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领导作为决策者，应当注意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因为表面看起来，公司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小了，关系疏远了，政府减少了对公司的指令性干预；实际上，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以另外一种学习本领的方式展示出来，因为公司要细心领会政府的政策，努力争取政府的支持，根据时局调整自己的经营决策。
1.处理好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管理之要：在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争取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使自己的公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每一位中国公司领导人必须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政府与公司，婆婆与媳妇。这似乎已成为许多人的观点。
新的社会，新的形势，自然产生新的关系，政府还是公司的婆婆吗？
看起来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政府维护市场运行，政府调整产业配置，政府调节收入分配；
看起来又不是，公司自找市场，公司自调结构，公司独立核算，公司自负盈亏。
政府宏观调控，公司自主经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政府与公司，已不再是单纯的婆婆与媳妇。
政府，公司的婆婆，又是公司的朋友！
1.向政府要个好“伙伴”
管理之要：商海茫茫，危机四伏，一个公司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试看成功的大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好伙伴，他们之间互补所短，共同发展，从而便增强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与实力。
政府是指导，是灯塔。
政府同样可以是给予者，是奉献者，是“仆人”。在经济大潮中，随着公司日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政府不仅仅是主人，是主宰，政府也是公司的“仆人”，为公司的发展提供资源、资金和各种服务，积极地支持公司的发展。
政府为公司服务。与当今以经济为基础走富国之路是紧密相连的。当今世界，竞争激烈，环境变幻无常，唯有在经济上变成强国，方能在世界格局中有立足之地。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就是因为日本在经济上的强大。所以，各个国家都很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公司作为经济的载体和单位，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政府的重视。
公司的发展需要资金，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公司的发展需要资源，政府可以进行调配。只要公司有活力、有潜力可挖，政府可以为公司开“绿灯”，提供尽量好的服务。
政府为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可以提供给公司资金、资源、土地，甚至良好的伙伴关系，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扶助下，公司可以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只要一心一意把公司搞好，把公司搞活，使公司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可以了。
福建华侨郑荆召、郑荆伦兄弟随父出洋谋生，移居马来西亚新山县，从事种植业。
当时，马来西亚有大片荒芜无人居住的土地需要开发。郑氏为了能在马来西亚有所发展，就向政府申请土地开垦，得到政府的支持。
1926年后，郑氏就相继建了养记园、泗水园、福安园、三壁咖啡店、金联盛、林金殿等垦植农场，范围一直延伸到振林山。振林山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南部，是个闻名东南亚各地的著名港口。当时马来西亚地区实行“港主制”，郑荆召就被封为振林山的“港主”。
就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郑氏兄弟大力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帮助自己的公司，帮助自己的商人，甚至提供武力服务，用以保护自己公司的利益不受侵害。
英国的外务大臣巴麦斯顿曾说过，一个英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保障。英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英国的政治家认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有一条原则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推进英国的国家利益。而要推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就要保护它广及全球的商业，正如小庇特所说：“英国的政策就是英国的商业。”
为了保护英国在南美的商业，托利党的卡斯雷尔政府纵容了革命的政府，而坎宁则答应用英国的海军去保护他们。
英国商人的利益代表英国的国家利益，政府对商人的保护政策，使商人有了坚强的后盾。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司与政府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政府为公司提供各种服务，为公司提供良好的条件，对公司进行扶助，也是因为政府需要从企业那里得到利益，得到回报。
英国的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基于英国可以从商人那里得到金钱的帮助。
政府不是生钱机构，而随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并成长起来的商人却积存了大量的钱财。他们拥有的钱财数额巨大，完全可以资助政府进行各种活动，他们可以借钱给政府，可以出钱资助军队。
政府封商人为贵族，接纳商人进入政治机构，就在于可以依赖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影响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可遏制的政治力量。
所以，当公司接受政府的帮助和服务后，就应时时不忘回报政府，与政府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使政府可以信任并继续支持自己的公司。唯有这样，公司才能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继续使政府与公司合作，为公司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郑氏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开发了荒地之后，郑氏兄弟与政府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郑荆召兴办了一家拥有六、七百职工的振林黄梨厂，这是新马地区第一家自动食品加工厂，制成的黄梨罐头畅销英美各国，马来西亚政府也趁机发展了它的出口业，增加了外汇收入。为了便于运输，兄弟俩又投资开辟了三条公路，还在振林山沿河兴建码头，船只可在振林山停泊，而马来西亚政府不出一文坐享其成，惠而不劳，自然落得帮个顺水人情。
可以说，郑氏兄弟的发展史和马来西亚发展史之间，有着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双方利益均沾，都尝到了甜头。
而林绍良在印尼政府为自己提供各种帮助，使自己的事业取得很大成就之后，他也以自己在经营、理财方面的才干，为政府解决了不少难题。著名的“印尼国营石油公司事件”就是一例。
印尼国营石油公司是印尼一家大型的国家石油公司，原由苏托沃中将任公司总经理。遗憾的是，这位将军没能指挥公司到达成功的彼岸，反而负债几十亿美元，眼看要遭灭顶之灾。而且，在苏托沃中将被撤销总经理职务之前，公司通过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布鲁斯·拉普巴搏，签署了一系列租借油轮的合同，价格极不公道。印尼政府决定废除这些合同，并给布鲁斯最低额的赔款。但布理斯在船东的支持下，坚持要印尼政府覆行合同，并拒绝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形势对印尼政府十分不利。苏哈托总统把这个大难题交给了林绍良，全权委托他去同布鲁斯谈判。林绍良胸有成竹，寸步不让。布鲁斯被慑服了，不仅不敢与林绍良硬碰硬，而且同意取消前约，准备接受赔款。经过几番较量，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战，终于在足智多谋的林绍良手中结束了。
林绍良凭着自己的才智，不仅仅解决了印尼政府的难题，而且维护了印尼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更加深了自己与政府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一个公司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离开政府的帮助。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力服务下，公司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后盾。做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支持，必然事半功倍；而没有政府的支持，则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
