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猎头习俗被废除的过程可能更说明问题。古代佤族的分布范围比今天大得多。秦汉时期今云南境内不同地区佤族的先民先后进入中国版图，汉族文化也逐步在佤族中得到推广，佤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互相联系、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佤族的分布地域也逐渐收缩，并最终形成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一带的聚居区和零星的几个散居区。在与其他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佤族早已不保留猎头习俗。在中国境内的佤族聚居区，猎头习俗的彻底根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完成的。新中国建立初期，西盟县的佤族村寨砍人头祭谷子的事件时有发生。地方党委根据省委指示，对佤族的头人进行耐心说服，并调解过去因砍头而形成的世仇。政府还帮助佤族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创造破除旧俗的有利条件。1953年3月，云南省组织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西盟佤族大头人岩坎也参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了参观团。在宴会上，毛泽东主席跟岩坎交谈，问他说：“听说佤族现在还杀人祭谷，是吗？”岩坎回答说：“是的，这是我们阿公、阿祖传下来的老规矩。”毛主席又问：“能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呢？”岩坎说：“不行。只能用老虎，但老虎很不好捉。”毛主席笑了，说：“这事还是由你们民族商量商量，最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岩坎回到阿佤山，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并和佤族的其他头人、群众进行讨论和协商。砍头祭谷给佤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经过政府的宣传，他们对这一习俗的危害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人民政府大力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开垦新田，推广牛耕、施肥、除草等措施，使得佤族地区的粮食产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人头祭谷和庄稼丰收之间的天然联系被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结果，佤族人民自己起来改变了砍人头祭谷的老规矩。先是用猴头代替人头，后来又用鱼头或鼠头来代替。到了1958年，佤族彻底根除了砍人头祭谷的习俗。
三、猎头习俗和猎头神话的社会功能
猎头习俗的长期保存依赖于这种习俗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猎头习俗所进行的解释和再解释相联系。
伊班人猎头习俗的最大功能在于协调伊班人世界中的对立因素。男人与女人、太阳与月亮、善与恶、生与死都是对立的。此处是生者世界（dunya），彼处是死者世界（sebayan）。伊班人神话说，名叫庞唐拉嘎（Puntang Raga，字面意思是“突破”）的神教导一个名叫塞拉坡（Serapoh）的文化英雄埋葬死人，还教他为死者哀悼一段时期，而只有猎得一个人头，才能让死者离开生者世界到达死者世界。猎头活动有助于保持对立因素之间的平衡。“人头”代替死者的“生命”。人头的“抓获”保证了死者的“解放”，当人头被带进来时，死者就出去了。死者进入死者世界，就在生死二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实现了人转化为雨露的第一步，而雨露为谷子提供营养，谷子又为人提供营养……神话表明，伊班人为了让本群体中的死者转化为滋养庄稼生长的雨露，所以猎取其他群体的人头来祭祀本群体的死者。
在伊班人的世界观中，伊班人才是真正的人，其他民族则被视为非人，是伊班人的敌人和猎头的对象。猎来的人头被迎接到伊班人居住的长房的梯子边，就像过节时欢迎客人一样。然后，头颅被放在柳条筐里，挂在猎头者房间外走廊上的显著位置，既证明猎头者的勇敢，也对头颅的灵魂表示敬意。猎头者善待头颅，头颅也保佑猎头者和他的家庭。所以猎头行为实现了非伊班人从敌人到保护神的转化。
一般认为，西盟一带的佤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仍然保留原始社会的残余。由于社会分层不甚发达，所以，腹心地带的佤族社会就本质而言还是一个平等社会。
佤族神话对猎头习俗的起源有多种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即与平等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关。在没有成文法和执法机构的社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又被人们所认可的习惯做法就充当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作用。同姓不婚是佤族婚姻制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有利于减少同姓（同氏族）成员之间的争斗，有利于内部的团结。为了强化这个原则的约束力，佤族神话即说猎头习俗起源于对同姓相爱、同姓通奸的社会成员的惩罚。即使发展到了家长奴隶制阶段，佤族仍然借助猎头神话来威慑不听话的奴隶，所以就有神话说猎头习俗起源于对通奸的养子或同姓相爱的奴隶的惩罚。
平等社会中虽然有头人之类较受尊敬的人，但他们缺乏使用公共资源、规范他人行为的权利。平等社会中的群体活动都是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西盟一带的佤族社会中，魔巴是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魔巴的声望来源于主持公共的和私人的祭祀活动。佤族猎得的人头，要经过魔巴主持的祭祀仪式才能转化为村落平安和幸福的保护神。拉木鼓、砍牛尾巴是祭祀人头的重要手段，这些活动和仪式都是由魔巴主持的。魔巴借助猎头习俗强化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群体的生活知识和宗教知识了解不多的其他男子，很难在这些方面成为魔巴的对手，但他们却可以使用自己的勇气和武力，通过猎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猎头习俗为佤族社会中的普通男子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猎头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村落的集体活动，需要群体的协作和组织。村落头人于是也在猎头的过程中为自己的执政能力找到了发挥空间。
以猎头、拉木鼓、砍牛尾巴为中心的狂欢与舞蹈，为群体成员创造了宣泄情感、释放压力的舞台，也更新和维护了群体凝聚力。
伊班人社会中的豪强则是开拓者、种植能手和战争领袖的三位一体。作为开拓者，他要能够带领本群体与其他人争夺适合耕作的土地；作为种植能手，他要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谷子，因为谷子是生存的根本；作为军事领袖，他首先就要猎得人头证明自己的勇气。猎头与开拓都和伊班人与其他群体争夺生存空间有关。
