习俗。他们居住的村庄散落在大山、河流的深处。和内地发达地区公路两旁那些整齐划一的新村不同，它们仍旧保持着乡村一直以来的随意、活泼。那些村落，是你去过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地方。
去得最多的是那些佤族山寨。我和同事的到来，常常成为山寨的一件重要事件，因为在这样不通公路又没有什么“风景”的地方，一年中来访的城里人是很少的。在这里，到处是庄稼、树木和杂草，路很窄却很多，通向每户人家和他们的田地。人们似乎都是从泥土中翻滚出来的，无论是衣着还是他们的肤色。冬日的早晨，他们喜欢在自己家的掌楼上晒太阳，和他们家的狗和粮食一起。时间是在阳光下的劳作和火塘边的聚会中度过的，全寨人在某个时间里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一家人的事也常是全寨人的事。只要远远打个招呼，我可以随意进入某户人家的竹楼喝酒、吃饭，当然，这里的饭食不可能和城里酒店餐桌上摆放的东西相比。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吃饭。一大群人就围着一土锅的红米饭和一碗炒过的酸腌菜，每个人都吃得很香。我也不例外。我喜欢在夜晚走出咯吱作响的竹楼，在山脊包围的山村中静静地眺望满天的繁星。山村的夜晚格外安静，你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吸和来自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如果是春天，山寨里会由于节日、空气、嫩叶和花朵的关系增加很多让人高兴的气息。
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他们脚下的那一块土地，就是他们的族人和朋友，是祖辈留下的神话传说和那些必须恪守的传统规矩。他们参与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生活的必需品而非积累财富。他们也并不太关心吃什么、用什么，但他们在意大自然的变化，在意相互交往的礼节，在意神灵的祭祀和禁忌，关心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寨子里到处看得到奔跑觅食的鸡、鸭，用眼光细细打量我的狗，低头走路的牛和哼哼唧唧的猪。它们可以随意在道路和房前屋后撒野，这里也是它们的家而不只是圈。我在这样的地方听到了来自他们祖先和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歌谣。在他们的歌声中，我发现了那个所有的存在都会说话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人只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存在，人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全靠神灵的庇佑和动、植物们的帮忙。这何尝不是我们生态话语中关于敬畏生命、感恩世界的另一种表达。这是活在生活中的文本，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才能有这样的歌手和听众，它和我多年来学习中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文本都不一样。我们日常阅读的大多文本是写在书本上的，只和趣味有关、和知识有关、和消费有关；乡村流传的口述文本却与大自然和生命有关、与他们族群的历史和记忆有关，与他们的文化和信仰有关……
我在乡村简单的世俗生活外发现了他们丰盈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节庆和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他们会把情感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尽管他们非常贫穷，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饶的，他们随时都会用歌舞来表达心中的感情，常常在集体的狂欢中恣意挥洒生命的激情，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豪爽、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感恩会时时感动着你。你能看到那些来自心灵世界支撑他们生活的文化根基，他们的很多节日和祭祀活动都与农事有关，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甚至和一棵树、一种动物、一个山洞、一个湖泊有关。我在懂得尊重他们传统的同时，也学会了尊重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不仅保持了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亲近，也保持了生命的自信、从容和盎然的诗意，我们不能用城市生活的标准去衡量评价他们。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城市和乡村处于不同的生态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城市与乡村有不同的性格，他们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当我们对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活没有真正作为“我者”的身份参与建构时，对乡村任何善意的改变都有可能带来他们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和传承场域链的失衡、中断。一旦没有了存在的幸福感和家园感，乡村生活就有可能成为不堪忍受的噩梦，如同有人无法承受城市生活的速度和挤压一样。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我经常听到关于老百姓不懂科学闹的“笑话”。比如，有个佤族老乡去乡里领化肥，但他故意把袋子戳了个小洞，然后背着化肥往寨子走，最终是化肥都撒在了路上，而老乡则留下装化肥的袋子留做他用。还有就是把扶贫办给他们送来的稻种煮了吃，把种鸡、种鸭宰了吃的。其实，这并非完全是文化的保守和惰性，也与贫穷没有太多关系。在他们的观念里，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并没有多少意义。为什么要向大地索取那么多的粮食呢，够生存下去就行了。祖辈留下的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还未远去，他们的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仪式和禁忌，这些仪式和禁忌让他们心中充满感恩与敬畏，在乡村山野中蕴藏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对他们而言，那是‘生于斯，养于斯’的家园。他们把树视为神，把山视为神，把水视为神，把祖先视为神；破坏生态就意味着亵渎神灵。”[1]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是相对封闭而自足的，只要外来的力量不把这种平衡打破，幸福仍然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因此，在这种与现代文明进步相悖的现象背后，“我们可以稍显宽慰的是，虽然原生态的村落生态无法走到历史政治的前台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所作为……它紧紧将人民与土地，宗教与生态，情感与认同‘捆绑’在一起，惨淡经营自己永久的家园。”[1]这让我想起了影片《上帝也疯狂》中所讲述的故事：在非洲一个未经开发的地方卡拉哈里，当地居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简单自足的生活。一天，一个从天而降的被飞行员扔下的空可乐瓶子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以为这个带给他们很多方便用途的瓶子是上帝送来的礼物而互相争夺。最终，他们决定将这个带来争斗的邪恶瓶子送还给上帝，从而通过他们中的一员展开了原始和现代两种文明的冲突和对话。影片中充满了因为两种文化的冲突带来的可笑场景，然而到了影片的结尾，相信没有观众会认为卡拉哈里人封闭简单的生活没有现代人生活得幸福，或许还会得出相反的答案。但这样的拒绝只可能在绝对封闭的状态下。在当代社会，“要毁灭这一切，也非常简单，一条水泥路就够了。因为除了这些蒙昧的人和神之外，谁都知道，在文明的进程表上，这一切已经被毫无疑问地判为落后了。因为随着这条道路而来的一切都坚信，他们的到来，是对这个旧世界的解放。”[2]然而，无论怎样发展，也不管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贫瘠的土地、污浊的河流、贫寒的生活、肮脏的环境、忙碌辛苦的状态、没有鸟语花香和动物奔跑的乡村，不是能让人向往的乡村。