所以，优秀的公司领导者，都善于利用政府的服务和帮助职能，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
2.政府的信息就是财富
管理之要：政府由于其职能所在，会根据政治和经济环境及国际大气候的变化随时做出政策性调整，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引导公司的发展方向。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政府都可以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为公司提供信息和决策上的指导。特别是在我国，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论哪种公司，都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不仅是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和调节者，而且国家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因此，公司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
政府由于其职能所在，其外交关系十分广泛，政治嗅觉灵敏，会根据政治和经济环境及国际大气候的变化随时做出政策性调整，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引导公司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及早并准确地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谁就能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
“糖业大王”黄仲涵的事业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利用政府的信息资源。黄仲涵家族是蜚声国际的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其建源贸易公司也是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著名的华侨商业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早在19世纪末，荷兰殖民政府就积极笼络黄仲涵，并任命他为“腰玛”，这是当时荷印殖民政府假手华人管理华人事务的最高职位。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黄氏家族与荷印殖民政府上层人物交往密切，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当然更加灵通和广泛，从而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上更有目的性，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东南亚糖业兴旺，许多华人蜂拥而上，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糖业公司，致使砂糖供过于求，糖价大幅下跌，很快，许多公司跌入困境，黄仲涵也难于幸免，损失严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这非常时期，黄仲涵却大量收购所要出售的原糖。这是为什么？原来，黄仲涵利用关系之便已从上层部门获悉了政府决定干预市场的决定。果然，不久，糖价便开始回升，黄仲涵的建源公司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黄仲涵正是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和他所了解到的政策性信息，率先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政府的信息不仅表现在指导性的政策方面，也表现在商品信息、消费消息、资金信息等等诸多方面，最关键的是看公司领导人能否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从中获得珍贵的信息。
广汉涤纶厂是一家国有中型公司，而同样规模的涤纶厂在全国有100多家，其市场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不幸的是，广汉涤纶厂地处四川内陆，而其主要客户却远居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市场遥远，信息不灵通使该厂的发展增加了难度。怎样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怎样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取得发展呢？为此，涤纶厂的领导马上想到了政府，并很快争取到了政府的扶助：政府积极通过各种关系为涤纶厂提供供需信息，寻找合作伙伴，并帮助公司调整生产计划。最终，涤纶厂在政府的帮助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没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反而占有了广阔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的时代是技术与信息的时代，没有技术与信息，任何一个公司都难于立足于商品经济大潮，所以，公司领导人必须努力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获取和分析各种信息，用来指导生产。在获取信息的各种渠道中，千万别忘了政府这一特殊机构，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信息就是财富。
3.政府的协调作用
管理之要：有市场，就必有竞争；有竞争，就必有同行间撞车的可能性；有撞车，就有被撞翻的可能性，至少是两败俱伤。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竞争愈演愈烈，公司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需要自己去严肃面对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多，这就好比在风浪骤起的大海上，众多的小舟为了能够飘浮在大海上，都在拼命地与恶劣的环境进行搏斗，以免被风浪打翻或被其他小船撞翻。那么，如何增强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呢？有时，政府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河北与京津地区，韩建集团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建筑企业，已获得了巨大的建筑市场，韩建集团的广告标语牌已随处可见。然而当初，韩村河地区的建筑者只是零散经营，大大小小几十个建筑队，虽然人数、设备也不少，但终难成大气候。为什么？承揽工程，总是以小建筑队的名义，实力弱，信誉低，难以揽到大工程，甚至有时自己还会碰车，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益。
怎么办？各建筑队的领导人在思考，韩村河村委会的领导们也在思考，他们看到了本村公司继续发展的缺陷。经过分析、探索，经过讨论，在村委会的协调下，他们一致通过决定把韩村河人经营的建筑业联合起来，组建韩建集团，以乡镇公司的名义参与市场竞争。这样一来，一夜之间，韩村河人以崭新的阵容出现在京津地区。
韩建集团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政府在市场中对公司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配套政策、法律还不太完善，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所以，利用政府协调本公司与各方面的关系，是公司在利用与政府良好关系时一个绝不可忽视与轻易放过的方面。
有市场，就必有竞争；有竞争，就必有同行业间撞车的可能性；有撞车，就有被撞翻的可能性，至少是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得到政府的支持，利用政府的协调作用来减少或消除这种撞车现象带来的损失也是公司领导人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此我们以德国的汽车工业加以说明。
德国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与大众公司是享誉世界的两大汽车公司。几十年前，两家公司都将自己的产品定位在豪华公务用车上，并不断推出自己的豪华轿车产品，争夺市场相当激烈。为了争取消费者，占领更大的市场，两家公司不仅相互攻击对方的产品，甚至不惜大幅度降价，有时甚至亏本销售。结果是，不仅奔驰和大众两家汽车公司的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外国汽车也乘机打入德国市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激战之后，奔驰和大众的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于是便转而谋求讲和，共同分享市场。双方讲和，必然要涉及利益分配问题，难度肯定不小，很显然，有个“和事佬”来调解是比较恰当的。找谁呢？奔驰的领导人利用他们与政府一直保持的良好关系找到了德国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调解。最后，在德国政府的出面与压力下，大众公司同意将经营重心转移到家用中低档轿车上来，奔驰公司呢，则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维护了自己生产高档轿车的特权。而最终的结果，从大局上来看，也维护了德国汽车工业的整体利益。