在不同民族群体共同生活而又彼此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猎头活动也发挥了威慑其他群体、赢得心理优势的功能。佤族在自己的历史传说中总是强调他们曾经住在坝子里，说他们的头人曾经是地方的行政官员。实际的历史情形则是佤族多半住在山上，受傣族或汉族的土官或流官所统治。传说与事实的矛盾衍生出关于猎头习俗成因的普遍说法：傣族或汉族把煮熟的谷子借给佤族当谷种，佤族种下后不出苗，傣族或汉族又把未煮过的谷子给佤族当种子，并要求佤族砍人头祭谷子，谷种出苗。另一种说法是，佤族原本住在坝子里而傣族住在山上，在借谷种的过程中，佤族答应与傣族交换了住地。佤族关于猎头的神话和传说把这种习俗的起源归因于欺骗与报复，神话和传说的讲述者不仅在自己的后人面前留住了因丧失（记忆中的）平坝而丢掉的自尊，而且也为民族关系中曾经存在的对立状态找到了理由，为佤族对汉族和傣族进行的猎头活动作出了辩护。
伊班人的猎头活动同样也是一种恐吓手段，迫使其他群体离开伊班人活动的地区。
佤族的猎头习俗不仅调整了群体内外的关系，而且帮助佤族形成了对一年中公共活动的安排。猎头活动曾经是西盟地区佤族一年生活中最大的事件。当地的其他活动，如播种与收获、狂欢与舞蹈、拉木鼓、砍牛尾巴等，都以猎头活动为中心展开。由于这种人事活动的安排，佤族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维护了对人的群体行为的控制感。这种活动安排是建立在自然时序基础上的人为时序，是佤族顺应自然环境而又超越自然环境的一个范例。
四、结论
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他民族的猎头习俗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类似，佤族猎头习俗与猎头神话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平等社会中权威的形成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增强群体内的凝聚力，缓解社会规则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压力，发泄民族关系与群体关系中的积怨和仇恨，在自然时序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人为时序。
总之，佤族猎头习俗与猎头神话发挥了重构世界秩序的功能。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解读佤族“猎头祭鬼”习俗
左永平
佤族是生活在云南西南部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是中国境内保存着较完整的原始文化元素的民族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佤族聚集的中心阿佤山地区，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生活风貌，其奇异的原始文化和生活习俗，是我们寻找人类原初文明和早期人类生存状态的活材料。佤族众多的原始习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佤族“猎头祭鬼”的习俗，它真实再现了原始初民蒙昧、野蛮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特征。本文就这一习俗的渊源、内涵、功能及其终结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引起人们对佤族及其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一、“猎头祭鬼”的起源和内涵
用人头祭鬼作为佤族的习俗，人所共知，一般称为“猎头祭鬼”或“猎头祭谷”。我们认为，“猎头”应是广义上的学术概念，佤族所祭人头，虽然“猎取”为主要方式，但并非全部都是“猎取”的，还有买来的，有盗来的，有借来的，有分来的。因此，“猎头”之说不能狭义地去理解。
“猎头祭鬼”习俗，曾在中国南方一些古代民族中盛行，特别是在云南地区。云南江川出土了汉代的一种铜斧，就有砍头图刻；最典型的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掳掠金铜扣饰，里面两个武士都手提人头，还抢掠了妇女儿童和牛羊。这说明，汉代云南砍头、猎头之风盛行。《魏书·獠传》中说：“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多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皮，笼之以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这和佤族猎头祭鬼的习俗是基本相同的。从这些材料分析来看，用人头祭鬼，不是某个民族所特有，它应当是中国南方一些古代民族的一种原始宗教祭祀方式。佤族的人头祭鬼习俗，决不是佤族的独创和发明，他们仅仅是顽强地保持着这一习俗的民族。我们认为，佤族这一习俗，应是从其他民族那里传来的，而其他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逐步革除了这一习俗，佤族能将这一习俗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个奇迹，这与他们的社会形态一直停留在原始状态有直接关系。
佤族以人头祭鬼，起于何时，众说纷纭，很难考证，但通过佤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可以看出，人头祭鬼的历史很久远。目前佤族关于人头祭祀起源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洪水说。在佤族神话史诗《司岗里》中唱道：“神说，如果我（佤族）砍头，就不让洪水涨，如果不砍头，就五年涨一次洪水。”“我们从此供头，剽水牛、剽黄牛，供牛头，谷子才长得好……我们种的地都好……饭也好吃。”由此可见，猎头祭鬼源于原始宗教。原始人们对鬼神的敬畏演变为用最高贵的牺牲（祭品）去供奉神灵。二是乱伦说。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佤族部落头人，他的名字叫克列托，他娶了个老婆叫颇妥，可是他们婚后颇妥一直不会生孩子，克列托和颇妥就找了一个同姓的孤儿岩朗来做他们的养子，后来养子岩朗和养母颇妥私通。之后不久颇妥就一直生病，魔巴知道了颇妥与养子私通的事后认为这是天神降灾，并说只有砍岩朗的头祭天神，才能去病免灾。于是就砍了岩朗的头，结果颇妥的病真的好了。从那以后，佤族就兴起了砍头祭祀的习俗。三是外来说。佤族神话传说中人头祭鬼乃汉人所教，如云：“当年孔明至其地，卡人求谷神，蒸熟给之，种不生芽。继而复请，孔明诳曰：非用人头祭之不可。乃遵而祭之，更给生谷，岁乃大熟，后遂永以为例。”另据西盟佤族关于猎头的传说中，也认为是汉族所教。许多学者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信。其实，这些传说决非空穴来风，蜀汉诸葛亮南征确实对佤族有深刻影响，佤族的圣山就叫公明山（今缅甸境内），即孔明山，这就是力证。因此，佤族人头祭鬼虽说不一定是直接由汉人教授，但可以推断其砍头祭鬼习俗是由外部传入的。
佤族人头所祭之鬼，是什么神？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祭谷神，二是祭木鼓，三是祭木伊吉（莫伟或称俚）。很多学者倾向于祭谷神，因为在人头祭祀时的祷告词中唱道：“我们祭你稻奶奶，我们祭你小米妈妈……祭魂啊，祭魂！早稻好啊早稻好……”而祭祀的直接对象也是谷神，所以，祭谷神之说较为流行。佤族人头祭祀仪式中，首先要将人头放在木鼓上，木鼓祭词中也唱道：“我们把木鼓拉回来，砍人头，剽牛来祭你。”木鼓是佤族圣物，每村必有木鼓及木鼓房，所以祭木鼓也是核心内容之一，祭木鼓之说以此为证。木伊吉乃是主宰万物的最高精灵，是佤族信仰的最大鬼神。佤族各种祭祀活动中都要祭木伊吉，人头祭祀中自然必不可少。如果说人头祭鬼就是祭祀木伊吉，那就显得空疏而单调，它应只是祭祀中例行的程序而不是主要内容。
那么佤族人头祭祀的对象，到底是何种神灵呢？从佤族人头祭祀的情况来分析，佤族猎头祭祀不是特定专祭哪一种鬼神，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以祈求村寨平安、谷物丰收、六畜兴旺为目的的复杂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所祭之神包括天神木依吉，谷神司欧布，人神媒介的木鼓神等众鬼神。在这一大型祭祀活动中，天神木伊吉只具有象征意义，即无所不能的神的代表，祭祀的对象是谷神司欧布。佤族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基本上处在垒土为坛阶段，人与神的媒介由木鼓来充当，木鼓及木鼓房成了人神共存，人神同乐的场所，起着今天庙宇教堂的作用。而所谓“鬼”（神）的具体形态由所供人头充当，人头一旦成为祭品，它的角色立即变为神灵，因而高贵而神圣，代表众神护佑村寨的平安、丰收。所以，人头祭鬼中所谓的鬼神不是特指哪一种神，而是代表着人们尊敬的各种神灵。
