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然不知，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但是你说，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各方。[1]
——荷尔德林
对我们作家来说，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现代在50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2]
——韦勒克作家选择题材的同时，也在选择基本的文化立场，相应的观念和意识也随之进入创作之中，生态立场的写作在当代的文学写作中注定是不讨好人的写作，这既源于这一话题的敏感，也源于文学对自身的要求。文学与自然、与生态精神虽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然而，要唤起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激情向往，在困境中寻求更高的超越，让生存现实和价值意愿获得统一，通过诗性的语言通达对存在的领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文学的诗意不应当成为时尚或平庸生活的装饰，也不能因为生态话语的迫切而忽略文学自身的要求，文学的使命不是为了经世致用，但文学的无用之用可以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生态文学一方面要警惕不滑向简单的功利主义的救赎而成为应时、应景的教化工具，在表达生态话语的同时要秉持自身的文学品质，具有审美和超越的向度；另一方面，由于生态题材本身的敏感和冲突，作者难免会因痛惜现实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对现实和人类产生普遍的失望和愤慨感，从而让作者在情感上陷入矛盾和孤立的境地，何况过于严肃的话题和情感的强烈表达在当下还要面临被部分人嘲笑为简单和落伍写作的危险。因此，说生态文学是一种危险的写作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人说，选择生态就是选择与人类为敌。这话似乎有些过分，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正是人类的自私贪婪才导致了今天充满危机的生态现实，人类到今天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和物种的濒危所付出的努力实在太多，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态话语几乎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所有领域：道德良心、信仰习俗、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资源配置、权利体制、文化教育、贫富差距、法律法规……而要干预平衡和影响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和生态保护对抗的不仅是那些充满自私和贪婪之心的个体，还有很多由有形、无形的巨大力量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尽管我们的文化赋予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很有限，但作家并不因此而失却自我、遗忘了自己的“天命”，而是让生命的意义在对自然生命的书写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因此，生态文学的写作立场和现实背景决定了它是一种“站出来”的写作。
勃兰兑斯说过：“如果一个作家不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本质，不深入到灵魂最深远的地方；如果他不敢，或者不能不顾后果而写作；如果他没有胆量像雕像那样赤裸裸地表现他的观念，不敢把如他们所显现的那样反映出来，既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而是看公众的脸色行事，一味依从公众的偏见、无知、虚伪、鄙俗或是伤感的情调……对我之所谓文学来说，他的作品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中没有真正的生命和热力。”[3]作为一个作者，他呈现生命情感的方式可以很多，他关照社会的角度也可以千变万化，他可以沉浸在小我的世界中浅唱低吟，为着所谓文学的纯粹而玩弄文字和技巧，也可以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写一些无关痛痒的闲适话题，甚至附庸流行时尚或无病呻吟地故作沉重，然而对于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作者，写作不只是一种姿态，还是作者守护和忠于自己内心和灵魂的方式，面对每一种生命发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最无助、最弱小的存在，作家也会用心去倾听。因此，作家面对世界时，由自然生态危机汇成的强大吼声必然震撼作者的心灵，让他透过生态看到了生命、存在、发展、现实、未来、传统、文化等广阔的世界图景，他不能退回到属于自我的世界，也不能保持沉默的姿态，因为他属于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他懂得这个世界的声音，世界在呼唤着他的“出场”。当然，生态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够“站出来”写作，除了他们自身的道义、良知，还由于在他们的写作背后有着巨大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来自人性的呼唤，来自人类在自身历史发展中无法遗忘的生命感和归属感。