利用政府来调解公司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定要分析其可能性与时机，如果双方和政府都希望看到和平解决的局面，那么成功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如果条件不成熟，可能性不大，有条件的公司领导人应当主动争取政府帮助，增加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否则，两败俱伤的竞争发展下去是绝无好处的。
4.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管理之要：凡成大业者没有不重视与政府的关系的，也没有不运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发展自己的。
公司与政府关系如何？
公司归政府管，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
以归属来判断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公司归政府管”，这无疑是正确的。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制度如何，政府都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一国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对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公司实行统一管理。所不同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上的差别。
国家的政府机构具有领导和组织经济的职能。随着经济发展的日趋复杂，就要求加强经济活动的组织性，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协调彼此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的活动，避免其盲目性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对公司的管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众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充分以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
日本，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一旦做起买卖来，政府、公司和个人就会浑然一体，筑起一道水泼不进的坚强的壁垒。这种以国家经济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合作模式，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公司里面，政府对公司进行管理，为公司提供大量的信息和咨询，提出各种建议，进行指导。
日本的通产省就是对公司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部门。通产省对公司的管理为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50年代，日本纺织品出口美国势头正旺，通产省却根据预测，劝告本国民间公司向家用电器部门转移。结果，70年代初，当尼克松宣布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时，日本电器却乘隙而入，占领美国市场。
而在我国，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论哪种公司，都必须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结构。在我国现阶段，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和调节者，国家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对公司管理的范围和深度，公司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都有甚于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公司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与经营者。虽然公司对政府的依赖会发生变化，但是，政府对公司的管理却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广汉涤纶厂是一家国营中型公司，在全国同类型的工厂有100多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该厂又地处四川内陆，主要用户多集中在江、浙、沪、闽等地，市场的遥远增加了该厂的发展难度。
为了使工厂可以存活下去并发展，公司争取到政府的扶助，为涤纶厂收集和提供信息，协助工厂调整生产计划，积极帮助工厂寻找合作伙伴，帮助工厂解决资金问题。
在政府的帮助和厂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广汉涤纶厂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不仅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垮下来，反而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获得了发展。
可见，公司的兴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与政府的关系，公司不重视与政府的关系是不行的。在商海中，凡成大业者没有不重视与政府的关系的，也没有不运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发展自己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为公司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巨大的利益。
1985年，广州汽车集团公司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中信汽车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合资成立了广州标致汽车公司。
然而，“广标”却生不逢地。由于消费者的不认同，“广标”投产12年，远未达到起码的生产批量。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销路不畅，致使它最后资不抵债，成为全国机械行业的亏损大户。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结束与广州汽车集团公司长达12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式退出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广州标致汽车公司正式解体。
是让广州汽车工业就此衰落下去，还是重振旗鼓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标”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建广州轿车工业。
广州市政府经过对德、美、日、韩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十多家汽车生产厂商的缜密考察，帮助“广标”选择出了欧宝、现代及日本的本田，只待最后的角逐，胜者将与“广标”合作，重建广州的汽车工业。
在政府的帮助下，一个公司可以起死回生，东山再起。所以，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一定要建立良好的与政府关系。
建立良好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应采取主动与合作的态度，取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一方面可以主动向政府汇报情况，提供资料，让政府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积极消除和弱化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不能消极地对待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抵触。这样，可以获得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艾柯卡被福特公司解雇了，却被陷入危机的克莱斯勒公司聘为总裁。就在他走马上任的当天，克莱斯勒公司宣布第三季度亏损近1.6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艾柯卡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就是主动出击，紧紧团结经销商，让他们开展游说议员活动，力争得到政府的支持。
艾柯卡首先派人负责与经销商联系，和他们促膝交换各种意见，获得经销商的支持。