二、获取人头的方式和祭祀仪式
佤族祭祀所用的人头，其来源主要有几种方式：猎头、部落战争中的敌方首级、购买、借祭、分祭。
猎头：这是人头祭祀的主要来源，一般是由数人伏于道路草丛中，袭击行人，猎取人头，故称“猎头”。猎头是一个复杂的小型军事行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部落能否平安，谷物能否丰收的大事，关系整个部落村寨的福祉。在19世纪以前，东印度群岛中的达雅克人也盛行“猎取人头”，他们“隐伏以待人，并为人头而杀死他们，这甚至变成了达雅克人的民族娱乐”。佤族猎头绝不是娱乐，它是为部落的兴盛而进行的战斗。这是他们与其他有猎头行为的民族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佤族猎头之前要进行精心准备，在村寨里挑选勇敢精干的勇士数名，指挥一名，由魔巴杀鸡看卦，选择猎头的方向和对象，头人设酒席为其壮行。猎头的目标是敌对部落或异族人、过往商客、行人等。猎头是有季节性的，猎头时节，各部落村寨如临大敌，防备森严，路上很少有马帮行人。
部落战争：长期以来，佤族社会形态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阶段，佤族祭祀的人头全部为外来人，决不用本氏族部落人头。据魔巴说，本寨人不能砍，即使是罪犯也不行，传说如果砍本寨人的头，全村会得一种叫“赛津”（霍乱）的病。因此，佤族部落之间战争频繁，在战争中斩获的人头是祭祀人头的来源之一。例如，1946年春，西盟“马散大部落进攻戈黑小部落，被进攻者事先毫无准备，全寨30多户人家，被杀光、烧光，仅逃脱5人，砍下的人头用8头牛驮”。斩获的这些人头就可以储存作为祭祀之用。
购买：这也是人头的来源之一，人头祭祀是有季节性的，一年中有两次，春季后和秋收之前。在这一季节里，商贾行人不敢进入阿佤山区，各部落村寨又严防警惕，猎取人头就非常困难。在没有人头的情况下，购买成了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购买方式一种是向别的村寨购买有罪之人或奴隶，砍其头祭祀。如1957年春，西盟翁戛科区龙坎寨永别灵小寨就买了一个名叫娜杭的女孩，砍其头用于祭祀。另一种是直接买人头，民国年间“白人的头可以值到三百多卢比（印度币名，一卢比约等于国币一元）一个，汉人中美髯公的头可值到二百卢比一个，汉人无须的头可值九十多卢比一个，其他如摆夷、猓黑的头则很不值钱”。
借头、分头或盗头也是人头的来源之一。在实在无法猎到人头的情况下，只好向友邻或同盟部落村寨借人头以祭，或者盗窃其他村寨墓地的人头；有的是几个村寨共同猎得一颗人头，然后分开来祭。1954年春，西盟莫美和永业两个村寨猎头队袭击了两名送信的解放军战士，杀害一名，将其头一分为二，用于祭鬼。
人头祭祀的方式有几种仪式：迎头仪式、哭头仪式、洗刀仪式、轮祭仪式、送头仪式。
人头祭祀过程，首先是迎头仪式。外出猎头的人如果猎得人头之后，不得直接入寨，要在寨外鸣枪报信，寨中人得知猎头成功，由头人和魔巴组织祷告念咒，然后全寨人到寨外将猎头队伍和人头接入寨内，男男女女争相向猎头英雄欢呼，用酒肉慰劳猎头者，队伍把人头提着在寨内走一圈。
哭头仪式：猎到的人头迎入寨内后，要将人头移入木鼓房祭祀，人头放入新编的专门装人头的竹篓内，有的直接放在木鼓上面。这时有老妇人将鸡蛋打碎后，涂抹在人头的脸上、眼睛和口、鼻内，哭曰：“你瞎眼了吗？你有脚为什么不跑？我可怜你阿……”而少妇们则用盐巴、辣椒粉抹在人头的脸部和五官，骂曰：“你是不是缺德？是不是坏事干得太多？为什么不砍别人的头只砍你的……”当晚，全体寨民在木鼓房杀猪杀鸡大会餐，祭祀人头，人们将酒肉、鸡蛋塞入人头口中，祈求人头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同时，砍头者受到人们英雄式的礼遇，争相敬酒。男女老少在木鼓房盛装歌舞，通宵达旦。从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出佤族生命价值观的矛盾心理，他们需要人头来保证谷物的丰收，村寨的平安，同时又对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与不安。因此，老妇人必哭人头，以示对死者的哀痛和怜悯。而为了让人们的心理得到宽慰，少女们又骂其死是罪有应得。以下材料印证了佤族的这种观念：1956年，英国记者艾伦·威廉顿在阿佤山小马散寨与其首领岩康谈论砍头习俗对不对时，岩康说砍好人的头是不对的，砍懒汉、贼人和坏人的头是不会引起什么争端的。佤族认为被砍头者应是坏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人头被砍下之后，其性质发生变化，转而变成了保护神，人们赞美它，祭拜它，歌之、舞之、饮之，庆祝一个新神灵的诞生。哭头仪式其实是个狂欢活动，是人头祭祀中的一个高潮。
洗刀仪式：祭祀的第三天，剽牛后用牛血或牛粪将砍人头的刀上的血迹洗净，谓之“洗刀”。在此前，刀上的血迹是不能动的，否则会带来灾难。洗刀之日，寨人饮酒作乐，歌舞彻夜。
轮祭仪式：洗刀之后，人头轮流在寨中头人家和富裕人家祭供，祭供者家须剽牛杀猪供寨人食用，最后又将人头移回到木鼓房，祭祀活动告一段落，历时约半月。
送头仪式：这是将供过的人头移到寨外人头桩的活动。送头仪式通过大型热闹的宗教活动砍牛尾巴来完成。在有人头祭祀习俗的佤族村寨，每村都有人头桩和“鬼林”。村寨附近的某片森林“栽着一排排整齐的人头桩，每棵人头桩上供着一枚人头颅骨，每寨供的人头颅骨少者数枚，十几枚，多者几十枚上百枚不等。佤族称供头的森林为‘农来’，意为鬼赶街的地方，也是人们心目中的鬼神世界，汉语称为‘鬼林’”。人头骨送到“鬼林”之后，整个人头祭祀活动宣告结束。
三、猎头祭祀的社会功能
佤族人头祭祀，不仅仅是单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它是佤族文化的特质和核心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包含着宗教、祭仪、战争、外交、歌舞、饮食等丰富的内容。
首先，猎头祭鬼活动保证了部落村寨的凝聚力、亲合力，代表着部落村寨的最高利益，“佤族的猎头习俗均是以部落（村寨）为单位进行的，因而成了该部落全体成员必须参与的公共性的宗教习俗活动”。部落村寨的平安、丰收、幸福全系于此。对鬼神的崇敬、祈祷必须用最尊贵的人头，任何其他祭物都代替不了人头的作用；人头对一个部落村寨来说不可或缺，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在猎头季节，全体寨民无条件地支持猎头行动，猎头后争相无偿供奉酒饭。如需购买人头时，全村集资，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体民众在这一问题上高度一致；在部落最高利益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服从这一利益。
其次，猎头祭鬼是佤族最大的宗教活动，是佤族文化的核心枢纽。佤族“旱作文化”、“木伊吉”、“司岗里”三个文化结构就是由“猎头”来连接的。佤族信仰原始宗教，其特点就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在佤族生活中，宗教活动十分频繁，人们对一切不可认知和预测的现象都要以宗教的方式来解决。一般的宗教活动，佤族称之为“做鬼”。但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意义深远的还是“猎头祭鬼”这一活动。从时间上看，历时约20天，最少也得15天；从内容上看，其形式最复杂，内容最丰富；杀鸡看卦，出征仪式、迎头仪式、祭头仪式、念咒仪式、剽牛、歌舞、酒宴等等，几乎将佤族所有的宗教庆典，生活习俗，民族性格都展示出来了；从影响上看，它对佤族的现实生活意义非凡，猎得人头多的部落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象征着强大和富裕，受到人们的敬畏，如阿佤山的马散部落、中棵部落、永光部落等。