文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生命的书写，传统文学中也不乏关于传统生态智慧的形象表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曾这样说道：“卡斯蒂里奥纳书中有一段描写人生的凄凉的晚景：文字的风格好比意大利的天色，连废墟都照着黄澄澄的阳光，使阴沉的景象变做一幅庄严的图画。”[4]然而，如果现实自然中已经没有了闪烁的星空、清澈的河流、恬静的村庄和野地各种动物充满生机的鸣叫，我们从哪里获得关于这些自然景色的想象，更不可能还能获得来自它们对人类心灵的抚慰和对未来的憧憬。早在丹纳生活的时代，作为欧洲文化土壤的希腊大地就已经改变了很多：“希腊是一个美丽的乡土，使居民心情愉快，以人生为节日。如今面目全非，只剩一副骨骼；土地被人搜刮、爬剔，比我们的普罗望斯还厉害；泥土元气丧尽，植物稀少；难得零零星星有些瘦小的灌木，光秃粗糙的石头霸占地面，占到四分之三。”而曾经孕育那群人类健康儿童的地方曾是：“山坳与山峡中长着栎树、橄榄树、橘树、柠檬树、柏树，永远是夏天的风景；一直到海边都有树木；某些地方，二月里的橘子从树上直掉到水里。没有雾，也差不多没有雨；空气温暖，阳光暖和。”[4]自然被损毁的过程是经过人类长期破坏而导致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自身文化丧失自然向度和自我内在生命尺度的过程。而今作为生态危机语境下出场的生态文学是在自然已经遭到全面污染破坏、人类生活的环境已经危及人起码的生命保障境况下被人类行为恶果促逼引发的话语实践，它对大自然的书写已经不是传统文学中关于气候植被变化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今天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延伸到人的生存可能性和道德感、幸福感、生命感等领域的话题。尤其当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是在人类历史的回望和记忆中展开的时候，这人类和自然的不幸，为作家进入世界敞开了另外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一条通往灵魂拷问和命运选择的道路。没有选择逃避的作家们在当代生态思想的体悟中承担了文学的生态救赎，这不是文学的承诺，而是作家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承诺。邓晓芒说：“人是自然的存在，但又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也是精神的存在。人的精神存在也不只是为了更好地、更自然地成为自然存在，而是往往体现为对自然存在的超越，乃至于反抗。”[5]生态文学写作是要让我们在与自然和生命的重逢中重新认识到自然的面貌，重新领会到人与自然生命的关系，作者的目的是要力图用文学的方式作用人的心灵，建构起当代人的生态理想图景，从而与日益颓败庸俗、缺乏想象力的现实展开全面的清算和批判。
“艺术活动就本质而言，不是模仿，而是揭示；不是宣泄，而是去蔽；不是麻痹，而是唤醒；不是功利目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然的感官享受，而是积极的承诺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6]生态文学作家用文字来敲击人们尚存的良知，揭露、批判、报警、祈愿……用“站出来”的勇气和锋芒来对抗这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巨大危机。作家面对的现实社会不是一个富于传统诗意和可以让人轻松微笑的社会，作家把审美精神和认识价值融为一体，以语言形式来对抗现实的生态危机，表现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在场感。作者力图摆脱文化和科技的遮蔽，回归生命和事物本身，尤其注重生命和事物的“此在”状态以及体验，在喧嚣的世界中用悲悯和忧愁的双眼注视着这个在人类统治下疲惫不堪的地球，用自己的生命来关照和审视世界，其精神质素首要的就是直面现实的勇气。任何漠视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命感受而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发展超越，必然导致实际上的伪善或伪崇高。脱离现实生活的所有想象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生态文学作家们在直面现实的痛苦中拷问灵魂、寻求救赎、追寻超越性的精神空间，在灾难即将降临的危难中呼告，让世界和每个个体生命的联系在文学世界中成为激发生态情感的纽带。正是如此，忧患意识、灾难意识、怀旧意识和悲剧意识普遍表现在生态文本中，成为生态文学重要的特质，生态文学对现实和人性的批判是激烈和深入的，作者力图由生态思考开拓出人性精神和存在的空间，唤起人灵魂的反思和行动的自觉。
只要我们还存在大地上，不自欺欺人，生态问题就是今天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所有的描写和叙述就会失去意义，而世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眼前的事物，就是我们每天看到并在其中的大地，是这个世界给了我们生活展开的背景和舞台，无论你是否对它满意，它就那样如其所是的存在着，它关系到我们生存的现实和未来，我们人类的生存和选择又关系到它的具体样貌。说到底，我们面对的生态灾难也是人类生存的灾难，同时还是人类精神和灵魂异化的表征。因为生态情怀的缺失是人类对存在世界的遗忘和疏离，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超越向度，由于内在的贫乏而片面通过对物质和技术的疯狂操纵来获得存在的理由，通过有限资源的无限占有和挥霍支撑失去激情的肉体，在异化、孤独和冷漠中生存的人哪里还会对自然和其他生命有关怀和呵护呢，作为孤独的个体早已将自我放逐在冰冷和异己的世界中。