经销商一般联系面都很广，他们云集华盛顿，找自己熟悉的议员游说，阐明公司破产将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更主要的是讲清公司的实力与前途。他们罗列了众多的材料证明，在全国235个选区中，只有2个选区没有克莱斯勒公司的经销点。这一细微的论证，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再加上工会等组织的有效活动，到了国会表决时，众参议院都以多数票同意通过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方案。
克莱斯勒公司枯木逢春，起死回生了。这是艾柯卡本人显神通，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积极与政府联系和建立关系，最后出师大捷，使公司东山再起。设立专人与政府打交道，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良好的公共关系，始于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建立私人关系时，循求艺术。对公司来说，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也是很适用的。
良好的私人关系，相互交往，便于沟通政府与公司的情况，提高办事效率。通过与政府中的人员建立私人关系，可以很好的了解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和工作程序、工作人员的作风。当公司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时，就能对症下药，通过自己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公司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林绍良于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早年曾在印尼当花生油推销员。40年代中期，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多次为印尼驻军送军火、药材，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困难，获得“多方面帮助印尼共和国”的赞誉，也因此与包括苏哈托在内的一批印尼军政领导人结下了友谊。
1966年，随着苏哈托的上台，这种友谊对双方来说，都日益显出特殊意义。
林绍良很自然地凭借这种旧谊，得到了政府对自己的大力支持。当林绍良成立波戈沙里有限公司时，公司的创业资本仅有1亿盾，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他28亿盾的贷款。苏哈托总统还亲自主持了这家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的落成典礼。
林绍良就这样凭借着同印尼政府，直至最高当权者的良好的私人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要想真正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还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主，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政策与法令，自觉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管理。
公司与政府的关系的处理，往往集中体现在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有的公司仅仅从本公司的利益出发，不顾社会需要，片面追求盈利等等。其结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良好的政府关系将失去基础，公司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要受到威胁，最终也影响了公司的利益。
现已日益繁荣的河北白沟县是出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但是在白沟发展的过程中，却曾有过门庭冷落，被迫停业整顿的惨痛教训。
白沟商品集散地在建立之初，生意迅速红火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都集中在这买卖商品。但是，在繁荣面前，白沟人未能保持清醒，眼见生意越来越好，有利可图，假货、劣货开始充斥整个市场。由于秩序混乱，管理不严，这里甚至出现倒卖枪支的现象。
这些都严重地违反了国家制定的法规，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最后，白沟也陷入了停业整顿的境地。
所幸的是，经过停业整顿后，白沟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了世人面前，生意又红火了起来。
每个有远见的公司和公司经营者，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主，树立全局观念，使公司的政策与行为符合国家利益和要求。
同样是林绍良，在受到印尼政府的如此优待时，更感到有义务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出力。
印尼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政策的压榨，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1969年，林绍良向政府建议，在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2/3的面粉生产专营权交给林绍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林绍良实现了国内面粉自给的目标，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
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为争取良好的社会表现，是吸引政府注意力、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又一捷径。
1988年元旦之夜，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成立一周年文艺晚会”上发布一条新闻：“凡与上海三菱电梯公司同日出生的市区小公民，即1987年1月1日诞生的均可得到一份生日礼物。”第二天，公司部经理一早来到生日礼物领取处，亲自将礼品送给第一位来领取礼物的儿童和家长，并与其合影留念。
这一出奇的做法，引起社会反响，引起了当地人们和政府的好感，在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以后的发展中，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协助。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就是这样通过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争取良好的社会表现而获得政府的好感的，由此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国家的政府机构具有领导和组织经济的职能。对公司的管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即政府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政府可以指导企业，协调公司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可以监督公司的发展；又在必要的时候扶持和帮助公司、为公司服务。
一个具有远见的公司与公司管理者，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公司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个公司一旦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公司就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来为自己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而政府也乐意为自己所中意的公司提供便利条件、促进其发展。
5.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管理之要：良好的公众形象反映的是公司的整体水平和团队的综合素质。
良好的声誉和形象，是公司活力的来源，因为只有信誉高、形象好，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才能吸引政府的注意力，从而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公司领导者们为了吸引消费者，纷纷打出极具吸引力的广告语：如“我们的风彩，来自您的光彩！”“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一直在努力！”“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广告宣传只能吸引消费者，怎样才能做到一箭双雕，既能在社会大众中间树立美好形象，又能及时得到政府的关注与认可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的一项活动可谓别出心裁。
1988年元旦之夜，由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成立一周年文艺晚会”上发布了一条新闻：“凡与上海三菱电梯公司同日出生的市区小公民，即1987年1月1日诞生的均可得到一份生日礼物。”