其三，部落战争的诱因和目的。猎头祭鬼所用的人头，只能是外村寨和其他部落的人头，因而导致了部落之间的仇杀和战争。战争起因和方式是典型的原始氏族部落战争，部落全民皆兵，军事首领是临时选出的，其中就有“由头人指定过去在战争中受危害最大（先辈或亲人被对方砍过头），复仇心最切的人担任”。战争目的，一是血亲复仇，二是抢劫财物，三就是获取人头。战争中所获人头就是战利品，是胜利的象征。神话学家李子贤教授在《论佤族神话》一文中对佤族猎头的负面影响进行过深刻的论述：“佤族的猎头习俗往往伴随或导致血亲复仇、部落械斗。在许多情况下，猎头酿成的‘打冤家’可以延续许多代，造成谁也无法摆脱或控制，只能参与其事的悲剧。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猎头既是祭祀的需要，又是仇杀的开始和结局。如此往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猎头季节，阿佤山成了恐怖的世界，商贾行人绝迹，各村寨民不敢出门，出门或赶街简直就是军事行动，例如“芒杏寨（西盟以西十多里）与西盟东北方的翁格郎有仇，赶街时双方都像行军一样，常达五六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阿莫每逢到西盟赶街、买盐巴，就成了一次军事行动，常调一二百人，一部分埋伏在路上戒备，一部分赶街”。因此，猎头造成了阿佤山长期与世隔绝和生产力低下的局面。
四、猎头祭鬼的终结
猎头祭祀不是佤族独有，但是，它却是最后的终结者。猎头祭祀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只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这种原始、古老的宗教和祭仪必将被更高级的宗教和祭仪代替。在明清之际，佤族的猎头祭祀已开始逐步革除，杨慎在《南诏野史·卡佤条》中就记载佤族“有生熟二种，生者劫掠，熟者保路”。生佤，又称野卡佤，今天称之为大佤；熟佤，又称小卡佤，今天称之为小佤或傣佤。生佤保持着其原始特性，猎头祭祀是其标志。熟佤受汉族、傣族等先进民族的影响，社会发展较为先进，已革除猎头祭祀习俗。在20世纪50年代，保存人头祭祀的佤族只占其总人口的1/3，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西盟县和澜沧县的小部分，沧源县个别村寨及缅甸部分佤族。
用人头作为祭品，在世界许多民族中是常见的，是最高规格的祭祀牺牲。佤族的人头祭祀有着独特的含义：象征瓜果，意为葫芦，引申为谷物的丰收和对诞生地的回顾和崇拜。猎头祭祀又与佤族所处的社会形态和长期的宗教习俗有直接关系，在没有根本触动其社会形态之时，这一习俗很难一下子革除。1950年2月，阿佤山地区宣布解放，但是佤族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1950年10月，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西盟佤族代表拉猛，得知佤族还有猎头祭祀习俗时，对拉猛说，人头砍了不可再生，“你们可不可以不砍人头，用猴头或狗头来代替呢？”拉猛说：“不行，猴头不行，狗头也不行，用老虎头可以，可老虎不好捉。”可见要取消人头祭祀习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将改变他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猎头祭祀习俗的革除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政府在革除猎头祭鬼习俗时，尊重佤族风俗和社会形态的实际，采取了谨慎的政策与措施。
首先，根据西盟佤族的特殊社会形态，采取以政府教育引导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人民政府对此问题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关于猎人头祭谷问题，是残酷破坏劳力资源，引起民族械斗的原因之一，必须在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废除。”为此，人民政府在西盟佤山做了近八年的教育说服工作，使佤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猎头”带来的危害，为彻底废除猎头习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废除猎头习俗也是广大佤族人民的愿望。猎头祭祀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阿佤山区佤族长期处于封闭、原始乃至落后的重要原因，佤族人民也开始厌恶这一习俗，很多人已经产生了革除这一习俗的强烈愿望，“尽管有一部分人讨厌这个习俗，但没有一个敢公开抨击这习俗……男人既憎恨又害怕，但他们相互怂恿，摩八（巴）们非常愿意发挥这个传统”。因此，猎头习俗正期待着某种形式和力量来废除。随着阿佤山区的解放，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允许这一习俗的存在。
其三，1958年的“平暴”为猎头习俗画下了句号。1958年8月，在政府召开的一次佤族头人会议上提出了“一收三禁”（即收枪，禁止抄家拉人当奴隶，禁止种大烟，禁止砍人头祭谷）的政策，明确规定废除猎头习俗。人民政府经过长期耐心艰苦的努力，人头祭祀行为逐步减少，用了八年时间（1950—1958年），终结了这一习俗，史载：“因械斗砍头人数从1956年110人下降到1957年的34人，1958年只砍了1人，同年，平息西盟反革命武装叛乱后，彻底革除了猎头祭祀的习俗。”
综上所述，人头祭祀是中国古代南方一些民族盛行的一种祭祀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祭仪。佤族仅是其中之一，但佤族长期延续了这一习俗，并赋予了新的本民族的特色。这一习俗今天看来是野蛮而残忍，落后而愚昧的，但却折射出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曾经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发展的多元性，蕴涵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同时，它的消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佤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佤族猎头习俗的历史认知与释读——兼论佤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
赵泽洪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佤族对于外界而言，似乎都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不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这一方面缘于佤族地处西南边疆，山重水隔，交通不便，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传播不易，使佤族处于一种相对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其次缘于历史文献对佤族的记载和描述不多，研究不深，对佤族社会的认识只停留于一些表象的感知；三是缘于佤族社会传统的猎头习俗，使外人不敢深入佤山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佤族的猎头习俗被越传越神，笼罩着越来越多的神秘和恐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泛开展，佤族的猎头习俗逐渐被革除，但对猎头习俗的研究似乎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禁区，人们不敢涉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佤族的猎头习俗才慢慢被学者所重视，有关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才逐渐展开了对这一已经逝去的习俗的研究，其触角和视野也从早先的猎奇转向学术的探究。
一
猎头往往被称为“猎头血祭”、“猎头祭谷”、“砍人头”等，它属于一种原始落后的、野蛮的杀人祭神的习俗，这种习俗并非佤族所独有，也并非中国所独有。