如今，城市和乡村的联系通过乡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打通了。山村里很少有年轻人的身影，他们都到远处的城市打工去了，祖辈的生活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山村的精神，那个充满神圣和敬畏的灵性世界已经在他们的教育中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彻底“祛魅”了，尽管他们仍然不失山村赋予的质朴、隐忍、乐观、简单和豁达。乡村的年青一代大多从小在学校寄宿学习，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因为缺乏来自生活的体验而日渐疏远，田园和山野不仅不能带给他们美好想象，反而成为他们通往他们企盼的幸福生活的阻滞，乡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产生太多的情感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山村物质的匮乏、生活的单调和信息的闭塞使他们不能安心待在家乡，但教育程度的限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又让他们的打工生活充满艰辛和焦虑，很难融入外界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人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乡村的宁静、悠闲和个体劳作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和外来文化让他们产生了无限的神往。在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中，由于对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缺乏了解和适应能力，很多时候他们会陷入迷惘、困惑。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要承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的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艰难度日，做最脏、最累的工作，得到很低的报酬。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他们无法真正走进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永远是边缘人。他们贫穷，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开垦自己的希望，必然要受制于人，有限的文化视野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走不出小我的天地，不可能有高视阔步的精神境界，一旦厄运降临，就只能悲天悯人。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们习惯了封闭、独立的处世方式，缺乏与城市沟通的能力，甚至在城市中处于一种自我封闭和隔绝的状态，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而不少城里人在潜意识里也包含着对这个群体潜在的防范、不屑和敌意。他们在城市里打拼，生活在异乡的寂寞与生命的空虚，使肉体和心灵承受着双重的重压。从打工中他们看到了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希望，但也从打工中体验了屈辱与无奈，这是如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的一种常态。这些年轻人在疏远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再能体会到长辈们平和、满足和自豪的心境，没有了对乡土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了族群认同的民族传统和记忆，它内部的成员必然会陷入无根的焦虑或在漠然中慢慢消解自己族群的特征。他们中有的人经过打拼后留在了城市，每年春节之际他们大规模的返乡带给乡村许多的外来的冲击。他们中也有一部分重回山村，也相应地带回了他们所接受的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对城市和乡村都充满矛盾的情感。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哪怕在最偏远的山寨，你也能看到电视、手机、DVD，看到化肥、农药，看到开始有水泥、钢筋盖建的房子，看到卖各种商品的小卖部，看到穿着牛仔裤、染着头发的年轻人。当然，这样的变化总体上对大地、对天空是没有损伤的，它带来的是山村传统文化习俗的日渐衰落，带来的是心理的巨大失衡和反差，因为商品经济激活了竞争意识和对财富的欲望，传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必然受到挑战。今天，这种巨大的文化裂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原来习惯务农的农民或从事山地作业的山民开始了讨价还价的商业‘练摊’。人们对这样‘革命性’的变迁未及评估、认识就已置身其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村落生态的命运还来不及警示与警告，事情和事件已经发生并加速进行。”[1]现代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通信传媒、扶贫改造等都正不断改造着乡村曾经充满神性的土地，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信仰体系都面临着冲突和选择。在那些古老的乡村，传统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是构成他们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传递着他们世代获得的精神信息、价值观念和情感方式，是使他们得以成为他们自己的身份标志，而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正不断吞噬着他们的传统，他们心中的信仰会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动摇。“当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些咒语和巫术套语、没有灵魂的技术或一些空洞的词语时，保持社会结构平衡的力量和过去矢志耕耘故土的赤诚之心会丧失殆尽。最基本的亲密情感丢掉了。”[3]