第二天一早，公司经理便来到生日礼物领取处，亲自将礼品送给第一位来领取礼物的儿童和家长，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这一出奇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也引起了当地人们和政府的好感，以后，在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的发展中，当地政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协助。
树立公司良好形象，还可通过支持、赞助公益事业，来赢得人们的口碑，最典型的如霍英东，在参加我国35周年国庆时，他捐款1亿港币，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亚运会期间又捐款1亿港币建造了英东游泳馆，除此外还出资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地兴建英东楼。再如曾宪梓出巨资设立的教育基金奖等等。而这些支持公益事业的活动如果能与新闻媒介及时联合起来，其形象效果将会更为可观，1998年夏天，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抗洪救灾文艺晚会上，众多公司领导者云集台下，纷纷亮出了大幅的捐款标语牌，一次次在全国观众面前举牌亮相。为什么那些公司领导者们会如此积极？因为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洪救灾募捐晚会，在这种场合亮相捐款最容易获得全国人民的好感，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6.支援政府资金问题
管理之要：如果哪位眼光远大的公司领导者慷慨解囊，给政府解决一个大的难题，政府自然会领他的“人情”。
政府是权力执行机构，是领导者，既然是领导者，它就是要对全区、全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负责，要建设、要发展就一定需要资金，而资金短缺又是经常遇到的事，资金从哪里来？政府不是生产机构，这就需要它统筹规划，资金不足时想策筹资，这也是件难度很大的问题。而在这时，如果哪位眼光远大的公司领导者慷慨解囊，给政府解决一个大的难题，政府自然会大大领他的“人情”，既然有了“人情”，人家公司需要帮助和支持时，你政府好意思袖手旁观吗？
香港25位大富豪之一的中年实业家徐展堂就是一位胸怀广阔，能够高瞻远瞩的人物。1993年，新中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以外资为主的控股公司，以香港为中心，由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新加坡的40多家颇具实力的公司组成，规模宏大，徐展堂任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先生虽人在香港，对大陆内地的建设却了如指掌，因为他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曾经说过：“内地加快发展，需要香港和海外资金的支持……新中港集团公司的成立，是希望配合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外商在内地及香港两地投资活动，一方面协助外商将资金投入中国，另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加速两地的经济发展和交流，提高生产率……新中港集团公司的使命是开创中国经济的新领域，这也正是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我们集团的期待。”正是基于这种崇高的愿望，徐展堂得到了我国中央领导们的热情欢迎，该集团在北京成立时，首都各界400多人参加了成立庆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拨冗出席，李鹏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徐展堂一行，并以“开张大吉，万事如意”八个大字相贺。
徐展堂许下了诺言，也付诸了行动。当他了解到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目前急需的是解决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瓶颈”问题时，毅然把投资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来。该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投资兴建四川省绵阳至乐山的高速公路。古人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要在巴山蜀水间修路难度可想而知。据介绍，这项工程时间跨度17年，投资需30多亿港元，这令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而徐展堂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勇敢地承担下来，为四川的交通建设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当有人问及为什么做难度这么大的事时，徐展堂说：“我投资内地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办点实事。”他之所以把目光投向四川，正是看到四川人口众多然而交通闭塞，目的是帮助四川尽快地实现经济腾飞。
徐展堂的例子启示人们，做生意，固然是为了赚钱，但作为实力雄厚的大公司，钱应当如何赚的确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徐展堂的投资行为，固然也是为了赚钱，但他没有唯赚钱是图，而是放远了目光，首先是用自己的资金给政府解决了难题，大而言之，是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为日后进一步在内地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7.钱花在让政府欢迎的地方
管理之要：赚了钱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会赚更要会花，把钱花在于人有益，让政府欢迎的地方。
没有钱时为钱愁，钱赚足了愁更愁，以此来形容一些老板们是很恰当的，因为有些人赚了钱后就不知道应该把钱用在什么地方了，于是有的人用各种服饰精品武装自己，有的人沉迷于马场、球场、舞场乃至夜总会，一掷千金，眉头也不皱一下，更有甚者吸毒、嫖娼，最终身败名裂，仍落个一无所有。
对于真正的大公司领导者来说，钱赚得再多，也不会乱花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懂得应该把它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让它变成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为日后更大的发展做前期准备。下面我们来看看“领带大王”曾宪梓是怎么赚钱和花钱的。
曾宪梓先生的家乡是广东省梅县，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1963年定居于泰国。曾先生身居国外，却被香港人戏称“亲中人士”，得此雅号他坦坦然然：“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的确，钱赚大了的曾宪梓时时心系故土，把自己的事业与故乡、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大量的钱用在了支援故乡的建设上。
曾宪梓说自己有三个追求目标，一是发展金利来事业，二是帮助祖国和家乡建设，三是支持祖国的足球事业。当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个春天到来时，他就回到梅县，和太太黄丽群商量决定每年捐赠50万港元以上，帮助家乡重振教育和其他建设事业。
——1983年，他捐资330万元人民币为母校中山大学盖起一座生物系大楼。
——为支持梅县嘉应大学的复办，他先后捐赠370万元人民币。
——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在梅县创建了一所设备齐全的“宪梓高级中学”。
——1986年，在梅州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领带厂——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
曾宪梓没有忘记祖国与家乡，政府和人民也没有忘记曾宪梓，曾宪梓在大陆也得到了祖国人民的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亲自为他写下了“梅州增宪，誉满桑梓”的条幅。
由此可见，赚了钱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会赚更要会花，把钱花在于人有益，让政府欢迎的地方，于人于己，双双得益，何乐而不为？
8.让公司的政策与行为不走样
管理之要：采取主动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公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鏖战商海，要想获得政府的支持，也不妨先对自己的商业举措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除了商业利润之外，是否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有较强的政治意义或其他什么社会意义成分的话，到官员中间去游说，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拥有一片故土”活动是如何获得政府支持的。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活动的展开，美国土地公司发起了一场轰动全球的“拥有一片美国”的商业活动。中国深圳海王集团是此项活动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在中国大陆搞得也是如火如荼，人们争购如潮，各种媒体竞相炒作。对此，海王集团的总裁张思民陷入了沉思：区区一个代理，就制造了如此的社会效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我们自己为何不能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呢？张思民抑制着自己的激动，便去策划一项类似的活动了。