中国早在商朝时期，人殉和人祭就是一种普遍盛行的祭祀习俗。用于殉葬的大多是奴隶主贵族的侍从、妻妾、亲信；用于人祭的大多是战俘和地位低贱的奴隶。在人殉的同时，往往还伴有人祭。人与牲畜一样，都被当做牺牲和祭品。人祭的目的，在于祈求神灵和祖先的保佑，而人殉的意义则在于奴隶主贵族幻想死后仍然能够保持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状态，仅甲骨卜辞中记载的人祭数字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安阳武官村一座大墓的殉葬者多至79人。西周以后，人殉、人祭才逐渐被陶俑所代替。春秋时期，人的地位、人的价值才被人们所认知，所以孔子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西门豹治邺的典故，也说明战国时期邺地的豪绅、巫女，借漳河经常泛滥之机，以为河伯娶妇为名，向百姓敛钱中饱私囊，并强选民女投入漳河，以活人来祭祀河神。秦始皇死，除了大量的兵马俑作为随葬品外，一些无子女的宫女和修筑秦始皇陵的工匠全部殉葬。一直到唐、宋、明、清，皇室贵族妃妾殉节者亦甚众。所以中原汉族地区人殉、人祭的规模、时间皆甚于佤族的猎头。
美洲印第安人有用人作为牺牲献祭太阳神和玉米女神的习俗。台湾高山族也有猎首祭习俗。北美印第安人帕尼部落，即以少女献祭，将少女遗体脔割，瘗埋于田中，血浆洒布于禾苗之上，认为可保谷物丰稔。菲律宾吕宋岛内地邦都的土人，为使庄稼长得好，在栽种和收获季节也要猎取人头祭祀。几内亚的马里莫人，为使庄稼丰收也献活人为祭。他们将选出的牺牲者灌醉后拉到麦地里杀死，当做“种子”。他的血液在太阳下凝固后，把他的头烧碎，将骨头撒在地里，使之肥沃。
二
关于猎头祭谷习俗的产生和形成，有诸多传说。其一：以前发大水，死人很多，人们毫无办法，墙上的壁虎说供一个人头给神，大水就不发了，人们不得已砍了一个人头去供，洪水果然停了，自此以后砍头祭神也就在佤族中形成了风气；其二：孔明教人们种谷，但给佤族的种子却是煮熟的，不会发芽。又去请教孔明，教给佤族用人头祭谷，果然获得丰收，自此以后砍头祭谷也就形成习俗。关于猎头的缘起传说很多，但不外乎都跟洪水和祭谷有关，特别是围绕祭谷的传说更多。例如，神警告人们：“如果砍头就不让洪水涨，如果不砍头，就五年涨一次洪水”，结果佤族砍头祭祀，洪水不涨了，谷子、小红米也丰收了；“很久以前，不砍人头，谷子长不好，人死得多，牲畜也死。人们用狗头、猴子头祭鬼还不好，最后砍人头来祭，才好了”；“从前有个汉人叫艾薅，娶佤族姑娘牙昂为妻，当时佤族还不会种谷子。牙昂的哥哥达格浪向艾薅借谷种，艾薅给了他一些煮熟的谷种和一个鸡蛋，结果谷子长不出，蛋也孵不出小鸡。达格浪又向艾薅借谷种和鸡蛋，艾薅给了他九粒谷种和一个生鸡蛋，并说要砍人头来供。达格浪回家后用蛇头供木鼓房，谷子也长出了，但后来砍人头来供，谷子长得更好。于是从此以后就砍人头来祭谷子。”佤族从“司岗里”出来后不会种庄稼，有个老奶奶教会了人们种谷子。后来这位老人被人杀害，谷子就长不好了。地震神托梦给佤族要为老奶奶报仇，并用杀害老奶奶的坏人的头祭谷，谷子才长得很好。于是就杀了这个坏人，用他的头祭谷，谷子果然长得好，从此佤族就砍人头祭谷了。
任何民俗事象的产生，必定与其当地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或者甚至是息息相关。佤族地处高寒山区，谷子和小红米是其主要粮食作物，是佤族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要保证佤族生活的正常有序，离开了谷子和小红米显然不可行。因此，祭谷企盼丰收是一件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很多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农业生产祭祀习俗。值得研究的是佤族为何要用人头祭谷？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食物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有吃的东西人才能够生存。所以，猎头祭谷是为了凸显生存的重要性，把食物看做是生存的前提和第一法则。没供人头，洪水来了，谷物没有收成；供了人头，洪水退了，谷物丰收了。实际上，猎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其为生存的功利性是很明显和强烈的。第二，人头与人的生命相等同，一个人没了头便失去了生命。用人头祭谷，表面上强调的是祭谷的重要性，实际上反映的还是食物的重要性。对食物的企盼和期待，使得佤族用超出常规和与一般民族生产祭祀习俗不同的形式来对待和进行，对人头的重视反映的是对谷物的重视，对人头的虔诚与崇奉反映的乃是对谷物的希冀与需求，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糅合进了神秘的因素和色彩。第三，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但导致了食物的稀缺，更决定了佤族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佤族把头看做是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佤族习俗中头是不能随意触摸的。无论谁人之头，即使是仇家之头，一旦用于祭祀，便会受到极大尊敬，甚至比活人更受尊崇。“佤族是这样看待人头的：它是灵魂和生命的象征，因而是可能向神提供的最珍贵的奉献；它贯注了人体所有的一切神秘，因而是神灵的化身”。佤族不但对人头尊崇，对牛头等其他动物头颅也很崇奉，在剽牛、砍牛尾巴等活动中，牛头都留给主持之家。牛头往往成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平时杀鸡食用，鸡头也须敬献老人。佤族的头颅崇拜观念可能缘于自然界中植物生长全靠头部作用的现象，树长靠尖，物长靠芽。头部即万物生长的源泉，没有了头部，万物也就停止了生长。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也如此。这种形象的类似思维方式，推及人类，也就形成了佤族社会的人头与头颅崇拜，所以在祭谷这一类与生存相关的大事中，非人头莫属。
三
一些文章中把佤族的猎头祭谷习俗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血族复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佤族的猎头习俗与血族复仇有关，特别在猎头习俗形成以后往往与血族复仇相伴随。佤族村寨之间的结仇，往往因猎头所造成；佤族村寨之间的报仇，也往往以猎头的方式进行。村寨之间一旦结仇，便互相仇杀，数代人不解。但佤族猎头习俗产生和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导致的食物的匮乏和佤族认知思维观念中的头颅崇拜因素。佤族的猎头习俗是在客观生存环境的恶劣条件下和客观生存需要的严酷现实中，所采取的一种与其他民族大为不同的媚神祈福的生产祭祀礼仪。在神秘恐怖的外在形式后面所体现的乃是生存法则的本质。猎头的目的和原因就是为了祭谷，一切最终都是为了粮食和食物的充足。为了血族复仇而去猎头，这是猎头习俗产生和形成以后的事情。猎头习俗产生在前，由猎头习俗所引发的佤族社会的血族复仇必然出现于后。猎头“用于祭祀，把所猎之头奉做神明，仇杀是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目的。尽管征战仇杀是头颅的重要来源，但是，既然西盟佤族把设坛、盗墓、购买同样用做猎头的手段，那么，猎头和仇杀就是本质不同的两件事物”。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血族复仇确实在佤族猎头习俗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血族复仇产生于氏族社会，延续到阶级社会。血族复仇建立在一定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以维护某一群体的利益和荣誉为主要特征。血族复仇强调的是群体的利益和荣誉，彰显的是群体的性格意识和特点。中国社会中长期、广泛存在的家族观念，都程度不同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家的血族意识。