这是生态灾难的心理根源，也是生态书写更加深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传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固然和早期先民的“万物有灵”观念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类在生存中领会到人类和土地、和其他生命之间共存的关系，从自我的生命体认中懂得感恩和敬畏。因为自我力量的贫弱，让他们在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神灵所赐予的一切。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动植物都是充满神性的，人们对待这些自然神和图腾动物随时都小心翼翼、处处谨慎，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得罪和冲撞了它们就会招致可怕的后果。或许是人们故意要用这种方式强化生命意识，因为对神灵的绝对崇拜和敬仰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在对待异己存在时谨慎的行为态度，在那样的世界，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而是无处不在的神灵，神灵作为这个社会的无形的管理者用信仰控制了人类行为可能对大自然造成的危害，并且通过精神和信仰建立了它们的绝对权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对自然生命性的认同。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生命信念上严格约束着自己的行为，使大自然千百年来没有受到大的创伤，使大地上的各种生命能在自然规律下自由成长，使人的生命和对世界的感知从未远离过大自然。如今的世界不再是那个生命的灵性和大自然的法则至上的世界，今天的人类已经疏远了和其他生命的联系，遗忘了对大自然的感觉。有人说，在今天这个消费的世界里，人和动物最亲密的接触是在餐桌上，和大自然最直接的联系是在风景区，哪里还有生命一体的怜悯和敬畏，如何还有对自然的感恩和依恋！
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生应该是诗意的，诗意应该属于人生。然而今天，人却在物质的日益丰富中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枯燥、冷漠、挤压和功利。这实际上是生活诗意失落的表现，因为无论人生是多么“劳绩”，都应与诗意相伴。所谓“诗意”，指向的是一种审美的、超越物质功利羁绊，能自事其心的自由状态。然而，现实生命的“累”太多，似乎只有“劳绩”才是生活的主旋律，精神和灵魂整日处于紧张劳顿、贫乏单调中。如此，更需要文学来照亮澄明和引领通达诗意的生命空间。生态文学作家是为自然的污浊、荒凉和生命的凋敝而悲恸扼腕的人，在世界的生机和活力受到忽视、共同的未来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里，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创作的责任，他们有必要用自己的语言为自然说话，为生命捍卫尊严，为人类的明天而呐喊，把大众遗忘的自然生命从模糊幽暗的境地带到明朗的境界，对自然进行诗意的构造，给自然以生命和尊严，让自然从被征服和敌视中解脱出来。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存在价值的唤醒和实现（那也是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是教育的一大目的，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文明的巨大繁荣。人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7]
生态文学描绘出生存的状态，让生命在敞开的大地与天空间歌唱，这样的文学能引发我们的生活和情感溢出现实的功利和琐碎，进入到审美诗意的空间。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需要诗意想象，是源于生命与生存的需要。因为本真的生命就是诗化的生命，生态文学在现代文明语境和历史现实中出场，有着极为深刻和广阔的现实背景，它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呵护无疑与文学的本质有了最深刻的契合，是最直接的诗心呈现，同时也在对生命价值的探寻中获得了超越性、历史理性和生态启蒙的特质。文学对现实的反思由于得到生态思想的启示而豁然开朗，在对自然和生命、传统和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沉思中应和了长期以来文学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思索，在人与自然关系和普遍生命的意义关照中升腾起书写的激情，确立起生态精神引导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在质疑现实生态的同时质询人类的灵魂，从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洞察我们心灵的真实，力图通过生态精神重建人类理想的外在和灵魂之境，从而使生态文学成为立足于人类现实生存的“在场”的写作。
别尔嘉耶夫说过：“现在的问题：如何去抗击文明。当然不能像强悍的野蛮人和善良的自然人那样，凭借自然的本性去抗击。那基点取于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枪炮’早已老得不能再老。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有精神方可制胜。”[8]作家对生态的认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象和一般生态科学认识的阶段，生态科学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然、了解世界的途径，生态文学只有由此进入到精神和价值追求层面，深入到人的精神灵魂中去探寻那些关于生命和生存永恒的话题，才能寻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生态文学更为深刻的意义、价值所在。因此，生态文学应通过生态思考深入到人的精神空间和内在的文化领域，在生态现实的困境和出路的探索中揭示人性本质，通过生态精神的建构让我们领会存在的真理，发现自身的欠缺和弱点，重建生活的意义和信念。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自然生态状态，生态立场不仅是认识立场，也是一种精神和价值立场。生存和生态是彼此诠释和揭示的，今天的生态观念不会再停留和回复到传统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认识上，动态平衡和生命一体的认识让我们今天日益冷漠的人们重新审视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联系是原在的、本质的。