张思民把目光放到了海外，因为海外有8000万华侨，他们对于祖国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和爱，我们为何不把一种载体赋予他们，让他们时刻感受到与祖国同在？于是，便有了“拥有一片故土”的活动的策划。
搞如此大规模的活动，虽说本身很有意义，因为涉及到国土问题，所以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于是张思民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去找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在旅游局里，张思民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先后与七位部委领导人会见，对“拥有一片故土”活动的意义和方案侃侃而谈。领导们被张思民的工作热枕和卓越的商业头脑所倾倒，一致达成了全力支持海王集团的决定。
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活动启动非常顺利，1992年1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了协议，规定：在全国（含港、澳、台）选择36个景点，建立“中华民族故土园”。海王集团出资购买土地，制做证书，向海内外发售，为海外炎黄子孙寄托乡情，怀念故土提供一种方式。
实际上，张思民策划的这项活动的确显示出了其不平凡的意义。证书获得者可以拥有各处故土园各1平方英寸土地，共计36平方英寸的土地使用权；个人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于北京主园内花岗岩墙面上；将个人姓名资料存入“拥有一片故土”工程电脑库中；可以继承、转让“故土园证书”。也正因如此，“拥有一片故土”活动得到了政府、海内外各届人士的热情帮助。1993年2月26日，“拥有一片故土”大型旅游工程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向世界宣布工程正式实施。同年4月，“中华民族故土园”北京主园在北京昌平县奠基，李瑞环亲自为主园揭幕剪彩。海外知名人士靳羽西热泪盈眶；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外孙方伯豪也捐土10亩；一位菲律宾华侨代表海外8000万华夏儿女热情领受了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与此同时，这一创举引起了热烈而巨大的社会反响。随之，国内外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海王集团在北美、东南亚的知名度瞬间提高了许多。
张思民总裁欣慰地笑了，但他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项活动是很难想象的，饮水思源，张思民毅然拍板，宣布证书的销售收入除用于故土园建设外，盈余部分将设立海王故土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在科教文卫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海王集团不收取任何商业利润。
利用政府的支持，海王成功了；活动的利润，海王又回报给了政府与社会。那么，海王获得的是什么呢？是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这又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这笔生意，张思民是赚大了！
综上所述，一切有远见的公司及其管理者，都能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公司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也都会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来为自己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
不过，要想真正地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有一些事情必须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坚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令，自觉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管理，不违法。为什么呢？因为公司与政府的关系的处理，往往集中体现在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有的公司仅仅从本公司的利益出发，不顾及社会需要和人民利益，片面追求盈利等等，其结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由此也破坏了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就要受到威胁，最终也影响了公司的利益。白沟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河北省的白沟是国内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但是白沟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门庭冷落、被迫停业整顿的惨痛教训。
白沟商品集散地在建立之初，生意迅速红火起来，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此地。但是，在繁荣面前，白沟人未能保持冷静清醒，眼见生意日益红火，有利可图，假货、劣质产品开始充斥市场。由于秩序混乱，管理不严，这里还甚至出现过倒卖枪支的现象。显然，这些都违反了国家的法令法规，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白沟不得不陷入了停业整顿的境地。
所幸的是，经过停业整顿后，白沟又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了世人面前，生意也重新红火了起来。
所以，每个有远见的公司与公司领导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树立全局观念，使公司的政策与行为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并在这个前提下，采取主动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公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9.经营战略要时时关心政策
管理之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政策就是机遇。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场席卷世界的大危机粉碎了“传统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各种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充分利用”的美好学说。由此，西方各国政府逐渐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职能，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预示着现代公司不再是与政府行为毫无关系的市场主体，公司与政府之间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经济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时，谁也不再否认政府和公司之间的种种关系。如何实现公司和政界的良好关系，也就成为一些杰出的经营人物所思考、所关注并努力做到的问题。
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密不可分，警示着商界的无数拼搏者，要经好商，必须关心政治、了解政策，必须熟悉政治的大环境。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竞争的广阔领域，正在追赶先进的、发达的国家。毫无疑问，跨世纪的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将积极引导经济的发展，并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渴望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商人，要认识到这个关键点并尽力地了解政策，用好政策，从而自由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展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中华饲料王”的成功之道——“我最关心政策”
1993年3月，在电视碘码栾强光照射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台湾女记者向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发问“你最关心什么”的时候，刘永好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关心改革开放的政策。”