佤族社会直到民主改革前基本上都还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佤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血族复仇的观念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佤族社会中有着浓厚的村寨观念和集体意识，个人必须完全融入村寨之中方被集体认可，个人利益首先必须符合村寨集体利益。与其他村寨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以村寨的方式进行。在与其他村寨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中，个人行为往往也被理解和认为是村寨的意志和决定。佤族的英雄观念和英雄形象，往往都体现在或表现出对村寨集体利益的维护和争取当中。勇敢、顽强和献身精神是对村寨所有成员的共同道德要求。冲锋在前、勇敢无畏者被奉为英雄，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胆怯与畏惧者为人们所嘲讽，视为耻辱。村寨成员被猎头，整个村寨都有为其复仇的义务。战斗中受伤的人，村寨成员有义务把他背回寨子，对牺牲的人也要把他的头割下带回，如果村寨成员的头颅被对方砍下拿去做祭品，将是整个寨子的奇耻大辱。成年男子听到木鼓的号角，必须迅速拿起武器冲向敌方，无故不参加战斗者，会被人们责罚和看不起，失去应有的社会地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猎头是村寨的大事，复仇和战斗也是村寨的大事。
佤族猎头祭谷中，猎来的人头在供奉时，下面放一些沙灰，人血逐渐滴渗其中。寨民各家用分得的一份血灰、血土，拌以泥土，撒在自家的旱谷地里，以此祈求粮食的丰收。有人也把它称为“血祭”。佤族猎头祭谷，除了对人头的供奉之外，还要把血灰、血土撒入旱谷地中，这又为何呢？一方面是缘于佤族的形象类比思维方式，头是万物生长的源泉，血是维持生命和活力的东西，失去了血人就会死，有了血脉的畅流，人和动物才会有生气。因此，把有人血的泥土撒在田地中，就等于把人的生气导之于庄稼，就能够肥沃土地，粮食丰产。据说佤族特别喜欢将长有络腮胡子的男性当做猎头对象，认为用这样的人头来祭祀，庄稼才长得好。这是佤族形象类比思维方式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佤族的英雄观念使得寨民从血祭的血腥场面中养成一种敢于战斗和不畏流血死亡的精神教育，鼓励人们为了村寨集体的利益勇于献身，敢于牺牲，营造、培育和维持一种佤族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规范。“血祭活动，除了隐含教人敬畏、认同等意义之外，主要是教人敢于战斗、敢于死亡”。不但血祭如此，佤族的剽牛、砍牛尾巴等活动，也都具有这个功能。
有的学者认为佤族的猎头祭祀，是为了祭祀木鼓或“木依吉”，这也是不正确的。“砍来的人头虽然大都祭于木鼓房处，木鼓他们认为亦有灵魂，但都不是祭木鼓本身。因为它只是通天之器，祭神时敲木鼓，鬼神就会知道，就会受人来拜祭，享受供品。木依吉是佤族信仰的最大的鬼神，它无所不在，既在木鼓房，亦在神林中，亦在各种人们想象的场所。它虽然管事多，也最受到人们的崇拜，但根据佤族大小鬼神各管其事的观念，根据砍头祭鬼的一系列的活动事实，也根据传说中砍头祭鬼产生的原因，用人头祭祀的鬼神主要的不是木依吉，而应是管理农作物生长的鬼神……佤族认为管谷子生长的鬼神名叫‘司欧布’（根据大马散语），他们砍头祭谷的神灵，也就是‘司欧布’了。”
有的学者认为，佤族的猎头习俗源于古老的食人习俗或腹葬习俗，这也是不正确的，同类不相食，这是自然界所有生物遵循的一个基本法则。早期原始初民确有食人的习俗，其产生的原因，一是食物的贫乏，二是希望通过腹葬能够继承先人的智慧和力量。但把佤族的猎头习俗视做食尸习俗的演变和残存，这显然缺乏充分的证据和材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了。
四
佤族的猎头习俗除了佤山地区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之外，周边佤族地区早已革除。国外佤族至迟到20世纪60、70年代也放弃了这一习俗。佤族猎头习俗的消失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猎头到买头、借头、刻木雕人做替身，再到用牛头、猴头等动物头颅代替人头，最后完全放弃的过程。与此相伴随，木鼓蕴涵的神圣性也在逐渐淡化，木鼓已变成为佤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在一些旅游景点和表演场所虽然不时传来木鼓的声响，但它已失去了祭神和战斗的意义。砍牛尾巴等一些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宗教活动也已慢慢淡出。从这些情况来看，佤族的传统文化在逐渐改变，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的时期。佤族的传统习俗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无需赘言，但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否对佤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可能的帮助和借鉴呢？这不但应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佤族社会对外来的文化往往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和抗拒的心理，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较为困难。这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主要因素之外，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导致的偏僻闭塞状况所决定。历史上佤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就不多，仅仅局限于周边世居的少数民族，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辐射和振荡较少，呈现出一定的自闭状态。加之其他民族慑于对佤族猎头习俗的恐惧，对佤族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知之不多，所以佤族社会对于外界而言，更多涂抺着的是一种神秘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国家对佤族地区的投入和帮助很大，但佤族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与预期结果差距较大，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习俗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逐步进入佤族地区，对佤族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佤族地区特别是西盟佤山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格格不入，呈现出一种矛盾和困惑的状态，这虽然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共同特点，但佤族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和排斥显然比其他民族要突出得多。这不是说国家对佤族地区的帮助错了，也不是说佤族群众没有现代化的主观需求，而是说明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的艰巨和不易，需要我们更多的投入与帮助，需要我们做好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佤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佤族猎头习俗的革除，经过了一个先由佤族周边地区后再到中心地区的过程，特别是中心地区猎头习俗的革除，在政府的严格禁止下，只经过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就基本取得了成效。