尽管我们今天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从根本上说带有功利的意味——为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共存寻找出路，但在生态文学中，它是用审美的目光而非功利的尺度来表现生命的认识和体验。因此，生态文学作者应具有对差异的理解和宽容的意识，因为对自我的呵护首先是对自然和生命的呵护和珍视，要通过个体生存来理解所有的生命，才能超越人类的狭隘和功利。“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在这个世界中任重道远的人类，已经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他们疲乏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只是罪恶、机诈、苦痛、空虚。但有时会有一位真性情的诗人出世，禀着他纯洁无垢的心灵，张着他天真莹亮的眼光，在这污浊的人生里重新掘出精神的宝藏，发现这世界崭然如新、光明纯洁，有如世界创造的第一日。这时不只我们的肉眼随着他重新认识了这个美洁、庄严的世界，尤其我们的心情也会从根基深处感动得热泪迸流，就像浮士德持杯自鸠时猛听见教堂的钟声，重新感触到他童年的世界，因为他又恢复了童年的天真！”[9]总之，作家不能躲到自己的作品中为自己创设一个虚假的生存空间而把现实、深刻的东西弃置在一边妄谈什么“审美的超越”，把视线越过现实中的生态现状。文学在生活中，同时也是在政治、道德、信仰的变革中，在进步与落后、理想与现实、光明与晦暗等不同力量的较量中，尤其是这些生活内容与生命、尊严、自由、解放、价值、情感、灵魂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然，尽管“人不只是一个审美主体，而且同时是一个文化的动物，是一个功用主体，在他作一种文化努力的时候，在他为着一种价值奋斗的时候，借用一切可以抓得住的功能为其服务，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10]。当然文学应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张力才能不失其文学性，否则就是文学不能承受之重，会牺牲文学。生态文学在文学精神和生态精神的建构中实现了文学自身的价值，让我们这个时代听到了来自文学的声音，在最质朴的自然事物、最简单的生存现实、最普通的生命那里，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拯救自我和世界的“宏大叙事”中。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荷尔德林语）。在海德格尔看来，“‘拯救’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释放、解放、使……自由、惜用和节俭、警惕地藏匿、由某人保管、照看。莱辛一直强调在‘维护’的意义上使用‘拯救’一词，意思就是把某物放回到合适的、正当的东西中去，放进本质中去，把它保护在那里。真正的拯救就是这种妥为保管、保护。”[11]这也是生态文学的拯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让自然、让生命、让大地、让人的栖居回到它合适的、正当的、本质中去保护起来。然而，如同面对枪炮武装的世界，堂吉诃德的长剑和面对面的决斗方式没有用武之地一样，生态文学作家也无力真正去变革这个世界，他们是今天文坛上的堂吉诃德，只能以崇高的使命感和孤独的执著去唤醒在欲望中酣睡的世人。他们站在精神的高地，把生态现实形象地凸现到对其意义反思的高度，用文字对抗整个的利益团体和观念体系。在欲望汪洋的世界，这块高地随时面临被淹没的危险，生态的危险与世人的漠然及拯救力量的微弱，让他们饱尝不可为而为之的痛苦和末日忧患的悲凉。生态文学写作是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写作，它的悲剧性源于生态题材的宏大、生态灾难的惨烈、生态冲突的尖锐、生态拯救所需要的克制与付出以及这一事业的崇高。尤其是在传统写作被质疑和颠覆的时代，日益被边缘化的文学究竟还有没有足够的底气参与生态的拯救。值得欣慰的是，如今生态文学的写作正成为越来越多作家的主动选择，他们已经把生态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向度。如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苇岸、徐刚、哲夫、于坚、郭雪波、王治安、乌热尔图等人。他们似乎都准备好了与这个破坏生态的世界对抗，毫不犹疑地把笔触伸向人性的解剖乃至社会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否定和批判，那种堂吉诃德式的豪情和勇气让人钦佩。当然，在他们写作的历程中，生态文学的创作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他们的写作能产生多大的现实效应，作家能以多高的精神境界和文化视野来拓展和深化生态的文学表达，如何实现把文学品质与生态内涵的融合等，都需要作家的智慧和才情，生态文学的宏大叙事背景并不能成为作家成功的保证，在文学的生态表达中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