这是一位成功商家的经验之谈！刘永好在谈自己“飞”起来的秘诀时，讲到他是把政策看作机遇，在中国的大气候下运筹每一个“棋子”，使自己的每一步“车、马、炮”都合乎共和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商战中做到左右逢源，稳操胜券。
的确，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处于体制转轨、调整过程中的中国商人，要想使自己的每一步都符合自己和国家发展的规律，纵横捭阖于市场经济大潮，就得下功夫研究政策，吃准“气候”。对商人来说，所谓“抓住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善于抓住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才是商家的致胜之道。
无须讳言，经验往往来自于教训。刘永好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如此地关心政策，乃是因为他曾因之“摔过跤，交过一大笔学费”。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永好的弟兄们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一家电子厂，可当筹集到资金，拿出音响样品时，却被“枪毙”了，开什么黑店？有这种“公私融合”的政策吗？
于是，刘永好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国家每一项大政方针的细微变化：
——政府的文件说到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时，“大力发展”的提法取代了“适当发展”；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里，新进了包括刘永好在内的20位私营公司领导者，而且对他们首次使用了“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的称谓；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同发展”；
——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公司，现在允许同外资公司“嫁接”，小厂还可以公开租赁、拍卖给私人。
目光敏锐的刘永好在思索：这些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市场经济给国家政策带来了新的突破？这种政策变化，让刘永好有一种预感：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已一步步地向希望集团走来了。
于是，在政协会上，刘永好大胆地提出了“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构想，他形象地称之为公私公司的“杂交组合”。
此后不久，刘氏兄弟与湘、赣、鄂等省的七八家饲料厂签订了合资合同，并在一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改造任务，投入生产，现在已办得红红火火。
的确不错，刘永好再一次尝到了吃透国家政策的甜头。于是乎，国有公司雄厚的固定资产、购销渠道和人际关系及技术、管理人才，同刘氏公司适应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机制，商标和资金，组合进新的公司里，并迅速变成了巨大的效益。
可以说，时时刻刻地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使刘永好在商战之中总能把握决胜先机。相信这位“中华饲料王”——刘永好的经验一定会给许多中国商界的后起之秀们以深刻的启示。
当然，国家大政策，对于商人来说，自然是利益攸关。但是，也有不少商界的投机人士，视国家政策为无物，甚至热衷于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正如打篮球必须遵守球场上的规则一样，在中国的市场上做生意就不能偏离国家政策规定的轨道，否则难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了合法经商的大好时机。
（2）“我相信中国的政策”
有些商人热衷于从事效益高、来得快的生意，比如房地产业。但由于缺乏对国家大政策的预见和理解，往往吃了不懂政策的亏而大伤元气。
例如，1988年全国治理整顿，政府又三令五申停建楼堂馆所，不少投资房地产开发业的商人，望着被迫停建的建筑而痛心不已，无所作为。而被称为“商界奇才”的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却在治理整顿的政策确定以前，从早期的房地产业转向长线投资的旅游业，以短养长，获得了长期的效益。
而这一切无不根源于他对国家政策的深刻把握。罗忠福坦言承认：“无论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短短几年，增值千倍的奇迹。我的公司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成长的。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作为一个私营公司领导者，他深知没有人做后台，必须自己去干，从干中了解产、供、销，从干中去体会、钻研国家的经济政策，以保证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人的眼中简直就像谜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很多人因此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而以“101生发精”起家的北京富豪李晓华一直关注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在许多香港房地产巨头因为吃不准中国的未来局势和政策而纷纷调整投资方向时，看准了时机，抓住了最佳机遇，投入大量资金收购香港“楼花”。后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变时，香港的“楼花”迅速升值。李晓华见好就收，全部抛出，稳稳地赚了一笔。
有人说李晓华房地产一战“赌”赢了，称赞他善于把握时机。李晓华却说，主要是因为他相信邓小平开放改革的大政策不会变，是国家的大政策让他走向了成功。
（3）掌握政策，才能做大生意
作为一名具有国际战略意识的中国商人，就应当了解我国当前在对外贸易中所制定的国策，结合本公司的实际，灵活对待才能取得成功。
譬如说，1997年10月初，我国决定再一次降低部分进口家电的关税，如彩电等。对此国内一些名牌彩电的生产厂家由于早已占领了国内大部分市场，因此，可以做好迎战“洋货”的准备，与之一比高下；而对某些生产彩电的厂家，由于没有自己的名牌，平时多靠组装而生存，因此，一旦世界市场上的“洋彩电”以国际价格（一般远远低于国内价格）涌入中国市场时，这些厂家难免受到猛烈的冲击而面临破产倒闭的结局。
因此，不同的生产商们应当结合本身实际情况，根据国家大政策来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生产结构，力争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扬长避短，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
可以说，任何时候，商人与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善用政策者，可以做到家国两利。
有人问，在中国做生意，怎样才能稳操胜券？答曰：抓住机遇。
但机遇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抓机遇左右逢源，有人却与机遇失之交臂？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策就是机遇。只要你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你就等于抓住了成功商人们的取胜之道。
10.从政治契机中把握发展商机
管理之要：善用政策者，可以做到家国两利。
茫茫商海，瞬息万变，有的人如鱼得水，一帆风顺；有的人虽然屡次失败，但偶得一机遇，抓准时机转危为安；而有的人虽全心投入，却从未尝到过成功的滋味。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商场如同战场，有的人坚信，只要我有实力、有市场，那么，我就会发大财。但他却忽视了周围环境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我们在找市场的同时，还要放眼四方，注意四周的大小气候，利用周围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1997年5月中旬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扮演了一次“超级推销员”的角色。这位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历史包括唐诗宋词颇感兴趣的总统，在访问过程中高扬文化的旗帜，言谈举止中处处表现出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莫大钟情。结果，希拉克的中国之行，使法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为重要的是，希拉克的衣袋里揣满了各种协议和合同，其中包括一项中国购买30架“空中客车”飞机的合同（价值15亿美元），一项关于生产100架飞机的框架协议，中国还同意向法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开放市场。