这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外来文化对佤族地区的影响虽然有限和缓慢，但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对周边佤族地区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明显；说明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革除落后的社会生活习俗中的积极促进作用；说明了政府在帮助佤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在佤族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外来文化影响的作用力无疑会进一步凸显，特别是随着周边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佤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商品意识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会逐步得到培育与树立。随着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将会进一步得到推广和普及，一些有碍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的陋习将逐渐进一步革除。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正面倡导和积极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帮助佤族地区谋求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保存、发扬佤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注意佤族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又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不是以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消亡为代价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与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必须以与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发扬为基本前提。这也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
（作者单位：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对佤族猎头习俗演变及革除的调查与反思
刘平
佤族猎头习俗是佤族古代社会沿袭下来的一种宗教祭祀习俗，1958年以后，猎头祭谷（一说猎头是为了祭木鼓，“木鼓本身是鬼，是保寨子平安的”；又一说认为木鼓是“神通之器”，一敲木鼓，所崇拜的对象就来了，砍头是祭祀这个对象的，这个对象是“木依吉”）的习俗已成了历史的陈迹。我于2006年8月到云南西盟县岳宋村考察其民风民俗，看到人头桩作为佤族文化的历史遗迹仍伫立在寨子中，但人头桩中装的是人头的模具，不再是血淋淋的人头；在岳宋村的“鬼林”和西盟县司岗里村庄考察时，发现在祭祀的地方都有木刻雕人，木雕人的毛发用棕制作，眼睛和牙齿用白石头镶嵌；木鼓曾是佤族的通天神器，现在仍保留在寨子中，只是不再用人头祭献木鼓，人祭被革除，但血祭仍部分保留，比如今天西盟地方仍保留着剽牛习俗，仍用牛头祭献木鼓，牛头作为牺牲祭献给木鼓和神灵，牛头同时又上升为佤族的神灵，受到佤族的崇拜。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对年轻的佤族一代而言，剽牛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消费行为，木鼓也许更多地被理解为娱乐、歌舞的伴奏乐器，但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我们想知道，阿佤人对原有传统在保留与革除之间进行着什么样的文化选择？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历程？今后又将向何处去？基于这一疑问，我认为有必要对佤族猎头习俗的演变和革除过程，进行一番文化上的梳理，以期对佤族文化的进步机制有进一步的探索。
佤族猎头习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也说不清，从各种起源说来看，佤族猎头习俗由来已久，其本身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先的武装猎取活人头血祭到购买活人头血祭，慢慢变为借头骷髅、刻木雕人做替身代替猎头血祭，人祭不复存在而演变为部分的血祭（主要是以剽牛为特征）和物祭，这其中经历了什么文化历程呢？
为了便于分析的方便，我借文化概念的两层结构来进行分析。文化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体制文化，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深层结构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根本特质，即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文化深层结构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在这两层文化结构中，表层结构在文化变迁中起保护层的作用，保护深层文化核心不被摧毁，而深层文化核心具有相对稳定性，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并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猎头”这一野蛮、血腥的行为本身属于佤族猎头习俗的表层结构，它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最终决定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猎头”手段本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如前文所述，“猎头”经历了大规模的武装猎取到偷猎路头和购头，由活生生血淋淋的人头到死人头和头骷髅，由真人头到人头的符号和象征即木雕人，说明其表层结构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变动，但是佤族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则会沉淀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深层结构，猎头习俗的深层结构与佤族特有的“万物有灵”观、灵物崇拜和头颅崇拜有关，如果再深究下去，则与宗教所特有的求生存、求发展的终极精神追求有关，这些深层文化心理不会随表层文化的不断变化而消失，相反，表层结构的不断变动正是为了保护深层结构的稳定，时至今日，佤族地区仍保留着剽牛习俗，我就认为是原有传统的深层文化心理与当代表层文化之间的一种调和。虽然今天看来剽牛的宗教色彩日益淡化而成为一种单纯的消费习惯，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佤族对牛的感情与别的民族不同，佤族人崇拜牛，把牛当做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这其实就是猎头习俗的深层文化心理的存留。我们知道，剽牛原是作为猎头习俗的副祭仪而产生的，是在猎头——迎头——祭头——送头这四个环节中的“送头”环节进行的祭仪，佤族民众对牛所赋予的文化意义仍沉淀着猎头习俗中“人头”所代表的宗教意义。