事实上，今天的乡村早已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避难所了，由于缺乏当代生态思想意识，他们几乎没有防范和抵抗生态恶化的能力，一旦遭到生态污染和破坏，他们没有任何应对能力，只能默默承受。“原始时代人类生活那种简单朴素、不加掩饰本身，至少具有这种好处：它让人类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4]倘若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完全隔绝，那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以他们的“野蛮”、“落后”去交换今天的现代文明。只要我们不去侵扰他们的世界，他们仍然可以按照过去古老的方式获得他们的幸福、安宁。然而，面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入侵，他们无力甚至也不懂得去反抗，更不知道这些从城市中生产出来的“好”东西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土地山川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他们太善良也太无知，因为他们的经验都是从大地、家园和生计中获得的，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潜在的破坏与伤害，不在他们经验意识的范围之内。乡村的偏僻落后，竟然成为很多不法商贩倾销劣质商品的目的地。我见过很多山村小卖部里摆放着伪劣的产品，听过很多山里人被商贩蒙骗的故事，为很多乡村开发的盲目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担心忧虑。山里人的单纯和隐忍，使很多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在乡村和城市的文化落差中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有污染的环境中工作而直接和污染物打交道，他们生活在城市受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于是，在不和谐的社会生态中，乡村和乡村人处于最弱势的生态位。很多时候，城市人对乡村田园诗意的憧憬中，已经过滤掉了乡村景色中那些不那么自然生态的地方，与现实乡村生活拉开了审美的距离。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所描写的记忆中的故乡与故乡人及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失落和怅惘的情怀。无论如何，乡村始终是城市人可以远眺的审美乌托邦，但对于从未走出山里的乡下人，一旦他们的家园不在，何处又能给予他们些许的安慰和寄托呢？有一首凄凉的巴西民谣这样唱道：“我们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家园，像真正的乞丐一样到处游荡，没有了黑夜的城市在扩展，魔爪伸向了四方，我无处立足，又重新流浪。”或许这是乡下人来到城市中普遍的遭遇和感受吧。城市和乡村的壁垒被打破本来是值得我们庆祝的事，但如果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和教育文化的因素让这些边远乡村的百姓不能享受到他们可以看得见的城市生活，只能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之中，甚至还要为这种所谓的发展牺牲他们原来美丽的家园，他们的内心还能从容和舒展吗？他们不会感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和内心的巨大失衡吗？他们的幸福和满足还有现在这么多吗？弗洛姆就说过：“即使生活在这个经济制度下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拥有远远超出他们可以用的东西，他们仍感到贫困，因为他们赶不上生产或生产众多商品的脚步。这样的情形刺激了诸如嫉妒、贪婪的消极作用，最终产生了一种内心虚弱、自卑与无能为力的感觉。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只是建立在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5]没有了精神信念就会使行为失去规范，在没有禁忌又缺乏自我保护和长远意识的情形下，乡村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要受到破坏都是非常容易的。
当然，城市的生态系统较之乡村生态要更加复杂和脆弱得多，一旦发生生态灾难，城市由于巨大的人口密度和财富的集中，其损失自然要大得多。其实城市和乡村都属于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彼此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应该是相互补充的：离开乡村的城市是不能存在的，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基本的生存资料，乡村还成为很多城里人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同样需要大量来自乡村的劳动者。然而，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城市没有在自己的发展中给予乡村应有的回报。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发展未必是把“双刃剑”，关键是人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自己的传统，如何为自己的传统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失去了族群认同的民族传统和记忆，它内部的成员必然会陷入无根的焦虑或在漠然中慢慢消解自己族群的特征。对广大的边远山区农村，他们面临的首先是生存的问题。随着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持续增长，很多乡村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甚至艰难得已经没有尊严。如果他们在贫穷中再失去自己的文化根基，那他们的生存必然更加痛苦，在这种严重匮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陷入更加紧张、对立的状态。毕竟，对自然生态有着直接依赖的传统农业生产和与传统生产方式保持同一性的乡村山寨文化来说，一旦他们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改变。尽管在这个变化的历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努力维护自己的传统，为守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努力。在人类历史上，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的例子不在少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用了很多例子说明自然环境与民族性格、艺术思维、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关系。而恩格斯则直接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每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血、肉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6]因此，守护我们的家园生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稳定，不仅是在守护我们的生命，也是在守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
所以，在广大偏僻的山村普及生态知识和生态思想观念就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再让乡村自然生态重蹈城市生态的老路，更不能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垃圾场和城市发展所支付环境代价的替罪羊，尤其是在污染和危害以缓慢、潜在和次生的方式发生时，广大乡村的人们更要具有生态保护的自觉意识，对危害拥有知道的权利。乡村生态是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文化生态的和谐都离不开乡村生态的和谐，我们应当在弘扬和发展乡村传统生态智慧的同时加快乡村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思想的宣传、教育。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生态文化的现实语境下，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路途中，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是与发展、富裕等一样值得深思的话题，只要社会还存在城乡、贫富等方面的极大反差，只要弱势群体还存在，只要个体生命还局限在自我奋斗的狭小空间，只要人的需要和现实之间还有距离，关于生态和文化思考的意义就不会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