这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典型。我们看到，商家正是在“找市长”的举措下找准市场，才获得了如此高额的利润。那么，我们还能再坚持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的观点吗？
作为一个公司领导者，应当在寻求市场的同时，也要“找市长”。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自主权交给公司，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的竞争有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
那么，面对当今如此好的市场环境，公司领导者们该做些什么呢？
既然有了自由寻找市场的权力，公司领导者就该“聚宝敛财”，把自己的产品展示给市场，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在这个寻找市场的过程中，就应该“找市长”号把脉络了。
我们都知道素有“中国魔水”之称的“健力宝”，已经风靡全国，甚至在国外市场也有一席之地。有关专家预测：20世纪末的中国饮料市场，将是“健力宝”与美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殊死决战。为了同“两乐”逐鹿于华夏，“健力宝”又出新招，策划了“百万大酬宾”活动。
最初，“健力宝”把广告宣传重点放在广东，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汕头、湛江等地区报纸上搞了个投入数百万元的“广告轰炸”。然而轰炸过后；复归平静，广告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应。为什么呢？健力宝人百思不解，急匆匆地赶赴广州，请来了“岭南策划家”王志纲。
王志纲一番“诊断”之后，当下指出“病因”：定位不准，方向有误。
他问策划人员：“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媒介是什么？”
有人答：《人民日报》；有人答：《羊城晚报》。
“错了！”王志纲微微一笑，“发行量最大的是新华社的《半月谈》，每期500多万。”
王志纲又问：“你们知道《半月谈》的读者对象吗？”众人摇头。
王志纲告诉他们道：“《半月谈》是中国基层干部的必读教材，许多生产队长、班组长就是靠它来做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政治学习的。”
王志纲开出“药方”，“百万大酬宾”的广告攻势要转变方向，实行“中央突破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半月谈》与《望》两种时事政治类期刊，推出“百万行动”。如此可一石三鸟——从政治上，增强“健力宝”的可信度；从效果上，广告具有了某种“文件”的色彩，可直接参与基层政治学习活动；通过人们的讨论、评说，使之成为一条超级新闻，形成超级话题，从而引发“超级大购买”的热潮。
“健力宝”总经理李经伟照“方”施“药”。不久，《半月谈》、《望》相继刊出了“百万大酬宾”彩页广告，几百万本时事小册子如春雨润物一般洒向全国，在各种班组学习会上领导呼吁，群众响应，一时间，“清凉饮料买健力宝”成了一股真正的旋风。
这年秋天，“健力宝”在“两乐”紧逼的形势下，来年的订单比当年翻了一番，高达15亿元。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司领导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就要求公司领导者除了具备高超的管理才能外，还要具备不断创新的意识和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正如李经伟总结他的事业时所说：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有“一架机、一支笔、一张嘴、一个队”开道。“一架机”是电视记者的摄像机，“一支笔”是作家、记者，“一张嘴”是广播电视播音员，“一个队”是包括技术、体育、艺术等人员的一支队伍。要充分地利用“四个一”为寻找市场，求得发展而拼搏。
消费者常说，如今走入商场，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信任哪一家的品牌，也不知该要什么的好。面对消费者这样怕“被坑被涮”的心理，一些商家开始“找市长”来消除消费者的顾虑，从而提高自己商品的信誉。
武汉市几十家商店与质检部门签订协议，请他们上门为消费者进行质量把关。当你走进一个个大型商场，就会发现这里设有质量检验站，质检员可以随时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和咨询，并为他们做商品鉴定。如果是周末、节假日或展销期间，他们组织的打假活动更是热闹非凡。
在辽宁省抚顺市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前，营业员会把一个圆形的激光防伪标签贴到所出售的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怀疑商品的质量，可凭此签来店验货、退货。这家商场专门引进的这种特殊的防伪标签，不仅印有“抚百”字样的激光图案，而且贴到商品上三分钟后再撕下来便自行报废，根本不能再重新贴到其他商品上。这样，一向消费者表明所售商品货真价实；二向消费者保证良好的售后服务；三是防止一些假冒商品冒用“抚百”名义。
这样异彩纷呈的商战新风景，为广大消费者送来了温馨，送来了信赖，“取市场先取心”。对消费者来说，满足了物质方面的需求，购得了称心如意的商品，同时，对经营者来说，既扩大了知名度，也大大赚了钱，何乐而不为呢？
商业的投资机遇是一瞬间的事情，一个好的商业经营者，应该从周围的大小气候中及时地发现投资契机，积极地投入。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1995年度中国十大富豪之首的罗忠福说中国没有100%的商人，而他自己是用50%的时间研究政治，30%的时间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剩下20%的时间则考虑商业上的事情。他将自己发家的“秘密”归结为：赚政策的钱。他说：“许多钱不是靠我的经营才能，而是靠政策赚来的。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1991年初，海湾局势紧张。面对这一个政治契机，许多商人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次发展的机遇，而倪润峰，这位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则天天晚上7时准时坐到电视屏幕前，短短两天，就看出“门道”：海湾炮声一响，石油禁运、石油价格上扬，工程塑料价格必涨。倪润峰立即作出了集中长虹资金紧急订货，购买工程塑料备用的决策，海湾战争结束，进口工程塑料的价格果然上扬40%，长虹仅此一项原材料支出就节约上亿元。
一个好的公司领导者，也应该是一个好的政治观测家、预测家，因为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来自外界的各种因素，利用好这些环境，可以使一个无名公司迅速发展，可以使一个发展中企业稳步大步前进，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也可以毁掉一个公司，使一个公司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可以想象，同样是在这样一个海湾战争的环境下，有多少个商家因为这样一场战争而短缺原料或是因为找不到市场一蹶不振。而“健力宝”的创名又与外界的政治因素不无关系，“健力宝”的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在“健力宝”之前，当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时，升国旗奏国歌，而运动员手捧的却是外国的饮料。因而，国家体委委托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试制一种含碱性电解质的保健饮料。由于有风险，几乎没有一家饮料厂愿意投产。机遇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李经伟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带领科研人员不分昼夜，历时10个月，经过120多批次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方，开发出了中国特色的高级新型饮料——健力宝。
紧接着，李经伟从体育界朋友那里又获得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参加23届奥运会体育代表团决定自带国产饮料赴洛杉矶参赛。李经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1983年11月把精制的橙蜜型健力宝送到北京，参加首批国产运动饮料评选。经鉴定，健力宝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良好的功效，被指定为参加奥运会首选饮料。
当中国女排以三比零的悬殊比分击败夺标呼声颇高的美国女排，夺得中国队的第15块金牌时，敏锐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运动员自始至终喝的是“健力宝”，而不是“可口可乐”。《东京新闻》发表一条爆炸性消息：“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说“在开发运动饮料方面完全可能发生一场革命！”
“健力宝”和中国的15块金牌一起轰动了奥运会。“健力宝”被称为中国的“魔水”。而驰誉体坛、风靡海外的中国“健力宝”甚至使美国“可口可乐”受到挑战。
世界不属于哪一个商家，如果要想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求得发展，那么，商家要以坦荡的胸襟、敏锐的眼光，不仅寻找市场，还要放远眼光“找市长”！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会在汹涌的商海中扬帆疾行，所向披靡。