佤族文化曾经历过“一跃跨千年”的奇迹，而今它又面临追求现代化而伴随的文化转型，今天，它要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别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怎样以自己特有的优势去让世人发现它的光芒，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民族特色与文化进步之间，佤族文化又该进行怎样的调适和选择呢？本文力图通过在猎头习俗的演变及革除的文化反思中寻找答案。
一、对佤族猎（活人）头血祭习俗的文化原因分析
佤族先民是以氏族、部落为生命存在的实在性单位的，“部族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内部的和谐安宁及与其他部族之间划清界限”，那时人自身的初步意识中，我与“我们”是等同的，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的由许多个人所组成的人类最初的共同体，首先就是由血缘关系所形成的氏族。在这种观点中，原始人最初是没有个体意识的，也就是说个人还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的他人区分开来，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生命存在，所谓“原始共产主义”不应把它误解为有个体意识的原始人在集体主义觉悟下的一种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人尚处于个体意识蒙昧状态下的一种半自然性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形式，在强大、威严的大自然面前，原始人是不能以个体的方式生存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个体意识。佤族先民不但无法区分自我和他人，他们也无法把自己同周围的一切区分开来，“万物有灵”，人“灵”同在，各种灾难皆因得罪各种精灵，为了求得神灵宽恕，就必须祭献牺牲，以贡物来表达虔诚，人的贡物越贵重，从神那里得到的补偿越多，贡物是人神之间实行互补的媒介物，而人头是最高等级的牺牲，最受神灵欢迎，所以必须猎头。
以上分析说明，从文化表层来看，佤族猎头习俗所表现出的血腥、残酷，正是佤族先民物质生活环境的残酷性的写照，与他们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同样，佤族原始宗教是佤族在沉重自然力压迫之下的哀叹，反映了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无奈、屈从和卑微的地位。他们在猎头仪式中的迷狂反映了佤族先民对死亡的恐惧与生的希望之间的无力掌控。佤族先民正是通过猎头这种既恐怖又兴奋，既充满绝望又满怀希望的特殊仪式来求神驱鬼，人从这种走上神坛的被迫使的压抑体验中来体会一种生存意识。从文化深层来看，佤族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观和头颅崇拜、灵物崇拜，一经产生，便有了某种宗教的意义，是对终极世界的追问，它沉淀为一种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物质生活极其贫乏、思维能力很低，因此原始人不可能认识到世界万物存在的原因，但又企图对这种原因作出种种解释，因此就只能用神话幻想来代替真实的联系，用神秘的观念来解释一切，把人类具有的初步自我意识赋予万物，用万物有灵的观念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存在和变化，并把万物的“灵”作为一种异己的神秘力量来加以崇拜。
头颅是一个人生命和灵魂的象征，他们认为猎头可以增强部族的活力和生殖力，或为复仇而安慰死者的亡灵。血迹具有神秘的灵物意义，可以把人的神秘特性转移给谷物，可保持土地肥沃和丰饶。我之所以说这些观念代表对终极世界的追问，是因为以上观念中包含着对生命和人类生存下去的几乎所有问题的追问。比如说“万物有灵”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灵物崇拜和头颅崇拜是对生命本身的追问，这些追问到今天仍没有结束。今天我们透过佤族猎头行为本身仍可以看到其行为背后的强大心理功效——重建平衡和构建和谐。表面上是祭献牺牲以确保神灵善意关照，从内心深处来看其实是一种重建平衡的执著努力。
由上观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佤族先民猎取活人头的来源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血族复仇和武装械斗，这是因为，首先，别的部落是本部落起码生存条件的竞争者，为了本部落的生存，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征战和械斗。其次，猎头血祭、祈求神灵大多是在人畜不安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不得已的。在原始先民观念中，人畜不安是因为人的生产生活、挖掘土地等行为触怒了神灵，所以需要寻求宽恕，禳灾避难，要用人头祭献神灵，既然外部落是本部落的敌人，因而就是“恶”的象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转移灾难的替罪物。以上文化原因皆属于其文化表层结构。一旦猎获人头后，人头变成神灵后，人们又要用猪、牛等作为牺牲来祭献人头，在娱神、媚神、祭神的过程中，人们通过祈祷也得到了精神释放，寄托一种精神追求，在远古时代，人们在无力抗拒大自然，无法理解生老病死的原因，对死亡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先人们表现出的这种不甘屈服的精神，这种倔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至今仍令人感动和惊叹！正是以上文化深层的积淀，才衍生出我们今天以歌舞等形式来自娱自乐和轻松的艺术享受。
活人头的来源除了血族复仇、武装械斗外，还有偷猎“路头”和“购头”两种方式。偷猎的“路头”是外寨子的人头，有时也有本寨子的熟人误入他们设好的埋伏圈中，这时他们就会说：“你太冒失了！”然后放走熟人。至于“购头”，一般是购买奴隶的活人头。关于奴隶的人头供砍头之用的起源，在《司岗里》中是这样说的：很久以前西盟马散有一位叫克列托的人。他某次外出时，妻子普托与养子岩朗通奸，然后便卧床不起，他求助于魔巴，魔巴让他制作木鼓，木鼓不响，魔巴遂教他照妻子的生殖器凿鼓槽，木鼓仍不响，魔巴便暗示用养子的头来供祭祀才行，据说自此以后，佤族人才开始猎头制造木鼓，也开始用砍奴隶的人头来祭献神灵。在这一传说中佤族猎取奴隶的人头借助了“阿佤理”（养子与养母通奸不符合阿佤理）的力量。后来的奴隶被出卖供砍头之用，则因为偷东西、干劳动不好或不讨主人喜欢，这其中靠的是传统和托词。“购头”是比血族复仇、武装械斗更为安全、更少代价的猎头方法，是对长期血族复仇的惨痛后果进行反省的结果。在这里，原始祭祀的血腥、残酷在规模上得到了遏制。
据说佤族先民原先用死人首级祭谷，后来发现活人首级更为灵验，才形成了猎头习俗。或许是因为佤族用活人头祭谷之后，刚好自然气候起了变化，农业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于是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被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是用活人头祭献才获得了更大的收成，并逐步把这一做法固定为一定的宗教仪式活动。
虽说佤族先民认为活人首级更为灵验，但同时盗取墓中首级仍是猎头的一种方法，最初当然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但由于活人头越来越难猎取，而且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的观念渐渐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用头骷髅代替了活人头血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